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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被列“最无前途城市” 温州原市政府智囊发文驳斥 [打印本页]

作者: 小五子    时间: 2016-10-28 07:41
标题: 被列“最无前途城市” 温州原市政府智囊发文驳斥

        9月26日至10月24日,财经评论员叶檀在网上分次发表了《我眼中最无前途的十个中国城市》,以人口流失、城市国企主导行业、人均财富占有量和教育水平等为衡量指标,将长春、哈尔滨、大连、大同和温州等10个城市列入。该组文章被大量转发,引起了强烈争议。

  10月27日,温州本土经济学者马津龙、谢浩在“掌上温州”客户端上撰文,反驳叶檀将温州列入最无前途城市。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询发现,马津龙和谢浩都曾担任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是温州市政府的经济智囊,也是近40年来,温州从改革开放之初草莽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标杆城市,以及当地经济历经起伏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温州曾多次遭遇极端化褒贬

  叶檀在《我眼中最无前途的10个中国城市》中,谈到为什么将温州选入:“温州人有前景,不等于温州有前景。温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温州城市缺乏规划,基建不太好,以前这一景象受人称道,小政府才能发展起大市场。当城市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起码说明此处缺乏规划发展的自组织能。现在,温州资金无论炒房还是炒股,以凶猛的赚快钱为主,这说明温州人存在恐惧心理,以规避未来的不可测的风险。这样的恐慌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叶檀还谈到温州人圈子相对封闭,以前作为信用圈互相支撑的基础受到称道,“现在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大型经济周期转变,老乡的信用担保体系会从如履平地变成火烧连营,一场大火就能烧掉担保体系。温州金融创新曾经那么受重视,但到现在为止,温州的金融创新并没有取得重要成果。温州人有钱,地球人都知道。但从本外币存款来看,2015年温州人均10.51万元,远不如绍兴和宁波,跟唐山这些城市差不了多远,宁波人均本外币存款20.67万元,绍兴13.99万元,金华12.63万元。再看教育,温州虽然有8所高校,只有宁波的一半,嘉兴也有10所。又一个问题是,温州的资金为什么不能在三十年里积聚起足够的教育资源。”

  澎湃新闻注意到,其实,温州人的财富外溢,30多年来一直循着趋利的路径。以2003年为例,当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显示,温州总人口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这种特有的人口分布,在催生温州人全国投资的同时,无疑会摊薄本地的货币存量,但这也似难证明温州人财富的“落后”。

  “对温州人极端化的褒贬评价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温州和温州人从未被质疑与唱衰所击倒。回顾28年来温州人艰难的财富之路,随着市场改革大环境的起落,舆论对温州人的褒贬也随之起落。此一时致富典型捧上天,彼一时污名化痛踩到底,但温州从来如荒原上的杂草倔强生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告诉澎湃新闻,1978年~1985年温州改革伊始,关于“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的言论不绝于耳,温州人被讥笑成细菌,温州则被污为传播瘟疫的“瘟州”。1998年后,中国开始住房制度改革,温州人又以先行者的角色投资房地产领域,于是温州人似乎成了过街之鼠,谈到“炒”必提温州,炒房、炒媒、炒大蒜、炒红酒,温州就此被污名化。2011年起,随着所谓老板“跑路”事件升温,温州人再次被深挖了出来。甚至有学者称:救温州就是救赌徒,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

  胡宏伟被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南存辉称作“‘温州模式’最深刻的研究者”,其长期观察温州,并出版《温州悬念》、《中国模范生》等与温州有关的著作。

  近年GDP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

  对于叶檀将温州列入“最无前途城市”,马津龙撰文称,叶檀所说“温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耐人寻味。温州发展最大的特色,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当地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当时的现实条件,率先进行制度创新从而神奇般崛起。温州制度性先发优势的弱化,既与中国改革一定期间的徘徊和难以深化有关,也与深化阶段的改革方式,需要从局部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有关。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曾经的领跑城市,温州理应继续在深化改革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但任何城市的发展,终将由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所决定,这里既包括该城市的比较优势,也包括发展局限。过高地期望温州始终保持特定条件下的超前创新和超常发展,也是不切实际的。温州的发展与改革高度相关。曾经的发展得益于改革的率先创新,后来的停滞也与改革的滞后有关。只要改革的前景乐观,温州没理由悲观。

  谢浩也发文表示,叶檀自己后来说这样写是为了这些城市更好地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所有这些城市里的人,都应该感谢作者。只是,文章落笔缺乏理性分析和建设性意见,而是径直立论。如果没有充足的数据和事实并进行理性分析,或者就某些城市遭遇一时的困难进行分析,就对城市前途下断语“最无前途”,那肯定是不妥当。

  谢浩认为,对于其他城市,我没有发言权,而对于温州改革发展的过程,工作经历造就了我见证者、参与者、研究者合一的独特优势和发言权。对于“最无前途城市”一文中“温州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的观点,文章并没有准确地点到温州发展的主要特色,只是举了城市缺乏规划、温州人圈子、教育、有钱、文化等几个方面。至于她所举的这些方面是不是温州发展的桎梏,其实大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如果由此推论出“最无前途”,显然是草率的。同时,将温州与深圳、北京等移民城市做所谓的比较,这本身就立不住脚,这里也无需讨论了。文章是这样说的——“只有深圳、北京这样的移民城市才能合最优秀的人才之力,而在温州当地却很难做到,温州不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城市”。以这种推论方法推论某城市“最无前途”,那就几乎让人怀疑文章作者的本真了。

  谢浩还称,“最无前途城市”一文以“人口流失、只有几个国企主导、人均财富占有量低,教育相对不发达,相应的消费数据较低”,作为其筛选的标准,这里就更加暴露出作者对温州改革发展的历史了解过少。温州向来以“走出去”闻名于世,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占有量一直以来就是大多数,以前人均财富占有量、消费数据等本来就低,如果就凭这些作为评价城市“最无前途”的标准,那么又怎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发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从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城市走向令全国瞩目的“有前途”,创造了具有全国性、典型性、奉献性的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市场经济发祥地的呢?

  对于叶檀的文章,温州本地媒体《温州商报》在10月26日也刊发了回应文章。该文用数据回溯了温州的发展:改革开放前30年间,国家给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占国家对浙江全省投资总额的3.24%,仅为宁波的1/4。也正是这样的条件下,温州创造了无数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全国第一;不良贷款连续第三年“双降”,自2012年以来,全市累计处置银行不良贷款近1500亿元,逾期贷款占比创近三年内新低;2012年以来,温州GDP增速从全省垫底逐年提升,到今年9月份,实现GDP同比增长8.3%,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三……

  “我认为对于温州是否还有前途的判断,不能只基于眼前的阶段性表象,更不能主观臆断,而需要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去分析。叶檀文中所提及的其他城市大多曾经资源充沛、优势独享却走入了困境,而温州原本是一个资源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贫困之地,却通过自身率先改革领跑绝地反击,一跃成为中国的财富之地。过去温州靠自己的倔强拼搏抢得改革的先发优势,今天各地改革风起云涌,温州受地域、资源的客观限制,改革的现对优势弱化,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永远能够始终保持百米冲刺,这是对温州的苛求。事实上,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性城市,温州经受了更加彻底的市场经济洗礼,改革的基因早已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温州当然也会遭遇新的挑战和阶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风乍起,便又是一片灿烂。”胡宏伟向澎湃新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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