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昌：中德比较看温商群体价值一
杨佩昌：中德比较看温商群体价值2008年11月24日 18:50中国商人【大 中 小】 【打印】
杨佩昌：中德比较看温商群体价值
温商崛起与汉莎同盟—自由是商业发展的基石
中国商人：您对温州商人整体的印象如何？
杨佩昌：给人感觉是温州商人的逐利性太明显了，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温州炒房团肆无忌惮的活动，把房价炒得老高。还有他们在矿产资源行业的大量投资，这是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的。从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看，我会感到不舒服。但是你如果从一个学者的眼光来看，这样做有他的合理性。温州商人这样是为了他的利益最大化，同时也是目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也算是趋利避害。当前出口环境恶化，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使生产型企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温州资本在此情况下及时逃离出来，这是聪明和无奈的选择。
我们一定要透视温州商人这种行为背后到底是为什么？这就让我想起德国在十二世纪的情况。德意志北部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的商人，他们看到在英国的巨大经济利益，蜂拥而上，很快在英国商业交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十五世纪后退回德意志境内。这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
中国商人：这些德国商人当时主要从事什么产业？
杨佩昌：他们起初从事小手工业，然后才涉及到借贷，进入金融领域，连英国的国王都曾向他们借过钱，他们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最富有活力的商人群体之一。
中国商人：这个商人群体叫什么名字？
杨佩昌：刚开始还没有统一的名称，他们多半来自在北德和西部地区，因为这里是近海地区，海上贸易便利。 我们知道，直至1871年德国才正式统一。在这之前，国家四分五裂，大大小小有300多个邦国和自由城市，虽然也有个名不副实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那时，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才是维系商人群体的主要纽带。由于各邦国战争不断，政府在海外和内地都无法对商人提供政治上的保护，所以商人只有成立组织来进行自保。我觉得这跟温州商人有一些共同点，在温州商人刚开始尝试自我发展时，当地政府有一度时期持怀疑和限制的态度，其客观效果是商人的商业活动得到不到支持和保护。
中国商人：这个地区正式的说法就是“北德地区”？
杨佩昌：对，以吕贝克为中心，包括汉堡、不莱梅、科隆、罗斯托克等北德和西部地区。当时政府没有办法提供支持，商人只好自发建立各种商业行会。所以从政治上来说，当时的政府处于无为状态。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正是在德国政府处于无为状态的时候，是德国商业发展非常快的一个时期，即德国的十二世纪。
德国商人在没有后援情况下的自我发展，商业行会的宗旨当然首先是自我保护，其次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减少内部竞争、一致对外。在英国成立了很多德国的异地行会，它纯粹是地理概念上的德意志商业行会(无法称呼为德国商业行会)。这些商业行会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也在北德地区逐渐建立，它们尝到了行会的好处，成为德意志商业快速发展的有力保障。
中国商人：这些商业行会，有什么特点？
杨佩昌：首先是它的权威性，你加入行会之后，所有里边的规范都是要强制执行。其次，这些商业行会除了必须遵守的行会制度，在更高的商业道德层面对会员有刚性的约束，比如你的产品质量没有达到要求，就不能拿到市场上销售。
这些特点延续到今天，当今德国的行业性协会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些宗旨。通过制度性的约束，使得德国商业行会内的企业产品信誉度得到很大的提升。
最有意思的是，这些商会起先还只是商人之间的组织，后来有一些城市、邦国也陆续加入进来，最终形成以吕贝克为中心的汉莎同盟，因此汉萨同盟实际上是行会登峰造极的产物。 因为“汉莎”这个词，本身就是群体、行会的意思。汉莎同盟的势力，到了13-14世纪，得到空前发展壮大，它拥有自己的舰队，可以动用武力保护同盟成员内外的商业活动，甚至可以影响到丹麦、瑞典等国家王位继承人的更迭。
所以我们观察温州商人自发成立的商业行会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联想到十二世纪北德地区汉莎同盟的演变过程。它们在全球经济史中有重要的研究和比较价值。
法制完善是中小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信心保证
中国商人：从比较的角度看，温州商业群体的出现，温州模式的形成过程，与中世纪北德地区出现的汉莎同盟，从经济学的角度能否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杨佩昌：首先无论温州商人也好，德国商人也好。一开始他们都是发展手工业起步的，纺织工业占很大比重，还有食品和工艺品等等。在国家政权尚未统一之前，300多个邦国内部关卡林立，不利于手工业品在境内的流通。对于处于沿海的北德地区来说，还不如把这些商品销往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当时英国的发展程度高于德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和消费能力也超过德国。销往英国及北欧地区的德国商品赚取的利润要高于德国境内。
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逐渐从手工业开始涉足城市金融，由简单的借贷发展为实力雄厚的金融团体，在英国及北欧国家的金融界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总结一下，当时德国邦国林立，不利于商业活动开展的情况下，北德商人通过商业行会迅速把商业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北欧地区、甚至俄罗斯等国家。德国商业行会在那时就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影响到各行各业，纷纷建立自己的行会。比如现代的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y”，意思是“教师和学生行会的共同体”，这其实也反映出汉莎同盟的实质：商业行会共同体。德国社会各方面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德国无论哪个行业都有它的行会，发展到当今，在德国这样一个只有8000多万人口的国家，它的各种商业行会的密度和规范程度，远高于中国，这和它早期的商业历史传统有密切联系。
第二，传统的德意志商人，其经济活动的快速发展，跟德国有良好的法制意识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在局部区，它的商业环境非常稳定。
举个例子，德意志帝国时期，威廉一世在波茨坦建了无忧宫。无忧宫旁边有个小作坊主，他用风车来碾米。威廉一世认为风车影响了无忧宫的形象，限令作坊主将它拆除。
作坊主不干，威廉一世便派人强行拆除。作坊主一怒之下将威廉一世告上法庭。经司法裁决，皇帝败诉，只好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给他建了一个风车。多年以后，小作坊主管理不善，无法经营下去，皇帝也换成了威廉二世，他去说服威廉二世，请求收购自己的碾米厂。威廉二世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还给了他一笔资金，让他继续把风车保留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还会在波茨坦看到无忧宫旁边有“不伦不类”大风车的原因。
威廉二世这样做的理由是：这个碾米厂的大风车已经成为德国法制精神的象征，因为无权无势的小作坊主可以告皇帝，并且还能胜诉，你无法不坚定对德国法制的信心。
杨佩昌老师是一个专门研究德国的学者，对德国的了解非常透彻，对德国与中国的比较分析，观点独到权威。
因为杨老师是我的网友，虽然未曾谋面，但他的文章，我都拜读过。
欧洲华人经济需要这样的学者显现，
也需要更多这样的学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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