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质量人才培养，中国制造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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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钢 发表:2012-09-02
引子：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任给了中国
1.“质量世纪”是否属于中国？
2.中国质量人才培养的窘状
3.人才的缺失必然造成中国制造的“迷圈”
a)答案是：“零缺陷缺失症”
b)缺失的后果，是“刹车系统”失灵
4. 质量教育促进美日经济的复兴
a) 美国再次被迫踏上“质量变革”之路
b) 美国政府大力推进国家的质量变革工作
5. “中国品质”的质量人才培养策略
引子：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任给了中国
如果说改革开发30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实践着“白猫黑猫”理论，踏踏实实抓生产、雄心勃勃“赶学超”，并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话，那么，一场金融危机带来的“完美风暴”，则以吹枯拉朽之势让我们一下子看清楚了许多一直模模糊糊的全球政治经济景象。
原本日本人是靠制造起家的，但十余年来努力向高科技和服务业转型，至今不见起色；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老牌制造强国，已经成功地放弃价值链中下游（制造）而稳执上游（研发与营销），理论上似乎赢得轻松、风光无限；制造大国美国走得更远，不仅比欧盟的朋友做的漂亮，而且在管理创新方面、尤其是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让全球望其项背而泣于隅。
而我们中国，则像牛一样地专注于制造，虽然受到欧美价值链两头的挤压，却勤勤恳恳工作、实实在在生活，一点一滴地积聚着财富、走向“牛市”。
如今，随着华尔街圣殿的轰然倒塌，欧美日突然发现他们的好日子是建立在“虚拟经济”之上的，而“实体经济”的机能已经快要丧失殆尽——原来他们一直在练就价值链两端“多吃、快跑”的本领，却发现中端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出现功能紊乱。他们想重拾旧河山，却发现自己早已自废武功，已经不会或不能“制造”了。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 的话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死了！”
反观中国，作为世界银行排名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以实体经济的典范，不仅续写了国富民强神话，而且提升了全球百姓的生活品质。于是，全球惊叹：中国是真正的制造大国，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而且随着她向制造强国转型，也必将制约着他们的“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
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巨大机遇。
美国著名的质量专家朱兰博士（J.M. Juran）曾经在《质量管理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如果说20世纪是生产力的世纪，21世纪则是质量的世纪。”
一、 “质量世纪”是否属于中国？
中国正处在百年来最巨大的变革历程，“中国制造”必将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来自欧美日各国的重重阻碍与种种挑战，我们只有坚定地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走“中国品质”之路，才有可能引导企业提升全球的质量竞争力。因为正如克劳士比先生在《20世纪质量管理简史和未来的解决之道》中说的：“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未来的质量，将不只是“最好能有”而已，质量将是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管理层将必须促使质量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为日常的工作。”
与欧美日相比，我们的企业缺乏全球化战略格局，缺乏技术和专利，资金、人才和能源等资源严重不足，加之西方列强仍未摆脱“冷战思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曲解和指责者多，极大地限制了传统“中国制造”的国际生存空间，与国家的形象严重失衡。但，有一个捷径，而且既可以得到认同和帮助，又可以为消费者、股东和员工带来价值，那就是：质量突围。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崛起之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质”，从“质量管理”到“管理质量”。
历史是面镜子：当年美国人教日本人学质量管理，后来，美国人反过来向日本人学质量管理；如今，我们向全世界学质量管理，必定有一天，全世界都向我们学质量管理。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伟大民族崛起的背后，没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不能理解：缺少伟大的质量思想和方法的中国产品，何以能够支撑起这个伟大国家的品牌形象！
早在1997年，管理大师德鲁克（Peter Drucker）即断言：“过去十年，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书市；未来十年，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
这一切的基点：质量人才的培养。
二、中国质量人才培养的窘状
风水轮流转。当年朱兰博士是寄希望由美国人来主导“质量世纪”的，但不经风雨难见彩虹，未来世界将会必然做出这样的抉择：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担和希望寄托在“中国制造”身上了。
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去应对”而是“如何去应对”的问题。那么，自身检讨一下：我们到底缺少什么？答案是：人才！如果说作为人口大国所产生的优势造就了“生产力时代”中国制造数量上的辉煌，那么，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确保中国制造攀登“质量世纪”的高峰。换句话说，如果不经过培养，大量的人口将成为缩小中国制造的“分母”，反之，则会变成放大力量的“分子”，成为“中国品质”的推进力量。邻邦日本二战后的“品质崛起”就是一个鲜活的实例。正如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说的：“日本经济实力世界第二，是日本普及、发展教育所带来的成就。”
然而，让人震惊的是，目前在我国培养质量人才居然不入主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就质量教育而言，由于质量管理专业一直没有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从本科生教育到研究生教育，都没能够引起主流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的兴趣。商学院则深受华尔街势力的影响，学生多蜂拥选择金融、营销等专业，而很少问津运营管理的，基本上无人对制造业感兴趣，甚至学MBA的目的就是要脱离制造业。拿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为例，长期以来只有1位老师教授运营管理，学生毕业论文每年也只有1-2人以此开题，写“质量”的基本为0。
只是近2年由于企业强劲的需求推动，将近有80所二、三流的地方性大学纷纷开设了与质量相关的课程，比如，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农产品质量与安全，工业工程（质量工程方向）等；一些一流大学只好采取与境外大学合作拿外方学校证书的的方式办学，比如，浙江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的“品质管理硕士”；另外，也有一些大学采取与社会力量办学的方式，比如，武汉大学与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合作开办系统内的“质量工程方向硕士学位班”， 同济大学与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和合作开“工业工程（质量管理方向）硕士班”。
可喜的是，专门从事中国质量检验与计量人才培养的中国计量学院在3年前得到教育部正式批准开设“产品质量工程”本科专业，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国家高等教育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这一专业。而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华尔街大逃离”之后，写运营管理论文的MBA学生猛增至12人，其中竟然有2位用“质量”开题。从中也可看到舆论导向的力量。
就在职培训而言，应分为三个部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质量素养；企业各级管理者的质量管理思维与实践；以及企业质量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培训。
也许由于国家近年来并未强调“质量强国”之策，据统计：建国以来专门的国务院质量工作会议仅仅开过3次，而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依据也多为“做大做强（面子）”的数量指标，质量基本上不在考虑的范畴，甚至还存在着“抓质量没饭吃”的低级错误认识，可以说是从另一个方面助长和放纵了各地此起彼伏地的质量与安全事故，严重损害了“中国品质”的形象、尤其是广大消费者的信心。所以，所谓“质量第一”绝不是说给下属的，她必须是把质量责任赋予组织里的第一把手。
对于企业里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基本上靠国际和本土的各种民间的培训机构在实施。选择范围不可谓不广，竞争不可谓不激烈。但是，由于质量管理或管理质量是一门实践性、工程性和艺术性都非常强的综合学科，故基本上没有几家培训机构能够提供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大多是强调其某一个方面，因此，培训效果大打折扣，更加有害的是，她大大误导了企业的各级管理者：或误认为她是一种意识，在“质量月”搞搞动员和活动就算重视质量了；或误认为她是一种技术，于是就把质量的责任转嫁给了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或误认为她是一种实践科学，无需学习，自己“实践”慢慢做就行了。
正是针对上述种种情形，当年医生出生、企业家背景的质量领袖克劳士比先生（P.B.Crosby）创立了“品质学院”（Quality
College），并独创了一套针对成年人学校和管理干部培训的模式：“质量教育系统”（QES），不仅广泛应用于超过一半的“财富500强”企业以及美国的政府和非赢利组织，还曾为IBM、TI、GM、摩托罗拉和施乐等等集团建立了“品质学院”。在中国，克劳士比学院执着于“致力于把‘中国品质’塑造成为全球消费者信赖的国际新形象”的愿景，10来努力用“零缺陷”的语言帮助中国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从航天（“神五”、“神六”）航空到家用电器，从汽车到钢铁，从石油化工到软件通讯，都能够看到其品质影响力，在业内享有中国品质“黄埔军校”的美誉。
因为我们坚信：中国式的全球质量复兴，是推动完成从“制造数量”向“制造质量”跨越、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质”的跨越的关键所在，同时，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又切切实实地发现了一个长期被遗漏或省略的、也是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制约要素——质量人才培养的缺失。
三、人才的缺失必然造成中国制造的“迷圈”
显然，这种缺失是由另一种更大的缺失所产生的后果——那就是“质量”；而能否有效管理“质量”将直接导致“中国品质”的成败与兴衰。奥运撼世界，神七冲云霄，是实例；“三聚氰胺”兴作浪，乳品食品皆翻船，同样是实证；此外，玩具、药品、乃至医疗等等“质量事故”都在让世人体验“中国制造”的冰火两重天。
几乎每年都有一些获得“国家名牌”称号的企业在质量上翻车，而消费者似乎也表现得很宽容或健忘，从而使得媒体的报道就像上演一出相同主题、不同人物的冗长的电视连续剧——活生生地把所有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和各级政府监管方的通病都在此一一呈现，并被不断放大，直至彻底把其丑陋性的一面暴露在太阳底下。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制造，为何走不出这个怪圈？
1、答案是：“零缺陷缺失症”
这个怪圈，从整体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质量管理或质量的幼稚病而引发的。
首先是认识上的缺失。许多领导干部与企业管理者们对质量管理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质量是检验出来的”质量控制状态，对“全面质量管理”的认识也习惯性地等同于“全面质量控制”，并错误地认为质量是质管人员的事情；随着ISO9000的推广与普及，又片面地以“质量保证”体系取代质量管理，因此，造成现实中产品大量依赖检验与控制，用个别问题的解决替代质量管理本身。甚至迷信检验，造成被检出来一定有问题，没被检出来就没有问题的错误思想。
其次是结构性的缺失。质量原本包含三个层面：物理层面、事理层面和人理层面。分别对应着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它们是一个结构化的“完整性”质量。强调的是抓需求和源头，而非事后的救火和补偿；注重系统的缺陷预防，而非用高压阀按住高压锅。 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基本上停留在这样的状态：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方式是对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因此，不是去建立一个缺陷预防的企业风险管理系统，而仅仅在中端的车间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后端建立道歉、修补和补偿的队伍和机制。显然，这就是我所说的质量管理中的“堰塞湖现象”。实践证明，依靠“救火式”的控制方式，只能玩火者自毙。
第三是系统性的缺失。质量管理实际上是一条以“质量链”为核心的管理系统。就企业来讲，主张的是从客户端到客户端的各个增值环节环环相扣的“符合要求链”；就国家监管部门而言，则是强调一条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链”；这两条平衡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企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链条，使“问责制”有了可操作的平台，也使得市场监管、工厂监督得到有机整合；从而提升政府质量监管人员、企业质量人员的责任感，使其责权利相匹配；让“打假”和“评优”对企业来说不再是商业行为，从而回归质量的本源。同时，这两条链条是产品安全的保障系统，但目前在质量管理中存在着链条系统脱节现象。
最后还有体制上的缺失。就目前我国的政府质量监管系统而言，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造成“市场”与“工厂”、工商业与农业、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等方面冲突，缺乏有效而通畅的监管体系及其信息，使得监管成本居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监管缺乏战略性，做事往往习惯于在技术层面就事论事；而且不善利用法制建设武器，往往出现行政指令代替“质量标准”的情况。
除了上述的四种缺失外，还有一种更大的缺失，那就是价值取向的缺失。企业不知到底为什么存在？使命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于是许多企业只是想当行业第一。当第一又是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
2、缺失的后果，是“刹车系统”失灵
美国企业的主流价值导向是为股东创造价值，日本企业更愿意为员工谋福利，欧洲企业则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那么，中国企业为什么？为做大做强？于是，问题就来了，企业为的是市场第一，不是为消费者，于是消费者被忽视了，员工被忽视了，基层员工流失率非常之高，甚至淡季裁掉了，供应商的利益也忽视掉了，根本谈不上共赢。
在这个系统链条中到底看中谁的利益，不知道！无论国企领导人还是民营企业家，似乎目的都很单纯：名利，而做法也同样简单：做大；越大，就越有影响力，也就越有成功感，越想成为“神”。惟一能限制他们的是政府，但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的关系中又时常变得角色模糊不清。
可见，这种先天的“零缺陷缺失症”，导致中国制造的“迷圈”的形成，而后果则是各方面利益的失衡和各种非和谐因素的滋长——企业拼命地挤上了高速公路，然后把油门踩到底，一路狂奔，不知疲倦…
所以，要想打破这个怪圈，只需要修复长期不用的或重新安装被拆卸下来的“刹车系统”——零缺陷管理系统。只有让油门和刹车取得平衡，松紧适度、快慢可控，方可是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或永续成功的不二法门。
问题是，做到这些的关键何在？也许，日本质量管理之父石川馨道出了日本人成功的秘诀：质量，始于教育，终于教育。而美国起起伏伏的“质量变革”运动又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质量教育与人才培养是经济复兴的关键所在。
四、质量教育促进美日经济的复兴
先看美国：1910年，她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产品；20年后、尤其二战之后更是让全球充满了“美国制造”。究其原因，源于战前所产生的一种“管理的核武器”——“质量控制”技术。那时，美国政府“战时生产委员会”为解决前线存在的一些严重的产品质量问题而成立了一个“质量控制部门”，任命斯坦福大学的格兰特教授（E.L.Grant）和人口普查统计局的戴明博士（W.E. Deming）负责，他们开发出8天的课程，并先从政府承包商开始培训。
其结果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新的工作种类——质量工程师；并于1946年起涌现出许多日后影响很大的民间专业组织——致力于美国企业的质量竞争力提升,以及质量专业人员的资源开发和资格认证工作。同时，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专家和质量大师，其中就包括休哈特博士（W.A. Shewhart）、戴明博士、朱兰博士、克劳士比博士、费根堡姆博士(A.V. Feigenbaum)和格兰特教授。
再看日本：由于自然资源匮乏，需要出口贸易推进经济发展，但其产品虽价廉、品质却糟糕，被贬为“东洋货”，其它国家不愿购买。政府和企业的高层开始意识到：质量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然后不失时机地把质量上升到赶超美国的国家“质量兴国”的战略高度。1946年“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联盟”（JUSE）成立，任务是战后帮助日本的重建；很快，就明确了对日本经济复苏起决定作用的是质量问题，并将她的宗旨确定为：通过解决质量问题提升日本企业赶超美国的竞争力。
从1950年7月始到1990年止，JUSE先后邀请美国专家戴明博士和朱兰博士到日本大量进行企业高中层的质量控制与质量管理方面的培训，对于大大缩短日本与美国的差距、提升“日本制造”的声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戴明博士和朱兰博士先后荣获日本天皇颁发对外国人的最高奖励——“神圣财富二等勋章”。1952年，日本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质量奖——戴明奖，并以戴明的名字命名。
这次东西方的思想的碰撞，不仅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和大师，其中包括石川馨博士、田口玄一博士、大野耐一、今井明，而且还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为全球共享的方法，比如，QCC（品管圈）、QFD（质量功能展开）、DOE（实验设计）、Kaizen（改善）、七个工具、5S、TPM（全面设备管理）、TPS（丰田生产方式）等等
1、美国再次被迫踏上“质量变革”之路
就在日本人励精图治、改善品质的时候，战后一直处于制造业垄断地位且产品供不应求的美国企业，仍然痴迷于大量生产、市场营销和财务绩效。虽然面对德国和日本产品的竞争，媒体不断发出警示：狼来了。可人们似乎都觉得与自己无关。直到1980年6月24日CBS播出一部以戴明博士和日本品质崛起为主题的电视片：如果日本能，我们为什么不能！？人们大梦初醒：美国已经在汽车、钢铁、家电和电子等众多领域丧失了市场的领导地位。
美国媒体严厉地鞭笞商界，正如《商业周刊》的警示：“质量，还记得这个字吗？美国制造业已经远离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辉煌的日子。那时，‘美国制造’傲视群雄，代表着行业的最高水平…而日本却在以惊人的速度提高着所有产品的水平，从电子消费品到汽车和机床，而美国的许多管理者们却在自鸣得意，仍然无动于衷。如今，除了航天和农业这两个领域，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独占的领域几乎不复存在了。对于美国工业来说，事情很简单：不进则退！”
戴明一下子成为质量标志，同时，也使得在克劳士比的新作《质量免费》一书变得洛阳纸贵，并进而成为源于美国并波及全球的“质量变革”的导火索，也使得他创建的“美国克劳士比质量学院”（Crosby Quality College）成为全球优秀企业的管理者的“黄埔军校”；超过半数的“财富500强”企业管理者接受过教育与培训，高峰时期，在奥兰多校区多达万人。
2、美国政府大力推进国家的质量变革工作
1983年召开美国白宫生产力大会，提议实施一项国家质量奖战略。1984年，美国政府将每年的10月定为“美国质量月”，1987年8月20日由里根总统正式签署国会批准设立“国家质量奖”的法案，并规定由总统亲自颁奖。极大地激发出企业对质量管理的热情。涌现出一大批“世界级”的质量标杆，比如，摩托罗拉、施乐、GE、IBM、AT&T、通用汽车等等。
进入90年代，克林顿政府强调在服务业推进质量管理，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政府和教育领域。1991年美国成立推进教育质量改革的“国家教育质量创新组织”，截至到2004年10月，据ASQ的《质量进步》杂志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百余家一类大学开设有质量学位、项目和课程，许多知名大学还设立了“质量管理研究中心”，以协助国家级、尤其是所在的州市设立的各种质量奖励项目。1993年，戈尔副总统亲自推进一项联邦政府质量管理的“行为评价国家法案”。
2002年布什政府推行一项旨在提升了教育品质、提高了教师素质的教育改革法案《有教无类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为帮助其有效实施，美国质量协会因此成了“K-12教育委员会” (K-12教育是指到高中为止的教育体系)，致力于在推广面向中小学生的质量教育，包括组织技能、沟通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创新方法、团队合作与协作方法等；近年来正在积极推行一项“K-16教育计划”，以便向大学生扩展。截至到2008年底共召开了16次“全国教育质量大会”。
许多杰出的“质量人”开始出任政府高官，包括出任老布什政府中的教育部长卡恩斯（David Kearns，曾任施乐公司CEO）、布什政府财政部长欧尼尔（Paul O’Neill，曾任明尼苏达大学“质量领先中心”执委会主席）等。
涌现出一批企业家型的质量大师和质量领袖，比如，克劳士比学院主席克劳士比博士、麦肯锡公司顾问彼得斯博士（Tom Peters）、摩托罗拉CEO高尔文（David Garvin）、施乐CEO卡恩斯、GE公司CEO韦尔奇（Jack Welch）、IBM的副总裁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等等，而且还在实践中总结出许多为全球共享的方法，比如，零缺陷、TQM、六西格玛、标杆学习法、卓越绩效模式、质量文化变革管理等等。
五、“中国品质”的质量人才培养策略
正是基于全球和本土的实践积累，本文才可断言：“中国制造”的春天取决于“中国品质”春花的盛开；而“中国品质”的春花，则取决于质量人才培养的春风，取决于如何有效地把从业人口培养成质量人才。
那么，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呢？为此，本着为人民负责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建议如下：
1、成立“国家质量教育战略领导小组”。在国家“质量兴国、强国”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借鉴美日德以质量创造全球竞争力的最佳实践，从全球发展与国家间竞争的事态以及“中国制造”和“中国品质”的视野与大格局致思，研究中国的质量竞争力地位，制定国家质量人才的教育培养战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级领导干部层面、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中小学生教育层面推进、落实。
2、组建“全国质量教育联盟”。整合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开发一套适应全国国企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架构；同时，成立或整合一家“质量学院”，专门从事干部、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以及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把成熟的做法和最新成果向全国高校、培训机构输出共享。
重要的是，像美国那样在中小学推出“品质生活计划”。质量的背后是诚信。因此，质量的根基也要的从娃娃抓起，将有利于克服沉淀于集体潜意识里的小农意识、培养“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现代素养。
3、建立“国家注册质量人制度”。朱兰大师曾经在《质量史》中指出：如果说“财务”是20世纪的重要管理成果，那么，“质量”将是21世纪的重要管理成果。并殷切希望由美国来担当此任。但是，无论从大势所趋，或是从克劳士比大师和目前仍然健在的“全面质量管理之父”费根堡姆大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来看，历史已经把此重任交给了中国。
我们必须顺应潮流，扛起“品质复兴”的大旗，从“质量”寻求管理上的突破，适时地推出“国家注册质量人制度”：在完整而统一的概念和术语、完善的组织形式和人才结构，以及标准的衡量与评估、改进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用国家注册考试机制整合现存的各种技术层面的专业人员（比如，质量工程师、可靠性工程师、质量审核员等），像企业人、经济人（Economist）、专业工程师和注册会计师（CPA）那样，设立“专业质量人”（Professional
Qualitist）或“注册质量人”（Certified
Public Qualitist, CPQ）国家注册考试制度，进而将推动“管理质量”的完善，发展成为国际注册考试制度，为全球质量复兴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4、建立“质量总监或质量督导师制度”。根据中国的企业管理成熟度现状，参考国际间财务总监监管制度以及我国军品产品质量的军代表制的成功经验，设立“质量总监或质量督导师制度”，从职业道德和专业道路两个方面发展，对涉及民计民生的产业实施强制性委派。如此，既可以有效地落实各类组织领导者“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保护并建立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品质”的信任，同时，又可以大大地激发人们参与全员质量改进的热情，大大地提高专业质量人的成就感和使命感。
5、推广“大学生实习与认可制度”。我国是制造大国，更是人才培养大国，却面临着这样窘迫的情景：一方面是企业急需质量人才，另一方面大学却不培养这方面的人，于是出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如何化解供需双方的难题、走出一条质量人才培养与输出的道路？克劳士比中国学院的实践值得推广：利用现有的校友资源（皆国内外著名企业的中高层质量管理者）和“国际质量人协会”的平台（与美国质量学院和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共建），建立企业实习基地、经验交流会和网络教育平台，针对大学四年级的理工科学生，以较低的价格培养他们成为初级专业质量人，并派到企业实习，同时由校友组成的导师团队对其跟踪评估，直到成功就业，然后得到克劳士比的认可证书，成为协会的会员，继续得到相关的知识更新和经验的积累。
6、把质量加入各级领导干部的“应知应会”目录。建议在各级党校系统增加党政干部“质量管理”（或管理质量”）、尤其是“政府质量管理”的课程，以帮助他们加深对服务与流程、效率和效果的认知，进而从“行政”和“控制”等简单的思维提升到战略和“国家质量竞争力”的层面，将有助于改变自身的形象以及对区域经济建设的督导作用。
7、成立“中国品质智库”。广泛吸收国内外著名的企业人与质量人，以及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中国品质顾问团”，启动国家级的“质量竞争力指数”以弥补国家只有生产力指数的不足；设国际质量专家论坛，定期与党政干部、企业人与质量人进行互动与交流；同时积极地与那些善用“模型”并作“预测”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互动，以其弥补相互之间的不足，丰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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