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华社的融入是一个法制化进程
欧洲华社的融入是一个法制化进程 2013年1月 戴小璋老王挤公车上班，到单位时发现钱包被盗，老李问啥回事？老王惆怅地回忆道：公车上的女郎在我身上乱摸，原以为是生活作风的问题，现在看来还是经济的问题。 西班牙帝王事件过去已经三月有余，但事件的影响尚未结束。西班牙帝王事件中的高平对欧洲华人经济的影响程度堪比当年巨人集团里的史玉柱。巨人集团与史玉柱倒在产业多元化，而帝王事件中的高平却倒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中的“法制化”上，有意思的是两者危机同样体现在现金流上，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人 手上没钱，另一个人手上太多钱。在高平与史玉柱身上都具有中国民营企业家同样的特质：不甘平庸、敢于发展。当年的史玉柱倒在中国尚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今天的高平却倒在中国经济走向国际化的进程中。 走向国际化，融入当地社会，欧洲华人经济最大的挑战是“法制化”，尤其在欧债危机中，法制化的成本挑战着华人经济的生存底线，给规范经营中的华人经济带来生死考验：规范经营找死，不规范经营等死。纵观欧洲华人经济的发展历史，导致部分华人经济不规范经营的主客观因素很多，情况也非常复杂。 情况之一：税收的征收环节快与退还环节慢，造成企业资金压力过大。比如在欧盟某海关进口一批100万欧元的商品，12%的关税与21%-23%的增值税也叫IVA税（共近35万欧元的税款）要付完才能提货出关，如果这批货在本国销售还好，成本与税收还可以一起收回，但这批货销往欧盟其它国家的话，IVA税在抵税后就挂在账上不及时退还给华商企业，而且潜规则就是你想要求税务机关退还这部分税款的话就面临着彻查的风险。笔者接触几位华商都有几十万的税款压着几年了没有退还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就相当普遍 ，德国相对来说就好很多。情况二：由于考虑到征收成本过高的问题，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对一些小企业实行的是“包税制度”，根据情况对一个小企业每年固定征收一定数量的税收。这些小企业在华商这里进货从客观上就不需要开发票，而且这些小企业的消费群体又是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利用市场监管的漏洞，导致由这些小企业代收的间接税（IVA税）流失现象严重，最后把这些不规范的因素传递到华商的进口环节，这种情况也是导致部分华商不规范经营的主要原因。 情况三：当地一些商人恶意逃债，并利用法 律的漏洞来规避的，给华商带来重大的损失。尤其是欧债危机中，大量濒临破产的当地企业利用前几年跟华商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用，恶意地使用公司的支票大量地进货，利用支票的付款期限，等华商明白的时候，他们往往都已经处理好一切公司的账务与商品，宣告破产了。其他如：开假支票来进货的；开销售发票后不入账的等等道德风险太大，这些情况的结果往往是打官司成本太高，时间太长，赔偿的可能性太小，一般华商只能不了了之，这是导致部分华商选择相对来说风险最小的现金交易方式来规避市场交易风险的客观 因素。笔者去年在温州大学参加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个别学者提出当地商人不能进入欧洲华商的销售网络，主要原因还是当地不讲信用的又利用法律漏洞坑人的商人太多造成的。 当我们一味地在道德上谴责与社会上打击欧洲华商的同时，是不是也要审视一下欧洲华人经济的规范经营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当我们欧洲华人群体在反思西班牙帝王事件的时候，仅仅停留在部分华商开豪车住豪房而导致当地主流社会打击华商的低层面上是不够的，欧洲华人经济存在的问题不是生活作风的问题，欧洲华社融入居住 国不是一般普通的生活移民的“被融入”，而是移民企业与移民经济的“自融入”问题。欧洲华社的融入不是生活中的道德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一个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市场与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实质上也是“法制化”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欧洲部分华商转移到国内与其他国家发展的时候，欧洲社会与媒体非常关注说明着欧洲主流社会对华人及华人经济生活中离不开，感情上伤不起的纠结情绪。其实欧洲主流社会对欧洲华社及华人经济也需要 一个逐步接受与认同的过程。 任何历史的进步居然都要一些丰碑式人物的倒下做为铺垫，血的代价，昂贵的成本，自己酿成的苦酒，无论味道怎么样，我们都得要咽下，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宿命。一个群体犹如一个男人一样，成熟是跟你经历的苦难成正比的。 当中国民营企业家走出国门走向国际之时，国际市场上那些“道德优越感”者都会把你塑造成梁山上走来的李逵，一则为了“摸黑”他人之用，二则为了掩饰自己的“黑打”。 欧洲有发展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历史，是断然不会混淆用之于生活的道德逻辑 与用之于经济的市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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