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明的一封信
给小明的一封信按：小明是我老友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他在电话中热切地希望我能介绍关于西方文化方面的事情。这问题很复杂，也具有意义，因此我把我的想法用书信形式归纳出来，对他以及同龄的对外面事务充满好奇的人或许有些帮助。 小明：你大学已经毕业，将要出国留学，这是你人生道路上很重要的一步，在真诚地为你高兴的同时，应你的要求，谈谈我对西方社会、人的一些粗浅看法。谢谢你的信任，我理论水平有限，但做为长期的外事工作者，做为你的长辈，我有义务和意愿跟你沟通交流一番。以下的文字不代表任何权威观点，只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供你参考。一西方文化的建立，从宏观上看，具有两个基点：第一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第二是基督教文化。前者是向外的建立，是文明结构的基础；后者是向内的反省，是价值判断的依据。对这两者依存和转化的关系，最直观的了解，莫过于回顾一下荷马史诗的第一部《伊利亚特》的关键片段。古希腊城邦远征特洛伊古国的故事，经十九世纪西方专家在土耳其东北部的考古发现，证明不是完全虚构的，这种专业的问题我们姑且留给专家认证。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战争发展到第十年，希腊远征军第一英雄阿基里斯和特洛伊的大王子赫克托耳的对决。这是战争谁胜谁负的关键。赫克托耳战死，阿基里斯把他的尸体拖回营帐，做为战利品。当晚，特洛伊老国王带着几个随从来到阿基里斯帐前，亮明身份，请求他归还儿子的尸体，说赫克托耳是国家的柱石，他的死，也许就是神灭亡特洛伊的旨意，是不可抗拒的，如果能使儿子安然入土，做为父亲，也可泰然对待未来的灭顶之灾了。阿基里斯的回答可算给那个时代做了金色的脚注。他说，做为敌对王国的国王，你是我的敌人，但做为一个老者和父亲，这样对我苦苦哀求，我无法拒绝你的请求。最后，阿基里斯不但归还了赫克托耳的尸体，盛宴款待老国王，还派手下把他们一行安全护送回去。至于明天的战事，还照旧进行下去。针对这一义举，美国的一个评论家说道：这说明那时的战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可言，是生物性的争斗，是光明磊落的，是靠彼此的人数、武器、膂力、勇气来较量高下的，因此不愧为历史的黄金时代。但接下来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希腊远征军尽管有阿基里斯的勇武，但还是无法攻下特洛伊城池。于是远征军的另一位将领出了一个计策，这便是西方野史上最著名的“木马计”。这个计策不但摧毁了特洛伊，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黄金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黑铁时代）。在新的时代里，人们开始动用权术、智谋、心计和狡诈来彼此抗衡，人的智能被打磨得越来越锋利，这一智能如果不加约束的话，将导致不可预料的灾难结果。远的不说，想想“二战”这种空前的杀戮，想想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的暴行，那绝不是一时的疯狂，而是灭绝人性的理智的行为。记得在《索菲的选择》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索菲在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是说道：“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会呼吁，上帝在哪里？而在奥斯维辛，我们哭喊，人在哪里？”对于理性必须加以控制的诉求，正是基督教进入西方，得以发扬光大的前提。因为基督教讲究原罪，要求反省，树立平等、博爱观念，给定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就基督教活的精神来说，经过两千多年的血雨腥风，它仍然是西方社会和人的主流信仰体系。二按照英国史学家汤恩比的说法，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是“挑战——应战”的关系史。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自从发现美洲大陆和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国家的大踏步前进，一直引领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换句话说，五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没有很好地应对新的“挑战”。其历史原因错综复杂，但归结为一点，中国的传统文明是专制主义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纲常伦理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史学家启良语），这种封闭的文化在必然的对外碰撞中一定是处于下下风。于是就有了从近代开始的出国潮，这是痛定思痛的结果，是极具长远意义的。试看清末的洋务运动之后出现了严复、詹天佑等一代通才；“五四”运动之后又有李大钊、鲁迅等伟大文化先驱。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入了第三波，也是最大的浪潮。在这一总的趋势下，到底能不能涌现出“胜于蓝”的人物，成为祖国发展的栋梁人物，还有待历史的筛选。但据我看来，做为当下出国的年轻人，应该树立远大目标，这是第一要义。据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在塘沽港送朋友出国留学，向离岸的远洋轮挥手喊道：“好好学习，报效祖国。”那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十九岁。也是从近代开始，关于如何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就有了所谓“体”和“用”的争论，这一争论一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其实在我看来，西方的“体”和“用”都要辩证和批评地看待，就像鲁迅先生在杂文《拿来主义》里说的那样。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一个文明是否有两性机制，有无限的发展空间，要看这个文明对外来事物的包容能力。关于这一点，中国文化是具有很大优势的，早在先秦时代，老子就提过“上善若水”的理念。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比做水，水能容纳一切。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净化和再为我所用。如果批评地看待西方文化，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之外，从马基雅维利以降，实用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无论它包裹在如何耀眼的外表之下。于是就有了西方媒体对中国事物的妖魔化宣传，有了文化沙文主义的不良倾向。尤其对于后者，我觉得是非常大的文化误区，是需要他们极为认真体悟以至纠正的。他们应该以史为鉴，自大意味着封闭、歧视和不宽容，终将导致衰败。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例证比比皆是。比如康乾时代的满清政府，把除中原以外的地方叫蛮荒，把外国人叫蛮夷，认为自己是天朝上民。结果过了仅仅一个世纪，英国区区几条舰艇，四千士兵，就野蛮地砸开了“天朝”的大门。再让我们横向看，皮萨罗，这个西班牙冒险家，仅仅带了百十人，十条火绳枪和几头毛驴，就把拥有六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肢解了，因为这个帝国从上到下相信他们是在所谓神的庇护之下，是不可战胜的。不管什么时代，什么民族和国家，只要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类似的悲剧即会上演。今天，西方的自大有时是以堂皇的借口表现的，比如人权问题，对西藏这一中国事务的指手画脚等等。其实他们在乎的并不是人权和西藏，而是隐藏在背后的利益驱动和文化帝国主义心态在作祟。三如果把个人的人生和民族国家的融合起来，再把国家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考量，你会发现，西方国家既是我们的盟友、贸易伙伴，也是对手。“离朋友要近，离敌人要更近。”，这是一句战略名言。在当今权利话语的环境中，个人的生存尊严跟国家的盛衰密不可分，你出国之后会深切体会到这一点。反过来说，你又代表一个民族和国家。因此大处着眼，细节处着手也至关重要。通读典籍，了解了西方的文明基础，就会明白好多事物的渊源出自哪里。比如契约精神，法制观念，平等思想等等。相比较变革期的中国，西方有好多东西值得借鉴和学习。以法国为例，这里的人们比较务实，喜欢读书，懂得礼貌待人，相互尊重，有耐心。我曾经跟一个去过中国上海的法国朋友交谈，他说在上海最大的感触有两点：第一是人太多；第二是车不让人，感觉每次过马路（哪怕有交通灯）都是一次冒险。于是我想到，在这里，开车的人慢慢停下，做一个请你先过的手势，这手势也许是最优雅的，代表的东西甚至超过经济增长指数和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文明的高下也许就在这毫厘和片刻之间即见分晓。于是我想到，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出来学习什么，是技能还是观念？我认为观念更为重要。在此我有一个不愉快的记忆。记得有次出差回国，在飞机上，一对中国年轻人坐在第一排，恰好对着一个婴儿挂床。旁边后排有对中国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母亲跟乘务人员说他们在办理登机手续时要求坐第一排，以便在长达十个小时的飞行中安顿婴儿，而机场工作人员弄错了。她希望空乘能帮忙调整一下。听了这个年轻母亲的话后，外籍女空乘跟第一排的那对年轻人商量，并反复强调是为了婴儿着想，希望他们能发扬点互助精神。这对年轻人冷冷地回答道，机场搞错了，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没有义务把座位倒出来。他们之间都是用英语对话的，显然这对年轻人是留学生。他们打着维权的幌子护着自己的私利，以至无视婴儿。看着空乘失望、不解和要求声援的眼睛，我真的无话可说，只是为这对年轻人感到悲哀。我在他们身上感受不到关心别人的那份人性温暖，有的只是冷漠和个人至上的偏狭。先做人再做事，这一向是我们的祖训，这祖训引申开来即是，做什么样的人，就能成就什么样的事情。以下我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一次去德国公差，火车在途中出现机械故障，车内广播要求乘客下车，到另一个站台上车。当人们上了另一辆车之后，火车迟迟不开，车内又广播，还得换站台换车，如此折腾了三次。乘车的人居然没有人急躁、谩骂，有序地上下车，人与人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有人根本听不懂德语的人（比如我）用法语或英语转达广播内容，人群中偶或发出诙谐的笑声。这件事看起来稀松平常，但使我感触颇深。如果说人是最终的风景，那置身在这种风景里，可体会的东西太多了。四小明，我羡慕你正值青春年少之际，风华正茂，雄心勃勃，广义上说，我希望你努力学习，成为拥有国际视野，既博且精的复合型人才，为实现“中国梦”做出自己的贡献；对个人来说，我希望你能够形成自己正确的人生观，胸怀坦荡，包容大度。套用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成为一个：“拥有一张晴朗的脸和一颗自由的心”的人。在你出国之前，以上拉杂的文字旨在帮你廓清一些观念上的东西，最后要嘱咐的是，一定要好好学习中国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未来在外的学习也是一样。这样两相结合，无论对人对己，你都会大有作为。我翘首以盼！此致!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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