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自称租房“多灾多难”
北京超五成青年人才租房 外来人员租房比例超八成 受市场供需失衡、承租能力所限——毕业才两年 搬家已三次
“一想起租房、搬家，我的头就疼。”已在北京工作两年的陈旭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北漂”，谈到自己的租房经历，他用“多灾多难”来形容。
由于没有经济基础，自从2012年大学毕业后，陈旭就在北京过着租住的“蜗居”生活，每天洗澡、上厕所都得排队，晚上睡觉时还常被隔壁的呼噜声惊醒，屡屡丢失钱物的遭遇更是让他近乎抓狂。
不仅如此，随着房租飙升，陈旭只能从城区转战到郊区，每天上班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陈旭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无数曾在、正在北京打拼的青年人的生活缩影。
来自团市委和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组的一项调研显示，超过半数的北京青年人才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而非京籍青年的租房占比更是超过八成，供需矛盾突出、承租能力有限等因素让其中不少人不得不合租甚至群租，青年群体住房状况堪忧。
讲述
租床位丢钱财 住隔断也“抓狂”
2012年，大学毕业的陈旭到北京实习，由于没有经济基础，他在中关村附近租住了一个床位，月租金400元。不久后，陈旭发现自己的物品不断丢失，“mp3、刚买的书、玩偶，还有500块钱，都不见了。”陈旭说，“在那儿住的两个月，至少丢了2000多元。”
于是，陈旭搬到朋友那里，这是一间位于大屯路东面积仅8平方米的隔断间。陈旭入住后，与朋友分担800元的月租金。“两室一厅被隔成了五间房，住着9个人。”陈旭说，他的房里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外，什么都没有，也放不下其他东西。
由于租客众多，陈旭每天洗澡、上厕所都要排队。换衣服、打电话则要在室友眼皮子底下进行。每天晚上，还能清晰地听见隔壁屋内传来的呼噜声。种种处境让陈旭“抓狂”。
租住千元单间 不到一年涨四百
终于熬过了3个月实习期，陈旭挣工资了，他开始攒钱。工作半年后，陈旭有了5000元积蓄，他看着这些钱第一个想法便是换房。经过一番寻找，他搬进了四惠附近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月租金1100元。虽说房租开销多了不少，但好在这套三居室里只住了五六个人，“最起码有个实墙了”。
原本以为一个人生活会好一些，但在租住合同尚有一个半月到期时，房屋中介突然告诉他，如果还想继续住在这里，需要每月加400元租金。每月涨400元！在陈旭看来，这突如其来的涨房租犹如晴天霹雳一般，他无法承受1500元的房租。他试图和中介讨价还价，但得到的回应却是“爱租不租，想租的人多了”，陈旭只能再次搬家。
搬离中心城区 每天早起两小时
这一次，陈旭把家搬到了通州北苑。他想，搬得远一点，房租会便宜些，居住条件也会好一些。通过中介，陈旭住进了一套与房东合住的两室一厅，月租金1350元。相对宽敞的空间让他比较满意，而每天距离遥远的上下班路却让人颇感疲惫。自从搬到通州北苑后，陈旭每天早上需要至少提前两个小时起床，然后马不停蹄地挤地铁、倒公交，一个半小时后才能赶到位于西三环附近的公司。每天往返至少要花3个小时，“每天回到家都筋疲力尽”。
工作日费劲，休息日则费钱。陈旭说，偶尔与同学出去玩，特别是晚上，打一次车的费用就要超过100元，这对他来说无疑是“高消费”。无奈之下，他只得“闭门谢客”，尽量减少外出。“唉，过了这个年还得再找个市内的房子，哪怕小一点都行。”陈旭说。
调查
私企青年人才 群租比例最高
像陈旭这样的青年很多。自去年4月起，团市委与市政协社法委青少年工作小组发放了5000份问卷，对本市青年人才租房情况进行调研，调研重点对象为出生于1980年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在京工作青年群体。调研发现，北京青年人才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解决自己的住房需求，即居住自有住房、与父母亲戚同住、租房居住。其中，超过半数的青年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同时，外来非京籍青年主要依靠租房居住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占比超过八成。调研报告显示，通过对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和集体企业、外资及合资企业、私民营企业工作的五类青年人才住房状况的比较发现，两类青年群体住房压力最大。
一是私民营企业青年人才，尽管其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并有稳定就业、不低的工资收入（平均5109.8元），但其租住条件相对较差，租住群租房、农村低矮平房和地下室的比例高达16.9%。
二是党政机关青年人才，有超过三成的人依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其中单身青年的房租压力最大，租房支出占个人总收入的43%。而已婚青年月均房租达3003.9元，在五类群体中最高。低收入与体面住房要求之间的矛盾使他们承受着较高的经济压力。
（新闻来源：中新网）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