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被暴尸三日枪决又补枪
杨开慧被暴尸三日 上午枪决未死下午又补一枪(图)文章来源: 华声在线1957年，毛泽东满怀深情地书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称颂杨开慧烈士为“骄杨”，并向一位友人解释“骄杨”时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其后，很多人误认为杨开慧牺牲时“丧其元”，即“掉脑袋”的意思。今年清明前夕，正在写作《毛泽东VS蒋介石：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一书的老作家金振林，向记者披露了该书的一个章节被捕入狱：何键并未对杨开慧用重刑
《晚晚报》采访员问杨开慧：你犯了法晓得么?杨开慧答：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1930年8月，围攻长沙的工农红军撤退后，湖南省“清乡”司令部司令何键卷土重来，在全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组织“铲共义勇队”和“清乡队”四处捕人，并悬赏1000大洋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
是年10月24日这个晚上，化装成贩卖陶罐的小商人并在板仓一带盯梢的密探余连珊领着何键武术训练班教官、长沙县福临乡乡长范瑾熙等60多个清乡队员，冲进了长沙县板仓的杨宅，将杨开慧和8岁的毛岸英以及保姆陈玉英一并用当时农村流行的运输工具———鸡公车，一路吱吱呀呀地推向了长沙城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这一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
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6日回忆，当时，司禁湾陆军监狱署拘禁的人很多，而且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一天下晚将暮时，来了一个《晚晚报》的采访员大喊杨开慧的名字，“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是问了问杨开慧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对她说：“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采访员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杨开慧答：“我的话说完了。”
杨开慧入狱后，其七舅向定前派同济青布庄店员杨振湘护送杨开慧母亲向振熙去南京，与正在南京的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一道找到杨开慧父亲杨昌济老友章士钊、蔡元培、谭延闿等教授、名流营救杨开慧，他们曾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致函。南京政府屈于外界压力，致电何键，嘱其缓刑。
号称“杀人魔王”的何键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并未在狱中对杨开慧施以重刑。“过去，有很多书里都写到杨开慧在狱中如何受尽折磨。其实，真相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回事。何键‘优待’杨开慧一是与章士钊等人的营救分不开，二是因为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自从《晚晚报》采访员与杨开慧那番对话后，杨开慧就已经意识到了死神的临近。当时毛、杨两家都无人在长沙，住在长沙的杨开慧的六舅妈严嘉就托住在离监狱不远的堂兄向澍霖，打听狱中动态，以便相机行事。她还带着女儿探监送物，传递消息。杨开慧对他们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劝降不了杨开慧，外部压力又很大，何键等深知事久多变。他一方面把南京政府的电报压下，另一方面通过制造谣言，策划游行示威，并叫嚣说：“毛泽东的堂客不杀，别的政治犯都可以不杀了……”同时，本欲将杨开慧“斩首示众”的何键改为“枪决、暴尸三日”。
刑场就义：杨开慧身中两枪后又被补一枪
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
何键是湖南醴陵人。他的御林军——特务营，几乎全是从他老家招来的兵。特务四连二排担任了枪杀杨开慧的任务。
1930年11月14日，秋风肃杀。这天早饭以后，特务四连的值星官、也是监斩官之一的晏国务不断地吹哨子，边发号施令：“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荷枪实弹分两列面对面站立在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尽头的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长方条桌，上面有一箭形的“标子”，白色的纸上已写好了“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10个粗黑的大字。“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面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不久，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押来了杨开慧。此时，杨开慧仍旧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面不改色地穿过“人巷”，走到执法处长李琼的面前。李琼板着面孔，向扶绑的罗国林、姚楚忠做了个手势，二人给杨开慧松绑，然后，脱下杨开慧的青色毛衣和旗袍，只留下一件也是青色的单薄内衣。
李琼拿着一张状子向杨开慧宣读，接着，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标子”上白纸黑字的“杨开慧”三字从上至下一笔勾下，随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标子”扔到地上，旁若无人地掉头走进了里屋。罗国林、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杨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将“标子”从地上捡起，狠心地插到杨开慧的后颈衣服里。所谓的宣判过程，不到5分钟。
行刑的队伍从位于教育坪的清乡司令部出来，由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留了片刻。此时，特务兵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部黄包车，他们将杨开慧架到车上坐下，爬到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号兵谭青云和唐冬初，后面是晏国务和清乡司令部的监斩官钟吕潜，他们骑着大黄马，杀气腾腾。马后，便是坐在黄包车上的杨开慧，在她的身后，是两列全副武装的士兵。
经过近一小时的示众，行刑队伍出了浏阳门。打眼一望，马路那边便是丘陵山地识字岭了。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大义凛然的杨开慧用她那特有的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她从容地步下黄包车，径直走向一较高的坟堆。
此刻，秋野一片荒凉。晏国务一声令下，尾随杨开慧的刽子手帅保云抬起了罪恶的驳壳枪，朝杨开慧的背心砰砰就是两枪，杨开慧应声扑倒在地，转脸瞪了帅保云一眼，帅低着头也看了一眼杨开慧的尸身，便将驳壳枪插到腰里，转身离开。罗国林和姚楚忠给杨开慧的尸身松开绳索，紧随大队人马而去。
中午，行刑的人大打牙祭。刚刚吃了饭，卫兵向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那个女人没死!”晏国务当即命令道：“副目姚楚忠，你去补枪!”
姚楚忠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直奔识字岭。只见杨开慧匍匐在荒草地上，枯草上浸透了一大片血迹，血还在流，还有一丝气息。披肝沥胆的痛苦，她的嘴里已啃满了泥沙，两只手深深地抠进了泥土里，地上留下了两个大坑!但冷血的姚楚忠见此并没有半点怜悯，而是朝杨开慧举起了驳壳枪……
这一年，杨开慧29岁。
主席寄情：“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杨开慧在一封未发出的给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杨开慧牺牲后，她的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板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此时，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同时，毛泽东寄来30块银元，以杨开慧的3个儿子名义立碑，墓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1980年10月，金振林将所撰《毛岸青》第一版的样书寄给毛泽民夫人钱希均。书中就提到了毛泽东在闻之杨开慧牺牲后寄钱的事情。翌年1月，钱希均回信说：“毛主席寄30元钱作开慧安葬费一事，可能有误。当时，毛主席是没有钱的，红军非常穷。”
解放后，毛泽东仍常怀念杨开慧。1957年，他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章士钊曾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由于这一说法，很多人误认为杨开慧牺牲是杀头而死。其实，我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我在醴陵看到姚楚忠的交待后，才有重新的认识。”金振林说，解放后，姚楚忠一直隐藏了下来。1970年初，姚楚忠在岳阳市华容县建新农场劳动改造时，将他杀害杨开慧的情形坦白了出来。1974年7月，姚楚忠被当时的醴陵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并被立即执行。
关于杨开慧烈士牺牲时的悲壮场面，正是金振林根据这些解密的档案整理出来的。
1982年3月，长沙县人民政府在修缮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板仓杨家老屋时，在住房的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偶感》、《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及本人“自传”等7篇手稿。其实，早在1929年3月，杨开慧了解到革命处于低潮的井冈山的情况，她深知敌人不会放过她，自己不能不有牺牲的准备。她在一封未发出的给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写道：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
3月25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长沙县政府工作的作家章庭杰，他曾于1989年6月至1993年12月在北京协助毛岸青和邵华做文字工作。“我在北京时，听毛家人说起杨开慧牺牲的情形时，都说后又有人补了枪……我理解毛主席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这句话时，认为应该不是指断头，而是指牺牲。”章庭杰说。
老范说话 最重要的是真实
坐在金振林老师简陋的乡村书房兼卧室里聊起关于杨开慧牺牲时的场景，我的身体一阵阵颤栗。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许多革命志士都残忍地被杀害。今天，我们在清明节前夕来写其中一位最优秀代表，将是对所有烈士最好的纪念。
我虽然读过不少历史书籍，但要去做学问还是困难重重。不过，我深深地觉得，历史毕竟是历史，大可不必为尊者讳。搞清楚烈士牺牲时的壮烈场面，只会使后人对烈士更加尊敬和崇拜。
在这方面，金振林老师无疑是一个非常执著和认真的人。他在写作中并不被一些既有的观点所折服，相反，而是注重调查和实证。“经过多方调查了解，杨开慧在牺牲时并没有像某些书里写的那样高喊革命口号。她是大家闺秀，从小做人做事就不落俗套。当然，她没喊口号的另一个原因是刽子手从背后打的枪，也许她还来不及喊。”金振林老师说。
我不认为烈士在牺牲时没喊口号就不伟大。我以为，一些故意拔高的描述都是对烈士的不敬。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基于我们在对先进人物的宣传时，有时故意拔高这样一个事实。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效果不佳，甚至还会适得其反。任何宣传，包括我们所写的一切新闻报道，最重要的无非就是真实。在此，我想将这句话与我的同行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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