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贫民窟成社会骚扰之源
作为社会生活现象，人们一般谈论“性骚扰”，“斯特劳斯-卡恩门”就是眼下最热闹的话题，由有权势者对下属的人身侵犯，近来又衍生出一个新词“社会骚扰”（le harcèlement social）。不过所指恰恰相反，论及的是“贱民犯上”，其根源在贫富过于悬殊，多出自于“贫民窟”。最近的一次是伦敦大规模街头骚乱，殃及全国。这方面，法国的隐患也确实存在着，像定时炸弹般威胁着社会的安定。 贫民窟的惨状 法国有无“贫民窟”？2007年荣获伦敦阿贝尔奖的《世界报》记者吕克·布罗奈在卡尔曼-雷维出版社推出他的新著《贫困区的法则》（La loi du ghetto）里明确回答说：“法国有‘贫民窟’是现实存在，而且问题非常严重。”布罗奈在巴黎“敏感区”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现场调查之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给宣扬“平安无事啰！”，一心想高枕无忧的社会精英们一个反证，令采取“驼鸟政策”的当政者面上无光。这位记者是在参加一场穆斯林的葬礼时有感而发，倾出一腔嗟叹的。 2008年9月16日，200名穆斯林在马恩河谷省蒂埃市墓地为两天前惨遭杀害的阿拉伯青年贾迈勒送葬。23岁的贾迈勒是邮局职员，那天与一同伴走到巴黎19区一家快餐店前时，突然有一个骑摩托的人用7毫米口径手枪朝他快速射击，致其身中七弹死亡。墓地上，送葬人群目光阴郁，亲朋哀戚，一片凄凉。布罗奈说，类似情景在塞纳-圣德尼省的贫困区里经常见到。富裕住宅区的居民，乃至警察都害怕一些郊区的年轻人，但往往后者自己才是牺牲品。每年死亡人数不下10人，更多是因没有出路互相残杀。据警方统计，2003-2008五年间，该省发生237起杀人案，2004年达到最高纪录，全年57起，平均每星期有一起。 “郊区佬”问题青少年郊区危机中最为显见的是少年的躁动。在一些地带，三分之一的居民是不满18岁的青年人。他们不服家庭管束，我行我素，全然漠视社会道德与公共秩序。而他们的家长往往陷于失业，一些人还讲不通法语，自身难保，无力关注众多子女。尤其是单身母亲更是孤立无援，处境十分脆弱，只得听凭自己的孩子加入少年犯罪团伙。贫困家庭的子女失学、辍学或是因逃学被学校开除，流落到社会上，跟不务正业者结帮图谋不轨，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成为害群之马。“问题青年”间还经常出现摩擦，帮派与帮派殴斗，恶劣时发展成科西嘉或西西里岛的族间仇杀。 夜幕降临，当家长们挤在蜗居一隅看电视时，是青少年们外出滋事的机会。人见马格里布、黑非洲血统，但均为法国籍的青少年三五成群，聚集在居民大楼门厅，或相依坐在长椅上说笑混时间。他们用污秽的黑话丑化自己的父母、老师、邻居，尤其是警察。谈话的主题不外是巴黎-圣日耳曼足球俱乐部的赛事、谁是最时髦的“拉普”说唱艺人，自然也少不了讥讽丑化当局，抨击萨科奇总统等政要。青年人气盛，常会因说话中言词过激而动起拳脚，最后扭打成一团。由于无聊，他们会对过路人恶语相加，无端寻衅；高兴起来则彬彬有礼，甚至走上前拍拍路人肩膀，表示亲热。正经人看来，终归是反复无常的一群穷小子，缺乏教养，故轻蔑地将他们唤为“郊区佬”（zonards）。 贫富日益悬殊 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调查，2004年至2007年间，富人激增，收入呈上升趋势，印证了巴黎经济学院研究员在2007年夏天对高收入大幅增加所做出的判断。该访项调查还显示2004年是个转折点，遗产收益增加了46%，特殊收入增加了55%，远远超过工作收入的增长率，凸显出财产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维持了90%居民中生活水平的不平等。从2004年起，生活在每月908欧元贫困线下的人群逐年增多，全国的穷人数量达到800万。2008年至2009年间，生活于贫困线之下的人达到820万，其中有450万人每个月的生活费不到773欧元。依照2009年社会救济法令，领取救济金者每月的收入仅为455欧元。 有两个孩子的富裕家庭月净收入近15000欧元，而低收入家庭只有1510欧元。至于大富豪，其年度进账近似天文数字，可高达1300万，相当于中等收入的700倍。高收入者大多为高级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贫富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还显示，越是有钱人，收入来源越是多样。富裕者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靠工薪致富者，如公司领导层人士、企业总裁或者自由职业者；二是收入主要来自手中所持有资本的人，成为法国社会两大范畴富户，他们在税收上皆享受着优待。富户们集中在城市地区，特别是在巴黎，他们在首都均拥有大面积的房地产，与郊区贫民们的蜗居不可同日而语。
解决骚乱难题难现任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当内政部长时曾不得不面对巴黎贫民窟的骚乱。他当时说：“我得提醒大家不要忘记，1997年到2002年期间，发生了25天的暴乱，天天打砸抢。”自2005年秋天起，法国更是出现数百件城市治安事件，其中有几十件已构成骚乱规模，在欧洲也属少见。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穆洛市（2006年9月），2007年5月塞赫吉出事，同年11月又发生了维里耶-勒贝尔的暴动……袭击警察事故频频出现，据统计，2003年至2007年间共发生了12400件，甚至在7月14日国庆日伤及警员。袭警比例增长38%，每天几乎会有30多起。同时，消防队员和廉租房管理人员也常会成为袭击对象，施暴者攻击治安人员，经常持有枪支器械，事后逍遥法外。 巴黎郊区的贫民区骚乱频发，蔓延地带越来越广，直达努瓦西-勒-赛克、蒙迈赫麦伊、奥尔纳-苏布瓦、塞纳-埃比耐、埃弗里、维特里-勒-弗朗索瓦、蒙特-拉若里、古赫纳沃，甚至远及亚眠市。事态呈扩大趋势，越来越严重。骚乱青年手持卡拉什尼柯夫枪支，有人甚至用起了迫击炮，还设下陷阱对付警方的围捕。一伙维里耶-勒贝尔青年将瓦斯瓶和钉子罐放进垃圾箱里，放火引爆，以“集束炸弹”的方式杀伤警察和官员，大有发动城市游击战之势，威力接近恐怖事件。 为应对局面，法国当局实际上宣布了紧急状态，警方采取“军事化”手段维持社会秩序，启动装有红外线摄像头的直升飞机和无人驾驶机，四出侦察贫民区骚乱者的动静，俨然进入战争状态。 城市政策不力原因 自2004年起，巴黎警方仿效19世纪奥斯曼男爵改造首都城市建筑布局，以加强治安的作法，开始了对贫困街区的改造。该工程规模巨大，总体布局将一直延续到2013年才能完成，耗费300亿欧元，以期在巴黎万一遭遇骚乱袭击时，警方对出事地点可实施直接有效的干预，即进行当局秘而不宣的“全面战争”。 据《世界报》记者吕克·布罗奈透露，萨科奇总统拟废除1945年制定的未成年人司法条例，给警方以更多司法手段，限制某些公共自由。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某国会议员正式提出了惩罚青少年参预社会骚乱的方案。在当局眼里，问题不属于意识形态或是伦理范畴，这是为防止郊区贫困地区群落失控，为此必须加强国家干预能力。城市管理国务秘书拉达拉·阿玛哈曾建议实施“郊区希望工程”，可惜的是与其前任提出的多项规划一样，貌似丰满的这个计划在其起草人离职后就无声无息落进了治理政策的“黑洞”。 城市管理问题的症结何在呢？作者评论是因为当今的执政者不肯承认地方特性的存在，惧怕封闭型的“族群主义”抬头，不肯给贫困社区居民更多的自治权力，像奥巴马上个世纪中期在芝加哥南区所做的那样。此言有一定道理，因为单单依靠加强警力是难以组织起郊区贫困市镇居民有效防御体系的。吕克·布罗奈在他的书中指出：“30年以来，法国城市政策最大的弱点，就是政府对市民缺乏信任，不给予他们哪怕一点点权力。国家设置了多种机构，实施不少政策，派出官员、代表、专家，却从来不考虑把城市政策的钥匙交给市民自己。恰恰相反，近年来政府又注重起刑事惩罚，甚至要取消家庭补助，结果削弱了家长的地位，使大人威信扫地，在贫困城区造成了价值观的颠倒。” 警惕“反社会”的潜能 依照这位记者的分析，在法兰西共和国的眼皮下，城郊贫民窟正在变成一种“反社会”。那里有自己的等级和社会关系、价值观和法则，而这一切都体现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上。这一年轻一代与守法的老一代截然不同，具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无法无天，时时要向富人社会挑战，搅乱既立秩序卫道士们的安稳世界。他们是一个不平等、贫富不均社会的必然产物，酝酿着社会可能爆发变动的因子。数月前伦敦爆发大规模骚乱，暴露出西方发达国家潜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激化成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族群剧烈冲突的可能。 由是观之，《世界报》记者吕克·布罗奈关于巴黎贫民窟的社会调查及客观分析，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早在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就在小说《笑面人》里告诫上层社会精英：“下层死了，上层也得亡！”先贤之言道出了人类社会共生的自然真谛。（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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