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馆之争非思想之争
一直以来,同文馆之争都被人们看成是思想之争,具体表现在是要实行洋务还是“顽固守旧”。但是,同文馆之争的缘由与本质真在于此吗?
<br>这一切还得从京师同文馆的设立说起。1860年第二次战争结束后,奕奉命与英法等国谈判,由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担任翻译,不料孟振生利用工作之便搞了些手脚,使中国丧失了 在这次的合作中更多的权益。此事对奕等人刺激很大,在他们的强烈倡议下,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设立,以八旗子弟为主要招生对象。
<br>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仅仅从八旗子弟中招收学员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奕等人的强力推动下,京师同文馆于1867年实行“扩招”政策:设立天文算学馆,不但招收八旗子弟,还“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不仅扩大了招生数量,扩充了生源基础,还扩展了办学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体现了政府对“教育普及”和“民族平等”的追求。不料,反对“扩招”的声音很大,反对者要么撰文驳斥,其中最重要的病灶症状要么上书批判,要么聚众。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如此局面?
<br>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了筹集军费,清政府被迫开展大规模的“广开捐例”和“按(军)功授爵”活动,生产了许多“二线候补”官员。此举对本已“供大于求”的正途科考候补人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无缺可补。而今,天文算学馆的政策(尤其是技术培养与做官升官勾连起来)不但会继续造就一批新式“候补”,加重受教育者“毕业即失业”的现状,而且由于天文算学馆内较快、较易获得“学位”,这将使得正途科班人员的“学历”进一步贬值,从而进一步降低他们的社会地位。科班人员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和利益,自然要“奋起抵抗”。
<br>对此,奕想当然地认为是“扩招”的力度不浊气痰湿凝结于颈肝郁气滞大,入学的门槛仍旧较高所致,于是进一步推行“扩招”政策,规定“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与举人五项贡生事同一律,应请一并推广招考,以资博采”, 希望能够缓解科班人员的不满。但是,对于奕的“好意”,以倭仁为首的科班官员非但不领情,反而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反抗。在倭仁等人看来,盲目的“扩招”不但会使作为“国家栋梁”的正途人员的人心涣散,而且会使所谓的“西学人才”形成新的官员梯队,这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官员任职秩序将会被打乱,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将大大增加,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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