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巴黎恐袭嫌犯为何来自比利时
媒体揭秘：巴黎恐袭多名嫌犯为什么来自比利时德国媒体曾电话采访了这个团体中的一名成员，这个自称为尤尼斯的比利时人，称自己已经在叙利亚霍姆斯待了两个月，但是他坚称自己没有杀过人。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加入这个组织，是因为受到了歧视。他还表示，“如果你数年间都在欺负一个人，他自然会反击。” 梦见儿子 走在巴黎的大街上 尚塔尔·勒庞说，儿子阿卜杜勒有时也会从叙利亚打电话回来，他还告诉妈妈，他的朋友被杀了，但是他从不抱怨。在经过多次劝说之后，尚塔尔·勒庞现在也不再要求儿子尽早回到比利时。 阿卜杜勒还在一次和妈妈的通话中提到了美军的空袭行动，“因为电话是被监听的，这太危险了，妈妈。”然后他挂了电话，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阿卜杜勒的母亲尚塔尔·勒庞说，现在她经常在布鲁塞尔和其他15个有着同样遭遇的母亲见面，他们的孩子也在叙利亚。她有一次告诉其他母亲她曾经做梦，“我看到阿卜杜勒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没有携带武器，他是和平的。” 尚塔尔·勒庞还说，阿卜杜勒还回家吃了饭，她也做了儿子曾经最喜欢吃的饭菜——烤宽面条，这种上浇肉末番茄汁的主食，自从阿卜杜勒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就一直没有吃过。 比利时“激进化”探因 地区贫困 重工业衰败致贫 实际上，地处欧洲两个最大经济体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比利时，数十年来，每年吸引数十万旅客到当地旅游，但现在面对冷酷的新现实就是，它也是极端分子的游乐场。 这与当地经济不景气有关。据报道称，莫伦贝克是布鲁塞尔最为“贫困”的郊区，官方数据显示，该地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而比利时全国平均失业率仅为8.4%——在上世纪80年代比利时重工业衰败之前，因靠近运河，莫伦贝克成为底层工人的聚居区，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移民也住在这里，但随着重工业的衰落，这里开始没落。近年来，运河两旁都是空置已久的厂房，毫无生气。 因贫困而走向极端的不只是莫伦贝克，比利时东部小镇韦尔维耶也是一个典型，韦尔维耶是比利时经济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该镇进行了调查，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吸引人们去参加极端组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当地五万多居民中，大约15%具有移民背景。在 2015年初，比利时警方接到预谋实施恐怖袭击的线索，因而对该地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搜查，两名极端主义者用自动步枪向警察开火，随后被击毙。 就业歧视 新移民失业率高 欧洲反种族主义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即便新移民以弗拉芒语或法语为母语，也依然会被视为外国人。此外，比利时的企业可以轻易地出于宗教原因拒绝一个求职者——尤其是佩戴头巾的女性穆斯林。 欧洲反种族主义组织2012年的一项调研更指出，那些在欧盟以外出生的人的失业率是比利时出生者的三倍。而极端组织则利用了这种现象，尝试向当事人灌输极端理念。 尽管这些问题早已为人所知，但是比利时当局依然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移民融入措施。相反的是，安特卫普市2009年出台禁令，禁止在公众场合佩戴头巾。而在2011年，比利时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禁止全身罩袍的法令，不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电影院里，公众场合身着罩袍的女性将被罚款137.5欧元。据称，在全国20万名穆斯林女性中，迄今有270人遭到罚款。 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恐怖问题专家迪法拉欧就表示，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发生之后，比利时政府应该加倍努力促使新移民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这才是消除滋生极端势力土壤的前提。 政治分歧 跟踪极端分子难 巧合的是，在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发生的三天前，比利时内政部长让·雅姆邦在参加一个电台活动时表示，比利时政府对莫伦贝克并无控制权——部分原因就在于比利时政体太复杂，讲弗拉芒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之间存在太大的裂痕。比如，布鲁塞尔地区有六个不同的警察局、19个自治市，而这些自治市的市长彼此之间往往并不会沟通或者分享信息，“布鲁塞尔地区不同自治区之间分歧太大了。”政府监管的失控，也导致莫伦贝克成为一个“黑洞”。布鲁塞尔伊提内拉学院资深研究员邦耶什就指出，当地的武器黑市蓬勃，“只要500到1000欧元，就可在半小时内买到枪。”他说，“莫伦贝克是极端分子和罪犯的休息站，你可以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比利时内政部长让·雅姆邦提出的另一个挑战就是，大部分加入极端组织的比利时人并不是移民，而是全家几代人都住在比利时的比利时公民，这让当局很难取消他们的护照或者身份证，以防止他们前往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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