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的梦 3t12cmov
参加工作后做过许多梦，其中就有关于县城的梦。县城的梦没有汗流如注的劳动场古代白癜风偏方景，没有跟在于师傅张师傅后边修理汽车的高兴，没有那间黑黝黝的房子里听着焊工郭师傅夫妻一张小床上咯吱作响声音的奇异，也没有午后阳光下听到广播里突然播放领袖逝世的惊愕，有的是秋风中徜徉在县城那几条街上越来越远找不回归路的着急，是再一次围拢在早晚门市部看那位好看的售货员楚楚动人走来走去模样的幸福……
高中毕业后被父亲安排到县城接替一位干了几年的大叔搞副业（现在叫打工，打工者叫农民工），得到第一次到县城的机会。本来高中毕业班组照相通知让去县城的，可是我因为没有新鞋穿，只好遗憾地放弃。去县城那天下午的记忆非常深刻，因为那天心情非常激动。父亲看到邻村张副县长的包车（俄式嘎斯吉普）卷起一股烟回来了，跑去说好回去的时候让我搭车。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坐过去只能跟在后边追着跑、县长坐的高级车，两重兴奋重叠在一起，对一个16岁孩子的冲击好大好大。早早吃过下午饭后，父亲拉着架子车把被褥、一只小黑箱子拉过去放在吉普车下，父亲到张县长家，张县长让司机出来帮我们把东西装好，父亲就先回去忙碌了。时间不久，司机出来让我们几个搭车的先上车坐好，等县长出来就走。我与四五个妇女有些拥挤地坐在后边的竖排座椅上，心已经激动的快要跳出来。同时也感觉胃里开始不舒服，那是鼻子闻到汽油味的反应，我还不知道，晕车这件事，让我在20多公里的路上，受尽折磨。
总之是非常难受，而且中途县长看到我受不了还停下过几次让我下车去吐。感觉过了好久才看到县城那个闻名遐迩的“西札子（西门的一个交岔路口）”的。时间好像是元月几号，反正拿到高中毕业证没几天。而且打工是按月算的，满月才能拿到给自己的10块钱。让我搞副业，是父亲利用职权为我谋得的第一份“工作”，当时他是生产队队长。这是他由大队长被文革收拾下台后公社书记动员后再一次复出。由此，我开始了接近一年的打工生涯，领受了走上社会的第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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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晕糊糊被送到水电局材料场后边那个大铁门前，敲门走进住宿房间，我要替换的张大叔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大房间里共有5个床铺，4个是我们同村搞副业的；门边第5张床是一位姓马电焊工的，他以技术好被水电局雇用，好像还不是正式职工，所以跟我们搭伙住在一起。天色已晚，正好有一个工友不在，张大叔把自己睡过的床清了让我把铺盖放上去，他先睡在空闲的那张床上。房子很严实，炉火在不断加进的煤炭烧烤下咯叭叭地响。那一晚，吐了个干净的胃再没怎么难受，梦里全是家里妹妹弟弟、还有已经去世奶奶的事情。奶奶离开接近6年，始终难以忘怀，有什么大事总会到梦里告诉她。
县城的工作从轰隆隆到来的载重汽车声中开始。这是地区（市里）水电局调来的木材、钢筋到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装卸，重要的是卸，把接近1米的圆木卸下来垒得高高，把钢筋卸下来码得整齐，还有其他水利水电用品，尤其是水泥，大部分是牛皮纸包装的水泥，一包一包卸到库房，用的时候再一车一车装上……经过了将近40年的时间，我已经不多想曾经干过这些事情的艰苦，我经常梦到的，倒多是偶尔闲暇中在县城见到的各种事情，是离开父母的思念，是那个年岁能吃能喝什么也不多想的简单……
开始并不敢到大院以外去逛街，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晚饭后才敢跟着李哥溜出后门到街上走一走。门外有一条公路通向市里，算是当时车流比较多的干道，每次出去李哥都要说，在这个路口不远处出过车祸，死过人，把人听得怪惨的。县城很小，几条街道半个小时就能走一遍，最后就走进那个全县唯一、顾客不很多的早晚门市部里，围在那个汽油桶做的大火炉旁，和不多的几个闲散人员一起呆望那位长得圆乎乎的、好看的售货员。
夏天日子长了，下午没货来的时候，我会跑出去到县政府门前看宣传栏，也到电影院门前挤在人群里想混进去看一场电影。几分钱一张的电影票对我还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所以总想找机会逃过检票员的注意力，但这种机会基本没有。检票人员的认真，跟那个时代其他人的认真一样，只不过，在人群里混一阵，天色一熬黑，也就甘心了。
有时候跑到新华书店看书。那个年代并没什么好看的书，有时候找到小说翻几页，售货员说下班了就跑出来。一个月10块钱并不是给我的，而是给家里的。父亲不发话，我连一分钱也不敢花，是攒在材料场那位张会计手里的。
水电局材料场的主管是张会计，还有位“祝老师”大约是保管员。祝老师家就在县城附近，我们还跟着去他家干过农活，10来分钟能走到，所以他是不住单位的。张会计，还有个汽车学徒、一位戴眼镜的女工程师几个跟我们住一排房子，不过他们的宿舍比我们干净亮堂得多，进去能闻到一股清新的“夷子（肥皂）”味。这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卫生的名词。后来自己也经常用肥皂，却怎么也闻不到“夷子”味，不知道是不是怎么也搞不好卫生呢！
住在一起的几个人身影一起会回到梦里来。尤其是那位女工程师，她在晚饭后会抱着近手风琴接出能治好白癜风的医院在哪好听的曲子，像《铁道游击队》《地道战》中插曲，我都是头一次从她那里听到的。她脸色白晰，身材不胖不瘦，说的是外地话，叫人想到清高这个词语。但她不像有些干部工人，见了我们这些苦力一副不屑的目光，动辄粗声大气、指东指西，她对我们这些干活的人一直很好，很少使唤我们给她干什么活，见面说话和风细雨，给人温暖的感觉。
祝老师算是直接指挥我们工作的领导。装或者卸，都是由他指派。他一脸沟壑，一般情况下和颜悦色。安排话倒是从不含糊，除了装卸份内的活，其他局领导、局机关干部家里的活，比如修房搬家、清扫卫生、活煤搬砖等等，都由我们4个人承担。农民阶层在任何时候都被认为是所有脏活累活的承载者，至于收入，永远是每月10元钱。据说给生产队集体20元。10元钱在那个年代，倒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呢。
据说祝老师过去是学校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安顿到水电局当了保管员。联想那个时代，不是历史问题就是现行问题，总之他是被踢出教育战绩，成了一名平常工人。但那个年代当工人也不错，比农民强得多。每当满脸堆笑的祝老师到门口安排活，带我们干活的郭二叔总是马上从斜靠的被子上坐起来，把那只铜嘴烟锅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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