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侠在欧洲华文文学中的定位(一)
赵淑侠在欧洲华文文学中的定位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曾说一句话,〔赵淑侠在发言中总是讚美别人,尤其是欧华作协的文友。却听不到她谈自己。〕。我从未认真的去想这句话有多少真实性,因觉得即使确实如此,也是正常而应该的。看别人是客观,说自己是主观,完全主观的论调未必尽然,何况自说自话式的自我褒贬,对我这个在某些方面还相当保守的人来说,实在不习惯。但在欧华二十年生日的今天,文友们都认为我不应回避说说自已,因为:〔欧华文学从无到有,由荒漠演变到今天的欣欣向荣,整整五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与欧洲华文文学史有关,你曾亲历,请写下来,讓后来的人能看到最直接,最真实的资料。〕
这话有道理,我曾做过,看过些什么?似乎有责任说出来,至于做得对错好坏,自身难以评断。要交给研究学者们去谈论。
差不多人人知道,我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美术设计师。那时工作得心应手,薪资优厚,但我并不快乐:原以为艺术与文学在我心里占有同等的地位,当真正每天与颜色为伍,从事美术设计时,才体会到,文学对于我是流在血液里的东西,永远不可能相忘,就像过去那些年从来不曾忘记过一样。
那时真的很矛盾,虽然公司给了种种便利,譬如为了不妨碍照顾孩子,允许我在家里工作,设计图案做好,派人来取,并涨薪资。却仍稳不住我的心:回归文学的意念已在我脑中鼓动了很久,难的是缺乏放下手上那只画笔的决心。犹犹豫豫的拖了好几年,直到1972,把心一横,将一切作画用物,纸张,白绸,颜料等等,都分送给同事们。终于停止了美术设计工作,回归到我少年时代就想走的文学路上。
在海外多年,见闻勉强算得广博,心中感慨尤深,可写的题材甚多。一般涉及到我的文评,多认为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我们的歌〕。其实不是的,我的第一个长篇创作是〔落第〕,而且在所有的短篇小说之前。〔落第〕的前身〔韶华不为少年留〕,是我专业创作开始的的第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中我选择了以青少年问题为经,家庭伦理为纬。青少年问题一直是我关注的,我想用小说的的型式,让青少年读者看到:人的一生节节相连,像是一盘棋子,一步走错可能满盘皆错,一个小小的单元事件,说不定会扩大到影响人的一生。 写〔韶华不为少年留〕用了近两年时间。内容是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写完便毛遂自荐的寄给台湾一家文艺刊物。结果是如石沉大海,连封信都没回。几个月后,却见〔韶华不为少年留〕中的一些情节与对话,陆续出现在一位与那刊物渊源甚深的,专写流行小说的女作家的新连载的小说中。
这个打击对我够大,也让我震惊于文艺圈的黑暗:一个与文学界没有任何渊源,也没有文坛显赫人物推介,又无任何文学派系可属的新手、仅凭自己的努力就想登上文坛,竟是如此艰难。那时不懂做复印,五十万几字手写原稿全握在对方手里,对方有名,自己无名,作品被剽窃,连说理的可能都没有。后来我辗转托人去问那稿子下落,由我妹妹赵淑敏给取了回来,使它避免被当成废纸丢进字纸篓的命运。已经是十个月之后。 这时我的创作热情,非写不可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胸中块垒太多,题材俯拾皆是,第一个短篇是〔王博士的巴黎假期〕,寄到台湾的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蔡文甫先生很快的在〔中华副刊〕上给发表,并回信说欢迎我继续投稿。
从那时起连续二十年,我的笔便没停过。〔当我们年轻时〕〔西窗一夜雨〕〔赛纳河之王〕〔庞提老爹的新屋〕〔异国之夜〕等二十个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的短篇小说,和多篇叙述异国生活和见闻的散文,先后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美国、不同报纸的副刊上发表,很受到读者的欢迎。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是〔西窗一夜雨〕(1976年,台湾道声出版社)、第一本散文集是〔紫枫园随笔〕。接著〔中央日报〕副刊主编邀我写长篇小说,于是我就动笔写〔我们的歌〕。
写〔我们的歌〕时,正值日本人侵略钓鱼台,台湾的留学生发起〔保钓运动〕之后不久。我虽没有参加运动,但心情激越而悲哀,不禁想起童年时所见的战争可怕经验,我的忧患意识浓得化不开,民族思想很被启发,所以写〔我们的歌〕时,我凭积的是自然而真诚的感情,未刻意雕琢,避免咬文嚼字,只想凭著一腔真情,用合乎小说型式的组合,及典雅的文字,写这样一本书。我是这么急切的想把我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内容是描写一群远在异国生活的海外华人知识份子,他们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迷失与挣扎。扬扬洒洒的写了六十万字。
小说写到三分之一时,我将文稿寄给〔中央日报〕副刊的夏铁肩先生,得到他的激赏,和报社内几位相关人士商量后,他们决定打破长篇不得超过30万字,和未看全稿就登载的先例,随即在〔中副〕连载刊登,从1979年4月初到1980。连载一年多的时间里,读者回响之强烈,激起的震荡与共鸣,是我意料所未及的。在登载《我们的歌》的同时,我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和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 1980年〔我们的歌〕单行本在台湾出版并行销海外,是当时畅销书的首位。那时大陆正开始改革开放,北京的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于1983年出版〔我们的歌〕简体字版,反应良好,接著又给出版小说《落第》《西窗一夜雨》﹑《当我们年轻时》。散文集〔紫枫园随笔〕《异乡情怀》﹑《海内存知己》等。很受读者青睐。在那个两岸文学交流尚不畅通,一般读者对海外华文作家并不熟习的年代,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口气给我出版七八本书,不能不说是带点冒险性的大手笔。我至今对他们充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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