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经济学方法论--谢作诗
过去我们讲，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但现在我们更多地讲，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因为归根结底，资源是通过人的行为来配置的。但是，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也是研究人的行为的，经济学与这些学科有什么区别呢？一、经济学以行为假设来研究人的行为经济学以行为假设，用公理化的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
要说明甲概念，我们需要借助乙概念，要说明乙概念，又需要借助丙概念，一路下去，总有一个概念是不能用别的概念来说明的，相反，它是用来说明别的概念的逻辑基础，否则就是循环逻辑；这个概念就是不定义概念。同样的道理，要证明甲命题，我们需要借助乙命题，要证明乙命题，又需要借助丙命题，一路下去，总有一个命题是不能用别的命题来证明的，相反，它是用来证明别的命题的逻辑基础，否则也是循环逻辑；这样的命题就是公理。
一切科学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基础上的公理体系。欧氏几何是公理体系，概率论是公理体系，牛顿力学是公理体系，相对论是公理体系……世界上就没有不是公理体系的科学理论。科学与非科学的根本区别正在于是不是公理体系，能不能建立成公理体系。平常我们讲什么社会科学，其实只有经济学是科学，因为只有经济学是公理体系。阿罗、德布鲁将经济学建立成严格的公理体系，就是我们熟知的阿罗—德布鲁体系，并且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之外的其它社会科学，其实是不能叫做科学的，那个“科”字是不可以随便乱加的。我不是说，科学就比非科学重要、崇高，我只是说，作为科学的理论一定是公理体系，称得上科学的一定要是公理体系。宗教、艺术、文学不是科学，但它们重要；爱情也不是科学，但是也重要。我甚至认为，仅仅有科学人类是不会幸福的。
哲学是不是公理体系呀？我说也是。我不知道今天的哲学课本怎样讲，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哲学课本这样讲：世界是物质的。你看，宏观是物质的，天文望远镜看到好远好远都是物质的；微观是物质的，电子压显微镜看到的都是物质的；场也是物质的。所以，世界是物质的。对此，我的问题是：就算你天文望远镜望到100亿亿万光年看到的都是物质的，又怎么能够证明在100亿亿万光年加1厘米处就没有一个上帝在那里给大家讲方法论呢？毕竟从人类的产生到此年此月此日此时此刻，并没有超越无限的尽头，那么怎么能够证明在那无限的尽头也是物质的呢？所以我总是讲，你可以说世界是物质的，但是不可以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世界是物质的？只能作为公理来接受，只能把唯物论作为公理体系来接受。
当然，将唯物论作为公理体系来接受，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此来否定唯心论。这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欧氏几何来否定非欧几何一样。我们不能因为非欧几何讲“三角形三内角之和大于 ”，就得出结论欧氏几何是错误的；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为欧氏几何讲“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 ”，就得出结论非欧几何是错误的，因为它们的前提假设不一样。
类似的例子在经济学中更为普遍。经济学历来刀光剑影，流派林立。比如，凯恩斯学派讲：市场不能有效运行，存在长期的大规模的失业，需要政府干预，而政府的需求管理是有效的；古典学派讲：市场能够有效运行，不会存在长期的大规模的失业，不需要政府干预，而且政府的需求管理也不会有效果。试问，哪个理论是错了的呢？哪个都是对的！因为凯恩斯学派假定名义工资刚性，而古典学派假定名义工资弹性，它们的前提条件不一样。短期里，名义工资刚性，经济表现出凯恩斯学派的特征：总需求的变化既影响产量又影响价格；长期中，名义工资弹性，经济表现出古典学派的特征：总需求只对价格有影响。在欧洲，由于工会林立，名义工资缺少弹性，因此需求管理相对来说就要有效些。在中国，由于工会只是一个过年过节发点大米白面、组织组织旅游的福利组织，需求管理的效果相对来说就要差一些。
很多理论，逻辑结论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但是在基础上，却常常只有很小的不同。欧氏几何和非欧几何，逻辑结论大相径庭，但在基础上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假定平行线不相交，后者假定平行线相交于无穷远点。凯恩斯学派和古典学派，政策主张背道而驰，然而在基础上所不同的只是前者假定名义工资刚性，属短期分析，后者假定名义工资弹性，属长期分析。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大一统的理论体系。然而事物是复杂的，世界是无穷尽的，不是一个或几个公理体系就能刻画和反映这个世界。我们不得不需要多个理论体系，不得不需要多个公理体系。经济学的刀光剑影、流派林立不会消除，这正是经济学的无限风光。经济社会的这种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对人对事必须要有包容心，就是古语所说的“有容乃大。”
二、经济学最基本的行为假设经济学基本的行为假设是什么呢？
经济学基本的行为假设是：（1）人人追求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2）对于经济物品来说，多比少好，有比无强，而且，人们还喜欢多样化——我们不但喜欢事业，还喜欢爱情；我们不但喜欢吃好的，还喜欢穿好的。这后一点，无非是对人性的假设，是对我们的偏好做出的规定。用图形来说，就是我们的无差异曲线向下倾斜，凸向原点。有了这组稠密的凸向原点的无差异曲线，再把约束条件考虑进来，我们就能找到人的选择，我们就能解释人的行为。
无差异曲线向下倾斜，数学上就是一阶导数小于0，但这是数学语言，不是经济学语言。假如将Y商品减少一点，那么消费者就不愿意了，认为他的效用降低了，除非给他增加X商品，这当然就是“多比少好，有比无强”的意思，也即是“多多益善”的意思。无差异曲线不仅向下倾斜，而且凸向原点。假如一种商品已经很多了，那么消费者愿意放弃较多的该商品来换取一小点的另一种商品；反之，一种商品的数量已经很少了，要让他放弃一点点该商品，那么就要给他足够多的另一种商品作补偿。这当然就是喜欢多样化的意思了，说得俗气一点，就是“花心”的意思：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什么都要。我们大学毕业写祝福话语的时候，不会只是写一句“祝你事业成功”就完事，也不会只是写一句“祝你爱情甜美”就完事，而是要写上“祝你事业成功，爱情甜美”的完整话语，反映的正是人性的多样化偏好。
在教科书上约束是指预算线了，决定于收入水平和商品价格，但仅仅这样看一般化还不够，收入水平、商品价格，你的身高、学历、长相、家庭背景，都构成你行为选择的约束。
毫无疑问，约束相同，但是无差异曲线不同（偏好不同），行为选择就不相同；反过来，无差异曲线相同（偏好相同），但是约束不同，行为选择也会不同。本来人的行为选择是由约束和偏好共同决定的，但是经济学偏偏假设所有人的偏好是相同的，所有人的无差异曲线是一样的。即是说，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同质的，同样的聪明，任何人既不比他人聪明，也不比他人愚笨。如此，在经济学的框架内，行为和结果不同，完全是因为约束条件不同所致了。
据我所知，这样的行为假设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他们讲这个世界有利他者存在，也有可能无差异曲线不是凸向原点。没有人讲这样的行为假设能够准确地刻画这个世界，没有人讲这样的视角能够反映经济的全貌。但我们能够肯定，这样的行为假设、这样的视角一定能够让我们看到独特的风景，给我们独有的启迪。须知，和任何现象都相容的理论是没有解释力的，一张1:1的地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是经济学片面之所在，也是经济学价值之所在。
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你不能说我谢作诗怎么这么蠢，不去追求宋祖英呢？你不能说我没有追求宋祖英，是因为我不喜欢宋祖英。那我告诉你好了，我喜欢着宋祖英呢，做梦都喜欢。我没有追求宋祖英，因为只是一个穷博士嘛，长得也不英俊，我的预算线达不到那根更高的无差异曲线嘛。癞蛤蟆不能吃天鹅肉。硬要蹦起来去吃，天鹅肉吃不着，还会摔成蛤蟆饼的。
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你不能说我谢作诗怎么这么蠢，竟然去搞家族经营。你在做这样指责的时候一定要想一想，既然我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请人经营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怎么会不请人经营呢？我不请人经营，一定是自己经营或者让兄弟姐妹来经营更划算了。我请你经营，你是有经营才能，但是，给我干活你不可能像给自己干活那样用心的，你可能要建漂亮的办公室，坐头等舱，请漂亮女秘书，甚至，你可能会挪用我的钱去办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私事。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办？要知道，我不能打你，也不能骂你，因为我是富人，富人违法的成本高。我只能用合法的手段加以解决，就是诉诸法律。但是，如果打官司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那又怎么办？那就自己经营或者让兄弟姐妹来经营好了。所以，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果一个地区家族经营流行的话，那么你就要留意这个地区法治是不是不健全。经验上，我们观察到欧美国家不是没有家族经营，但是不普遍，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法治良好。经验上，我们观察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家族经营流行，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和东南亚国家法治还有待改进。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你不满意家族经营，可不可以？可以，但你应该把精力用于加强法治建设，而不是什么去帮助家族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云云。
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你不能说中国老太太蠢，美国老太太就聪明。美国老太太贷款买房子，住了一辈子，老了，要死了，贷款也还上了。中国老太太呢，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终于买下房子，第二天却死了。但这不是中国老太太蠢，美国老太太聪明。想想看，改革开放初期，且不说没有房子可买，由于经济不发达，利率高昂；市场不完善，合约履行程度低，就是有房子可买，又有谁去买呢？今天，经济发展了，利率降下来了；市场发达了，合约履行程度提高了，大家自然买房子了。不仅买房子，还炒房子，把个中国房价炒成了地球之最。我们的小女生，头发是黑头发，皮肤是黄皮肤，但却摇身变成中国未来的美国老太太。
三、重要的是约束条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分野经济学并不否定人的差异性，有的人爱财，有的人好色；有的人勇敢，有的人懦弱，这是事实，无可改变的事实。从管理学的角度讲，面对不同的人，当然要委以不同的任务；面对不同的人，当然要施以不同的激励措施。但这不是经济学的角度。经济学承认人的差异性，却不关注人的差异，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约束上。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你不愿意看到某个行为，怎么办？你不能简单地叫人不要那样做，那样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党告诉各级官员不要贪污腐败，要做人民的公仆，但是没有用。在经济学的框架内，你希望他人去做某件事，也不是简单地叫人去做好那件事。正确的做法，是设计出一组约束条件，就是进行制度和激励机制建设，在你的制度和激励机制下，你叫他不那样做，他也不愿意；你叫他腐败，他也不腐败。
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我无为而天下治”。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要做，而是建立起恰当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在这个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下，自利的个人会自觉地实现社会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诸葛孔明就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事必亲躬，说明制度和激励机制还不完善。
下围棋的朋友都知道，刚开始学棋的时候，老师是一定要让你按定式下的。但是你学成谢师了，真正下棋的时候，是不可能按照定式下的。所谓高手无定式，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打乒乓球的朋友也知道，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练习推挡，不管什么球，都要求你用一个固定的姿势去推这个球。练习拉球，不管什么球，都要求你用一个固定的姿势去拉这个球。但是真正打球的时候，你就不能拘泥于这个姿势了。马琳打球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怪异夸张的动作，但是他的这个怪异夸张动作很有效。武林中也有无招胜有招的说法，都是一个意思。
现实是综合的，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当然要求从不同的角度综合分析和把握问题。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一个角度都能增进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把握。搞管理，我们当然要研究不同人的偏好和差异，但这应该是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所做的进一步的工作了，是不能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相违背的。回到现实生活中，当然可以把十八般武艺都使出来，但是学的时候，必须是一件一件的学。要有不考虑人的差异而能从约束来解释行为的本事。
我们有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老师，跟我讨论三聚氰胺奶粉的事情。他希望用风险偏好来解释这件事，就是农民对于食品风险偏好高一些，而城市居民对于食品风险偏好低一些。含义自然是清晰的：其实农民并不是不知道低价奶粉质量没有保障（至少质量是不高的），但他们仍然选择购买，因此，完全消灭问题奶粉就不大可能，而且也不是社会最优。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算三元不出问题了，四元或者五元也会出问题的；就算奶粉不出问题了，其它食品也会出问题的。不是吗，岂止是问题奶粉，“地沟油”、“苏丹红”，是不需要逐一列举的。
我不是说没有风险偏好这回事，但认为从风险偏好来解释世事是数学，不是经济学，至少不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的解释：人不只是要吃奶粉，还要做别的事情。要穿衣，要吃饭，要看病，要送孩子读书……效用最大化不是在一件事情上实现最大效用，而是要在所有事情上实现总的最大效用。如此，需要每一选项上的边际收益与商品价格之比相等才是实现了总的最大效用。这是经济学的入门课程，本科一年级就知道的课程。这需要消费者将有限的收入在各种选项上做一个大致平均的分配。假如收入很高，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在每一种商品的消费上投入较多的货币支出。但是，假如收入本来就不高，甚至低，那么消费者在单项商品上的消费投入就不可能高，又不能不消费，因此只能消费低价、质量没有保障的商品。
这个解释的含义也是清晰的：不排除立法和执法等方面的不足是导致问题食品的原因之一，但是问题食品的确是经济不发达、老百姓收入不高的外在表现。问题食品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收入的提高，问题食品的消失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发展、百姓收入提高的自然过程。我告诉这位老师：你可以用两种方案解释这件事。但从发文章的角度，你要用上风险的概念。否则，用本科入门的知识就把事情解释清楚了，岂不是不够前沿，没有技术含量。
四、存在即是合理：高手看世界是和谐的
黑格尔讲：“存在即是合理”。“合理”是什么意思？是说每一件事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每一件事都有它赖以产生的约束条件。至于这个理由、根据，或者说约束条件是好还是不好，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这是我的解释。就这个问题，我曾与辽宁省委宣传部部长有过讨论。部长不只是官员，还是一个大学问家。他说我的解释不是黑格尔的原意。我不懂德语，不可能知道黑格尔的原意，也懒得去搞懂黑格尔的原意。反正我用自己的理解其去解读他人又不是一回两回了。今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我提交了一篇《科斯定理与经济分析》的文章，肖耿就戏说是科斯定理的谢氏版本。
存在即是合理，当见到一些反常的、离奇古怪的事情，你就不要简单地骂那是不合理。
我们不能简单地骂高校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不合理。须知，我们的大学主体上都是公立大学。由于公立大学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就不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达成一致意见的费用高。为了节约高交易费用，公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采用好量化、易观察的指标来进行学术评价，而且更多地采取事后评价的办法，即从事后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获得了多少个课题、刊物的排名、立项单位的级别等等来进行学术评价。所以在芝加哥大学，戴维德可以凭口述传统获得教授职位；在牛津大学，莫里斯可以在无名之时获得教授职位；在麻省理工大学，丁肇中年纪轻轻可以获得远远超过其预期的学术待遇，但在公立大学，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发生。在我们的大学，给院士、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很高的待遇可以，但要给一个成长过程中的年轻人很高的待遇就会引出非议。这也是说，如果我们真要反对高校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的话，那么反对的也不应该是高校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进行学术评价本身，而应该是高校现有的产权制度。
我们不能因为出租车选择在下午五、六点下班高峰期交接班，便骂那是不合理，是无效率。要知道，出租车早上从A地出发，下午收车的时候，事先并不确知自己处在什么位置。这是说，要从一个随机的地点B，在给定的时间回到给定的地点A。现在我要问：选择什么时间段交接班空车率最低呀？毫无疑问，选择人流流向最丰富的时间段空车率最低。你也可以用数学去证明，但我可以告诉你，你最后证明的一定是我的结论。现在我再问：怎样的情况下，人流流向才是最丰富的呢？你自己就会回答：人流高峰的时候人流流向最丰富。那么，出租车选在人流流向最丰富的下班高峰期交接班，以实现空车率最低，怎么就不合理了呢？
中国古代有对女人的种种道德约束，比如“三从四德”，比如“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人可以三妻四妾，但是女人就不行。我们听说给女人立贞洁牌坊的，但是没有听说给男人立贞洁牌坊的。不要简单地以为这是歧视妇女，不合理。今天我们知道，基因的鉴别十分重要。假如基因混乱不清，就会出现近亲繁殖，不是智残，就是身残，人类就不能延续，生存就没有保障。所以这是大事，比天还大的大事。人的基因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母体，一个来自父体。来自母体的基因好鉴别，妈是不可能假的。但是爹就不一样了。爹是可以假的。假如一个女人在同一时间跟多个男人在一起，那么孩子的父亲是谁就搞不清楚了，种族的延续就要出大问题。要知道，古时候是没有避孕措施的，也没有DNA鉴定技术。但是，男人在同一时间跟多个女人在一起却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一个女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跟一个男人，那么孩子的基因鉴别就不成问题。给女人以特别的道德约束，这是在没有避孕措施和DNA鉴定技术约束下鉴别基因的制度安排，是高级智慧，我们怎么可以妄加指责呢？
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些道德约束了，可不是今天社会进步了，我们讲究男女平等了，也不是今天经济独立了，妇女不再需要依附男人了，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些认为男女关系中经济地位决定了相对地位的论调，犯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一样的错误。不是劳动付出多，价值就越大；不是经济贡献大，在男女关系中地位就越高。我告诉大家，对女人做特别的道德约束，跟歧视妇女、男女平等扯不上关系。逻辑上，只要男女比例永远是1:1，那么在整体上男女就永远是平等的。我还要告诉各位，是科技进步把诸位女士解放的。
也不要以为，对妇女进行特别约束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事，西方人也这样的。大家知道，直到上世纪初，西方妇女才允许穿裤子，一直以来，她们只被允许穿裙子。中国古代有着女人缠小脚的审美情趣，而在西方社会，则有着女人穿高跟鞋的审美情趣，这是异曲同工了。
存在即是合理，每一件事都有它赖以产生的约束条件。于是反过来，要培育一件事情，要促成一件事情发生，就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强调它如何重要，它就会自然产生，然后降临到我们的身边。重要的是创造事物赖以产生的约束条件，也即是创造事物赖以产生的根据。
不会因为我们大讲法治重要，法治就会自然产生。法治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条件之一是产权私有。只有在产权私有的社会里，法治才可能真正推行开来。据说，毛泽东主席曾经讲：宪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但是我们主要不靠它解决问题，我们主要靠开会做决议解决问题。不要说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领导人不重视法治，这可是公有产权约束下必然的选择。我们一方面大讲法治重要，要建设法治社会，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和推行公有产权，这岂不是矛盾了。
科斯讲：“你们讲什么，我脑袋里想到的都是土豆。”科斯的“土豆”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是约束条件了，是事物存在的根据了。在这个世界上，是科斯和张五常使得我们真正重视约束条件的。科斯的话语是黑格尔“存在即是合理”的另一种表达了。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现象和行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那些动不动就叫嚷这也不合理，那也无效率的愤青，不能说是蠢，但毫无疑问是低手了。高手看世界是和谐的。想想吧，既然人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合理和无效率呢。不要总是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与损人利己联系在一起。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是不可能漠视他人利益的。
五、存在即是合理：高手看世界是简单的
高手看世界不仅是和谐的，而且也是简单的。世界纷繁复杂，但是事件背后的道理往往简单。而且正因为世界纷繁复杂，我们用以观察世界的理论反而要简约。科斯讲：“经济学能够告诉人们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原理。”那些抽象而又复杂的理论，不是错误就是没有用。
简约看问题，就要从纷繁的现象收回到一个理论中心，要把不同问题看作是相同的问题。
我们知道，资源公有，就会被过度利用。一块草地，如果大家公有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多放一只羊，因为多放一只羊的收益由我独享，但是对于草场造成的伤害则由大家分担。大家见我多放一只羊，也会跟着多放一只羊。而我，毫无疑问更聪明，会多放一群羊的，最终大家一会跟着多放一群羊的。结果是草场沙化，本来很有价值的一块草地，只是因为公有的缘故，被过度利用，变得寸草不生，这就是经济学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但是，假如你只是看到多放养，却没有看到多生人；能够解释多放羊，却不能解释多生人，那么你的理论一般化就不够。其实，多放羊和多生人是一回事，中国的人口增长和多放羊背后逻辑是相同的。
当年农村人口飞长，马寅初调侃说：因为农村没有电，农民没有夜生活，吃了饭就上床睡觉，所以人口增长快。这说法遭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批评的“好”。我生长在农村，深知为什么农村人口增长那么快。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农民分粮一要看工分高低，二要看家庭人口多少。公粮不能少，人均基本口粮必须提，除去上交国家的公粮和基本口粮，余粮才用来计算工分的分值。由于单位工分的含粮量很低，一个家庭粮食的多少就主要决定于人口的多少。当年我们家五口人，不管父亲多么勤劳，粮食怎么也赶不上八口之家的隔壁邻居。那个时候，上学、就医基本上不要钱。看病只需交一毛的挂号费，上学只需交2至5元的学费，还包含了书本费。想想看，给定这样的准则，为什么不多要孩子呢？一定要多生的。今天的青年没有或者很少有兄弟姐妹，但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但有一大堆兄弟姐妹，更有数不清的堂兄妹、表兄妹。我有22个表兄妹，光是我小姨就生了8个孩子。
不要以为，我们中国人天性就爱生孩子。也不要以为，多子多福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专利。我的看法，我们多子多福的文化倒是一个需要解释的变量。今天中国人口增长下降，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功不可没，然而市场化改革显然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市场以私产为条件。是私有产权使得人们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内部化了的。我的大哥、二哥都要了两个孩子。我问过他们：现在让你们生，你们还生不？他们齐声回答：不生了，不生了，一个孩子最好。
马克思看世界就不简单。在马克思那里，人是人，马是马，牛是牛，机器是机器，厂房是厂房，一般化很是不够。马克思一定很辛苦的吧。费歇尔则不同，在费歇尔看来，人是资产，马是资产，牛是资产，机器、厂房是资产，美丽的歌喉、漂亮的脸蛋全部都是资产。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都是资产，而资产的市值即是资本。在费歇尔的一般化了的资本概念下，没有了剥削，增加收入的唯一有效途径只能是增加资本存量。这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学了。
说费歇尔，大家不一定熟悉，但是他的中国学生宋子文大家或许就熟悉了。不要以为国民党打了败仗，国民党大员们就都是些酒囊饭袋。第一个把鸦片问题看清了的就是宋子文。子文认为，不是因为民众吸食鸦片，身体素质下降，导致中国国力衰退，民生凋零，而是因为当时世界各国都使用银本位，大量进口鸦片，必然导致白银外流，引起通货紧缩，是通货紧缩导致经济衰退、民生凋零的。解决之法不是禁烟，而是进行货币改制，放弃银本位。如此看来，林则徐老前辈是不是只是一个空怀士大夫情怀，然而知识似有不足的老前辈呢？
你要把滥发货币和赤字财政、福利主义看作是不同的事情也可以，但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生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的。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的。而赤字财政、福利主义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了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体制。民主有一万个好处，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当然，我没有说民主就不好了，只是我们要知道凡事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民主制度也是有其利和不利一面的。我没有说非终生制就不好，只是非终身制也有它的不利的一面。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呀。
要不要把贸易条件看作是一个价格，那是你的事，但我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价格。无非是一个相对价格。问题是，有哪个价格本质上不是相对价格呢？把贸易条件看作是一个价格，你就不会为贸易条件改善而欢欣鼓舞了，你也不会因为贸易条件恶化而忧心忡忡。一些时候，涨价可以增加收入；一些时候，降价反而可以增加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条件一路恶化，但中国经济却一路高歌猛进。看来，不能做到一般化、简约化，实践是要打耳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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