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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是以前写给报纸的。所以有些知音体。而且编辑说，希望我写一些抓人眼球的，比如凶杀色情的，比如黑工偷渡的，比如，失败的人生。国内的人更愿意看。于是就写了这个系列。序言 小时候，印象中的华人，他们衣冠楚楚，带着白围巾，带着眼镜唱着慷慨激昂的“中国心”。逢年过节，或者天灾人祸，华人华侨总要被提起。
这些年我生活在华人圈里。我才知道，华人，除了学者，华商，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餐馆洗盘子的小工，地下制衣厂的小夫妻，或许还有站街的女子。
我也见到过街上乞讨的华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那个旋律。
“我已厌倦漂泊
我已是满怀疲惫
眼里是酸楚的泪
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
为我抹去创痕
我曾经豪情万丈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归来吧，归来吆，浪迹天涯的游子
第一篇 偷渡客
我曾在某华人商会做文秘。商会会长方先生五十多岁，初看有些南方农民的土气。常看他高高兴兴走进来用温州普通话说，中午请大家吃日本餐，刚才那个非洲人真爽快，付了45万欧元做定金。这个看起来土里土气的温州人，家资以千万欧元计，是两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板。
那时，我生活不易，一边上学一边要东奔西跑打工糊口。有次我正在沮丧间，方先生突然说，你们知道我以前做什么的吗？于是，第一次，我知道了这个功成名就的成功者的往事。
方先生是温州乡下人。温州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仅是全国人均面积的五分之一。偷渡，就是长久以来的谋生之途。方先生七十年代末就找蛇头偷渡了。偷渡的过程方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说，他走过水路，也走过陆路，他在闷罐车里面摇摇晃晃又吐又拉，臭气熏天，而且闷得死去活来。
最开始他到了巴黎，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就总是赖着去中餐馆的后厨，看人脸色，洗碗打杂。只为最后能吃口剩饭。“那是没有工钱的”他说。那时候他常常肚子痛，痛到满头大汗，“不过，只要旁边的人给点儿吃的，吃下去，马上就不痛了”他又说。
偷渡客，最害怕的还是警察。一次，有人喊警察来了，他哧溜就下地下室了。他表哥却来不及了，趁人不注意就钻到了冰库里。后来警察走了，大家都忘记通知他表哥。过了好几个钟头，有人一拉开冰库一看，他表哥已经硬邦邦了。赶快把他搬出来，他们就给他身上使劲擦辣椒水。“然后呢？”大家着急问。这方会长平时说话慢吞吞，这会儿就更慢了，他喝了几口茶，才说，“然后，就救活了,你们见过的，就是我那个开电脑店的表哥，在海边上有个别墅的那个。”
后来，另一个温州朋友说，他那个表哥真够运气的。他的一个朋友也躲在冰库里的。后来，大家想起来的时候，打开冰库一看，他，硬邦邦的，早死了。
这个温州人后来偷偷向我说起方会长的第一桶金。会长那时欠了“蛇头”大笔债，必须给“蛇头”工作:就是偷偷运输别的偷渡客出来。这期间，老板认识了偷渡客里的一个小姑娘。方先生自己也讲过这事情：那时候，我又穷又傻，大家都叫我“方傻”，没有人肯嫁给我，谁知道就有个小姑娘，那么聪明，那么漂亮，居然就要嫁给我。这小姑娘，就是现在风姿卓绝，腰缠万贯的会长太太了。
在被迫给“蛇头”工作的过程中，这聪明的夫妻二人，一来二去，也摸清了门路。于是每次的偷渡过程中，他们也藏些自己的私货，就这样他们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有了自己的积蓄。然而，最终有一次，他们的私货被“蛇头”发现了。“蛇头”大怒，要剁下会长的一只胳膊，会长太太立刻跪下来，痛哭流涕说绝对再也不敢了。
突然就想起那次那个风韵依然的会长夫人说，我们以前做生意和别人有过节，我就真的跪在地上求别人。等回到家里，我们夫妻就抱头大哭。
有时候，会长会邀请大家到他家做客。他家在巴黎近郊的富人区，300多平米带泳池花园。会长乐呵呵，在楼上楼下的红木和古董之间跑来跑去，会长太太指挥着阿姨送茶送暖。一派富贵气象，更兼鹣鲽情深。
这就是会长的历程。他们的结局里不仅仅包含了无数和他们一起出发，却不幸闷死在货车里的，冻死在冰库里的，以及所有那些魂断异乡的偷渡客们曾经的梦想。也包含了所有那些生意失败而流离失所的，以及那些一朝暴富而夫妻反目的偷渡客们的曾经的梦想。
决定这些成败荣辱，悲欢离合的，虽千万言，岂能尽说？
来源：玉垒关）
一 赌场里的物理博士
我遇到刘生的时候，他40岁，头发斑白。他是我的师兄。听说16岁在高考中在全省名列前茅而进入我校。22岁，公派到欧洲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学成之后，刘生不愿意回国，因为违反了之前的协定，而被扣押了护照或者居留，从此就非法滞留下来。
失去了身份的他，没办法找专业工作。他又手无缚鸡之力。最初就靠打一点儿黑工吃口饭。
他英文很好，那时华人不多，就有华人老板们找他做翻译。有时，他就被带到附近的赌场。“他头脑真是好”，据说，他在老虎机旁边转来转去，就发现了些规律。他就找恰当的时机，也小玩几把。总体来说，赢多负少。他就常常要求去赌博的老板们把他捎上，玩几把，见好就收，就是好几天的饭钱了。
后来，有个中餐馆的老板见他老实，就冒险收留了他，让他在后厨做三手。就在躲躲藏藏里，一晃就是十多年。这期间，也有已经拿到居留的偷渡来的女孩对他有意。他却说，他现在这种样子，不想辜负别人的青春，而拒绝了。
再后来，他意外遇到他早已经功成名就的同学。同学感慨万分，之后就费了很大力气帮他拿到合法身份。
我同他吃了顿饭，中间，他好像吃到什么异物，于是把那面包吐出来，看看，挑拣一下，然后又塞进嘴里了。
他说，很想回国看看父母。以前没身份，不敢回，怕回去再出不来了。我告诉他，国内现在发展很好。现在他可以回去了。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回去。
二 打工皇帝
这个城市的华人圈，背地里称李某，为“打工皇帝”。不是因为职位高，薪水丰厚。而是因为他，以名校博士，年过半百，在做清洁工。
李某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就在某科研所工作。然而他为人憨直，尽管他工作认真却升迁无门。于是八十年代末，他就自己联系了西欧某知名大学，出国读博士。那时候他都三十多岁了。毕业之后，他的奖学金还有很多节余。那时候，很多偷渡的华人已成了气候，卖百货，开餐馆，大赚其钱。
“你的头脑不知道比那些温州人高多少倍”，他认识的一个昔日的温州偷渡客常常这么说。终于，他动心了。他学的是基础学科，提供给他的工作机会，大多是又费脑细胞，又没多少钱的“科学界的蓝领工作”。他曾经这样说。
他终于和这个温州人一拍即合。投资和他合开了一家卖工艺品的商店。终于要打个翻身仗了。他那时，是这样和他周围的人说的。
然而，这一仗，翻到阴沟里了。其实据说那商店最初生意还不错。然而，他和他合作者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甚至到最后对簿公堂。其实据说那温州人想私了的。然而李博士却坚持认为真理掌握在他自己这一方，坚持要在法庭上说话。
最终，旷日持久的法庭战，把生意拖垮了。原本生意不错的商店，连进货的钱都没有了。商店关门大吉了。
这折腾的时候，李博士已经四十多岁了。而且，精神上受了一定刺激。记忆力很差，而且很容易暴躁。他想要再找“科学界的蓝领工作”，已经可望而不可得了。
之后，他换过很多工作，餐馆，福建人的批发店。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说他在市政办公室工作。后来才知道，他做的，是清洁工。
他的妻子，也是八十年代处的大学生，现在在做保姆，她常常跟我比较，法国的无比优越，以及中国的总总不是。
然而， 他家里显眼的地方一直放着一封信，那是西南某个知名大学想聘请他做老师的邀请信。信的落款是，九十年代初。
太晚了。 一切都回不去了。 巴黎的美丽城（belleville）是续巴黎13区之后兴起的华人区。当年法国大名鼎鼎的麻雀歌后piaf，就是出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的街头卖唱的时候，被人发现，最终名扬欧美的。
现在，在美丽城的街头，歌后余音再无觅处。却常常冷不丁就在街道转角处听到生硬的法语说：先生，先生，30欧元一次怎么样?那是偷渡而来的华人站街女了。这些廉价的化妆品掩盖下的浓妆女子，大多来自中国的北方。她们年纪比较大。文化又低。学法语，找工作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于是填饱肚子的最后的方法，就是站在街头，招揽过往客，偶尔就有猥亵不堪的各族人种，上去和她们搭讪。
我凑巧就认识了她们中间十分幸运的一位。学校打扫卫生的是个中国女人，她只会零碎的法语，见了我她十分高兴。她很豪爽，我们交浅，她却言深。她恨不得把她的每一件事情都讲给我。她来自东北，下岗后，老公好吃懒做。生活得太艰难了。她说“我无论如何都要我女儿读书的，不管做什么都行”。那会儿她都快四十岁了，她坚决地和老公离婚。然后借钱偷渡到了巴黎。那会儿，为了吃口饭，她什么都做。她说，有温州人指着她骂，说她们东北女人跑出来做鸡，丢人现眼。她就反骂，你们温州矮锉子，谁看得上啊？
后来，她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法国人，一来二去，这法国人说，他很想要个孩子，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愿意和他生孩子的女人，她能不能帮他？他可以娶她。
这大姐对我说，她那时候想，这也行。但是她不能骗他啊。她说那我就直说吧，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生孩子了。法国人就带她去医院检查。她说，结果要出来的那个晚上，她紧张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万一她不能生，怎么办啊，她的后半生？
好在，最终医院认为她生育的能力是健全的。就这样，他娶了她，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而她，也就得到了法国的居留。
她那会儿，常常对我说她现在的幸福生活，使我相当佩服她当年出国的勇气。
前段时期，我又在地铁站遇见了她，她前面有个混血的小男孩。她旁边挽着的，是一个法国老头子，出奇地瘦小，甚至有些奇形怪状。他一直不停地病态地打颤。她见了我，不再和以往那样亲热，她有些勉强地打了个招呼。地铁来了，她却不肯和我一起上地铁。她说她等下一趟。
朋友在咖啡馆打工，他们那里有个法国老头子，七十多岁了，常常对人哀叹说，他的丁丁，他的丁丁回中国了，永远不回来了。朋友解释说，所谓丁丁，是这老头子相好的一个站街女。后来，丁丁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国了。
最近，经济危机。美丽城的站街女也打折了。有站街女比划着十个手指头说，10欧，10欧元一次。听说还有些阿拉伯的老头欺负她们势弱，一次四五个人同时去，却只给10块钱。
那天我在美丽城买榴莲，花了二十欧元，朋友感叹，都够俩站街的了。 美丽城站街的华人 四 2011-06-30 11:05:42
我在电脑店打工的时候，遇到一个上海人，他说他是偷渡过来，在地下制衣厂打黑工的。他使劲纠缠着我讲价。他说，他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工厂在地下，空气又不流通，噪音又大。每个月他有半天时间逛街，他脑子里还总是嗡嗡地响，眼睛晃啊晃，到处都是模糊的。我的老板，一个胖胖的青田人，居高临下带着蔑视地笑着看了我们一眼。我只好一言不发。
其实，比起我的温州朋友阿东，这上海人也不算辛苦。阿东和他老婆是办了假护照先后到法国的。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最初就在地下制衣厂工作。那前后他们还生了两个孩子。孩子背在背上。缝纫机旁边放一个小炉子，上面长年累月熬着粥。有时候里面还放个鸡蛋。饿了就扒拉一口。吃饭也是在缝纫机前面，自己吃一口，给孩子塞一口。“工作是不能停下来的，因为你做的东西，下一个人正等着用呢”。每天他们只有五六个小时睡觉。他们有个朋友就是打瞌睡，打着打着，手就跟着衣服料子从缝纫机底下扎了过去了。
后来，实在不行，他们把孩子偷偷送回了国，直到十几年过后，他们都拿到居留，生活略略稳定了，才又把孩子接过来。
又过了几年，他们找到更赚钱的工作了。就是做皮衣。在家里做就行了。但是，做皮衣需要一种胶水，味道很难闻。他们又不能开窗户。害怕招来警察。“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闷热得不行了，那个味道真是难闻得要死”，阿东的妻子说，不过，收入很高，一天有两，三千法郎的收入。他们就这样还清了蛇头的债务。本来做得好好的，有一天，阿东的妻子突然就倒在地上。一查，是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
“就在这里面”，阿东的妻子指着她眉毛的一处说，“做手术的时候，阿东还忙着，我一个人去的。他们说把我的脸皮都揭开了，翻上去，然后做的手术”。我看着她不过四十来岁，却皱皱巴巴到不成样子的脸，突然就明白了。
后来，有一天阿东自己也突然摔倒了，也得了一样的脑瘤。
我认识阿东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在巴黎很偏僻的地方，开了一小餐馆，生意本来就不好，经济危机以来，更是艰难，连生计都有些成问题了。
阿东回忆说，以前他做皮衣，那个真是赚阿。只是后来病了，借了他哥哥的合法护照回国去看病，钱就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从此干活，就再也没力气了。
前年，一个做黑工的东北女子在家里听到警察的声音，惊惶之中，翻身从窗户上跳下去，而横死在异乡街头。其实，当时那班警察根本就不是来找她的。
常常听到偷渡客不幸遇难的轰动新闻。然而，那些躲过了凶险的偷渡之旅，最终却直接，或间接地死于黑工的同胞，更不知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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