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黎名人足迹：巴金故居
来法国10年， 其中有8年时住在rue amoyt，也就是，和巴金故居临近的街道上。应朋友之约，今天特地拍摄了几张图片，和侨网的朋友们网友们分享。以下是边芹女士撰写的文章：
1927年2月19日，从马赛老港那艘邮轮的四等舱里走出的一批年轻的中国人中，有一个从上海来的四川人李尧棠。现在已无从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气候，不过2月的地中海边应该是温和的，而且多数是碧海蓝天的晴朗时日。
从1901年至抗日战争前，尤以1919年到1930年这一段为高峰，每年都有成百的中国青年从马赛港走下邮轮，然后乘火车奔赴800多公里以外的巴黎。与世纪初被作为华工招来的中国人相比，他们都穿着西装，都是读过书的人，都出生于或富有或殷实的人家。这些很快进入法国中学补习法语的中国人，并不是少年，而是成年人。从动荡不安的祖国来到西方，他们中的多数都是理想主义者，尤其是到法国来的这一批人，多半是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吸引，吸引他们的还有当时在西方也到处受打压的共产主义和安那其主义(注：安那其主义，也译无政府主义，法文是anarchie，此处之所以用音译，是因为我认为中文的无政府主义不够中性)。我写到这里，不禁想到，几十年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踏上法国土地的不少中国青年，追求的已不是那些“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西方富裕的物质了。也就是六七十年的时光，便已是物换星移。多少理想在时间这只无情的大手的揉捏下，成了无声的尘土。
这批从停靠南线火车的里昂站走进巴黎寻找理想的年轻人中，走出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还有李尧棠——后来大名鼎鼎的巴金。巴金在其后写的《写作生活底回顾》一文中有一段话，很能刻画这一批理想主义者：“在印度洋舟次我给一个敬爱的朋友写信说：‘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预备贡献出我的一切……’”
2004年3月，当《新民周刊》约我写写巴老先生在巴黎，我应该承认，这位只在我少年时代极短的一段时间里与我在文字上交往的作者，已离我非常遥远，像早就被岁月磨蚀掉的理想的泡沫。我们这一代人很轻易地就抛弃了那个专情又滥情的时代，在五光十色的新的物质世界里，《家》也好，《寒夜》也好，都像世纪之交的那个旋转门一样，一眨眼就被转到另一边了。
1927年1月15日从上海上船的李尧棠，1928年底返回上海时，已经变成了巴金，他在法国写的署名“巴金 ”的处女作《灭亡》，这时已在上海发表。由此可以看出，法兰西的两年在巴金的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人的一生走上某一条路其实非常偶然，一个走时梦想成为革命家的青年，回来时成了作家。我甚至认为，这段留学经历，使他一生受益，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道路。
巴金在法国只呆了不足两年。在巴黎的时间更短，加在一起约半年。他在巴黎的生活，现在唯一能掌握的资料，只有他自己的回忆录。法国方面并没有为巴金留下些什么。遍查多如牛毛的法语因特网，也只有一个安那其主义网站谈到巴金，视他为同道，殊不知巴金的世界早已几度春秋。
忧郁的小街生活
就最初的域外生活，巴金写道：
“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旧旅馆底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日家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正对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底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在春寒料峭的3月一个阴雨的下午，来到巴金最初投宿的布兰维尔街。在《寻找海明威》一文中，我写过这条拉丁区的小街。它距离先贤祠(国葬院)只几分钟的路程，与图安街、吊刑街和图内福尔街一起围成那个让我心动的小小的街心广场。从这个小广场穿过短短的布兰维尔街，就是孔特斯卡普广场，这个广场边的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街74号四楼，20年代初住过另一个名人海明威。海明威1926年离开巴黎，1927年同样来到这个广场周围的巴金，与他失之交臂。
我们现在来看看布兰维尔街。街窄而短，有两家小饭店和一家名叫“凯旋剧院”的小戏院。夏日晚上戏院门口会站满等待入场的人，现在属早春，街上了无人迹，一如上面巴金的描述。在这层意思上，时间并没有改变多少东西。巴金住过的5 号，就在小剧院边上，已经不再是小旅馆，而是公寓了。楼门在这个初春的下午紧闭着，没有人进出。经验告诉我，5号门口不会像74号门口那样有一块纪念小石牌。除了周恩来，没有其他中国人在巴黎的哪条街上留下过小石牌。也正是从这一点，使我深深感到，在外族面前，历史和文化都没有多少实质价值，唯一真正说得上话的，古代是军事实力，现在是经济实力。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Francaise( 注：法文协会)补习法文。”
海明威常常从这条布兰维尔街，经吊刑街，顺着亨利四世中学高大的墙壁，走进先贤祠广场，再走苏夫洛街或屈雅斯街，过圣米歇尔大街，从位于罗斯唐广场的铁栅栏门进入卢森堡公园。巴金显然走的是同一条路。没有一个异乡文人不喜欢卢森堡公园，我至今奇怪，这个本身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的公园，究竟散发了一种怎样的磁性，让人愿意在它的草坪上，在它的水塘边，在它散落各处的苹果绿色的铁椅上，卸下尘世的烦恼？写到这里，恕我说一句题外话，巴黎所有的公园都不收门票，因为城市的绿地是每个市民共有的。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把属于自然的风光圈起来收费，即使私人城堡的花园部分，也多是免费游览的。
“白天就留在家里让破旧的书本来蚕食我底青年的生命……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底房间也震动了……经验告诉我是一辆载重的汽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
现在这样的小街是不会再有大卡车通过了，它和拉丁区其他一些小街一样，已经被作为文化的、历史的巴黎，像明信片上的风景，被展示着、保存着，被各种信息传递着，慢慢地就产生了超出其自身价值的东西。
那么街角那家咖啡馆呢？街角有一家，我走进去，装潢相当老式，两三个工人模样的熟客在喝啤酒，我想就是这一家了。巴金这样写过：“进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阵温暖。我立在柜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一面望着旁边几个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诚实的脸……”
但老板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香料铺，变成咖啡馆是近二十年的事。我问他对面那家食品杂货店呢，他说那家一直就是食品店，没有变过。他很热心，发觉没法回答我，便把我领进他隔壁的小饭馆，饭馆的墙上有一张旧照片，他说那上面应该是那个时代的布兰维尔街口和孔特斯卡普广场。我仔细一看，果然不错，他所说的香料铺和食品杂货店都在上面，但和布兰维尔街在孔特斯卡普广场交汇的穆夫塔尔街的街口有一家酒馆，那大概就是巴金所说的街角咖啡馆了。现在酒馆已改造成新式的咖啡馆，叫戴尔马咖啡馆，里面年轻的经理正忙碌地兑着鸡尾酒，对我提及的旧史一无所知。
良心与觉悟
巴金在布兰维尔街只住了约一个月，3月份他搬到与这条街相交的图内福尔街2号。2号紧挨着图内福尔街和布兰维尔街交汇的那个小街心广场，就是我在《寻找海明威》中说过的那个没有多余装饰的三角地。
2号看上去不大可能是过去那栋房子，新式的楼门缩在一个回廊下，说古不古，说今不今，五、六层的楼里显然都是住家。是改装了，还是重盖了？当时拉丁区有很多专为学生或小知识分子提供食宿的小旅馆，也叫膳宿公寓，伙食是包在房费里的。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这种地方有过透彻的描写。我敲开1号那家室内装饰店的门，里面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这栋楼才盖了二十多年，原来的房子是什么样没人记得了。我却怀疑这并非一栋完全新盖的楼。不过我的怀疑又有多少根据呢？那个新式的楼门好像在嘲笑我：你来找什么？好像一切还有意义？2号门口也不会有小石牌。曾经走过这里的那些中国人竟然没留下一丝痕迹，可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中国人却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同样的历史在不同的地方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待遇，完全不同的作用，甚至完全不同的解释。
这里到先贤祠很近，从三角地出发，走一段吊刑街，再向左一拐，就是先贤祠了。先贤祠广场有两尊石像，一尊是剧作家高乃依，另一尊便是巴金在回忆录中常常写到的卢梭像：
“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梭铜像(注：铜像并不存在，是石像，也许是巴金记错了。)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和我。”
“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 ”
我知道，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并且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上半叶，卢梭在年轻人心中一直可以掀起种种狂热。但称他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底良心”，则绝对有误会的成分。我不知这里的“良心”有没有误译的成分，如果是法语的“conscience ”，则并不只有“良心”一种译法，托尔斯泰的原意是否是“觉悟”的意思，也未可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文误译而误导的例子不在少数，不过在今天又有多少改变呢？语言的隔阂使文化之间常常只停留在雾里看花的状态。
当时的巴金是否也停留在这种状态？我甚至斗胆想到，他那一代人大多数一生是否都停留在那种状态？我在巴金公之于世的各种履历表中，始终未找到巴金在国内曾学过法语的记录。他学过英文、一点点日文和世界语是有记载的。因此他在法国中学里学到的那一点法语，是否足以让他深刻地了解卢梭，进而理解法国文化，我表示怀疑。后来因为这句“十八世纪良心 ”的话，延伸到称巴金为“世纪良心”，我以为也不乏误会的成分。
卢梭最喜欢忏悔，什么事忏悔了，便心安理得了。巴金也喜欢忏悔。但忏悔只能算是“觉悟”，与“良心”尚有一段距离。不过这属于日后巴金学者们去研究的问题，我在此抛砖引玉。
巴金在图内福尔街住了三个月。“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底钟声，我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底前四章。”每晚上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恐怕应被归入巴金式的浪漫。他住的地方与巴黎圣母院有一段相当远的距离，不大可能听到圣母院的钟声，他听到的可能是先贤祠边上圣艾蒂安杜蒙教堂的钟声。
另两个人占据他的心
据巴金自己回忆，这期间最激动他的不是卢梭的思想，而是两位旅美意大利安那其主义者的命运。“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处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立在卢骚的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
1927年的法国是否如巴金描述的那样黑暗？有一点可以肯定，距差一点动摇了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根基的经济大萧条只有两年，那时候西方也尚没有发展到将资本的贫困全部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头，即使是已放弃武装革命的共产主义和安那其主义，依然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心患。
19世纪后半叶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法国被公开杀戮或被以法律形式处死的人里面，有不少是左倾激进主义者，其中多数又是安那其分子，但其法律上并不存在思想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尚没有一个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来稳固它的阵营。我想，这部分地可以解释巴金笔下的巴黎为什么是那样的愁苦。
“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了一个意大利鱼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说……好像大雨住后的天空那样，我的心豁然开朗了。”
意大利鱼贩子叫范泽蒂(巴金旧译樊宰底)，1908年二十岁时移居美国，做过各种苦工，1913年加入了安那其组织。对于一个自我意识强、又被压在低层抬不起头的年轻人，激进思想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后来他在狱中写的自传中，有一句自我描述的话，他自称“无名的人群中的无名者”，也就是说一个别人根本可以无视其存在的小人物，足见他对当时的美国社会之绝望。1916年，范泽蒂参加了一次由安那其策动的罢工，从此他被剥夺继续在工厂做工的权利，只得走街串巷卖鱼为生。1917年，他加入美国籍后一个月，便被征募去欧洲打仗，为了逃避兵役，他与三十几个安那其同志一起逃到墨西哥。在那里，他结识了跟他同命运的意裔美国人萨柯(巴金旧译沙柯)，一个制鞋工人。几个月后，两个安那其分子回到美国。1920年5月，两人一起被捕，因为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枪，警方便把他们与两起抢劫杀人案连在一起。
巴金抵法的最初几个月，正赶上范萨案到了最后关头。因为同情弱者，在国内便已接受了左翼激进思想的巴金，对范泽蒂和萨柯寄予了无限景仰和同情。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由于两人的政治面目，范泽蒂和萨柯被判处死刑。这起冤案在西方左翼人群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声援他们的各方力量从美国一直扩大到欧洲。1926年5月，一个在押囚犯承认自己是那起抢劫杀人案的主凶。但法官拒绝重审，维持原判。
1927年8月22日至23日夜间，经过七年狱中抗争，范泽蒂和萨柯被送上了电椅。两人的冤案直到1977年才得以昭雪。不知这算不算“阳光下的阴影”的一部分？
“我不再在卢梭的铜像前哀诉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导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向导。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意大利的鱼贩子在我的眼前变成了比‘日内瓦公民’还要伟大的巨人。”
在拉丁区的那些日夜，这两个人的命运似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心思，他在回忆巴黎生活的文章中大部分篇幅用在了这两人身上。这一切促使他写《灭亡》。不过，悲观主义在巴金只是个外壳，或者说是称手的武器，泪水下面掩藏是其实是彻底的理想主义，即乐观主义，这一点上他跟卢梭很像，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他在小说《雾》中提到的“还土主义”，应绝不只是情节需要。
巴黎只留下浮光掠影
他1927年7月离开巴黎到外省蒂埃里堡(巴金旧译沙多·吉里)，一年多后的1928年9月又回巴黎短暂逗留，住在哪里没有留下记录。巴黎生活本身在他是非常背景式的，好像总有一层隔膜，也许时间太短，也许他属于那种只活在自己内心的人，巴黎给他留下的似乎只是些浮光掠影的东西，明信片似的闪回，诸如圣母院的钟声、咖啡馆、旧书摊、雨湿的小街……“寂默”是这期间他常挂在嘴边的词，不过我在他后来的小说中发现，这个词从没有离开过他，他最出色的小说(私人之见)《寒夜》里通篇都写着这两个字！这的确是个奇特的人，表面上与这个世界路路相通，内心里却暗暗割断了所有的通道。我们在此也许可以判断的是，他眼中的巴黎，应该多数是朋友引导他、告诉他的巴黎，而非他真正观察及感受到的巴黎。这与他其后在法国外省的生活形成对比。注：我们将在本文的下一部分：蒂埃里堡，继续这跨世纪的巴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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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_48:} 有具体地址的吗? ruetournefort
metro;place mo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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