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谈到小说的未来，我们不免感到困惑
韩少功：小说的传统作为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周的一项重要内容，5月7日晚，作家韩少功在华南农业大学做了一场题为《小说的传统》的演讲，从“后散文与后戏剧”、“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精英化与大众化”三个方面，对演讲主题做了精彩诠释。——编者
关于小说的认知并不是先定的？
很多年前，我写了《马桥词典》。围绕这本书是不是小说这个话题，引发了一场有趣的争论。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读者中，凡是没有受过文学训练的，都认为这是一本小说。他们只关心这本书好不好看。相反，凡是读过中文系的，首先争论的就是这到底是不是一本小说。由此不难看出关于小说的认知并不是先定的。我国古代就有“大学”、“小说”的说法。大学指的是大的学问，故有“大学之大，在明明德”一说。与大学相对应的则是小的小说，《四库全书》里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目，都不是我们想当然以为的那种小说，而是散文。
但是在欧洲，情况就很不相同。如果说中国的小说沿革，走的是一种所谓“后散文”的发展轨迹。那么欧洲的小说更多来自于戏剧。这与造纸技术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在公元13世纪造纸术传入欧洲(离蔡伦发明造纸术已届一千多年)之前，艺术在欧洲的主要传播方式是口谈。所以欧洲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常浓厚的戏剧色彩，非常讲究营造一种恐惧的、揪心的或是充满悬念的氛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吸引读者。 等到这种戏剧的形式遇到由纸张引发的技术革命，欧洲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就诞生了。既然这种小说来源于戏剧，就不难想到它一定情节曲折，构思严密。因为，就戏剧演出而言，演员一上台，就得竭尽全力吸引眼球。小说同样如此，首先就要强调能吸引人。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五四时期留学国外的胡适会说，我国古代的四大名著，没有一部是真正的小说。因为他从站在域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小说的确太过自由、散漫。同时期的钱穆就讲过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人的文章是写给知音看的。这与欧洲小说写作的功能和期待大异其趣。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与欧洲的小说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后散文的传统，另一个我们不妨称之为后戏剧的传统。 理性主导，还是跟着感觉走？ 后散文的小说传统发展到后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小说变得越来越公式化、概念化。也因为此，“文革”结束后，中国文坛就出现了新的口号，就是打开理性的框框，跟着感觉走。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认同，文学是一个感觉主导性的艺术活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叫理性，什么叫感觉的大课题。我们知道，十七世纪前后，欧洲出现了很多思想的伟人。其中，笛卡尔就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我思故我在。这种观念为后来的康德、马克思等继承和发扬。总体说来，它强调感性认识是表面的、粗浅的，理性认识则是系统的、全面的，是有规律的，有深刻的想法。很显然，理性要高于感性。 然而，到了十九、二十世纪，出现了另一种针锋相对的看法，尼采首当其冲提出了关于日神和酒神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感性的酒神才具有真正的创造力，才能表达我们的本质。此后，弗洛伊德发展出意识和潜意识的观念。他认为，意识是理性的、也是虚假的，只有潜意识才是真实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这一条思想线索基本上都认为理性是很危险的，是虚伪的，是压迫人的生命本质的。当今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思想脉络。 于是，我们自然会想到另一个问题。是不是用感觉来打倒理性，我们就变成了感觉的富翁呢？不妨来看一个例子。前几年，文坛上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抄袭案。卷入抄袭案的这位“80后”作家称，我可以赔钱，但我决不道歉。几乎是在同时，在美国也发生了一起类似的抄袭事件。我好奇的并不在于抄袭事件本身，而在于为什么他们会犯这么明显的低级错误。既然是抄袭，你完全可以去抄古代作家的作品，可以去抄不知名作家的作品。去抄另一位有名的作家，那不是自己找死嘛。从这个角度看，我宁可相信所谓的抄袭，很可能是感觉雷同产生的结果。想到这里，让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在经过感觉的大解放、大丰收后，现在的写作会出现处处雷同的现象呢？为什么回到每个人最直接、最原生的感觉，并没有使我们的创作变得丰富多彩？ 这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它让我对感觉有了新的认知。就拿体育运动来说，有两种打球的方式，其实都是跟着感觉走。一种是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完全凭感觉。一种是来自于刻苦的、艰辛的训练。这后一种大抵媲美于一个骑手之于草原，一个海员之于大海的感觉。在把理性丢掉的瞬间，感觉就会奇妙地来临。所以，对于写作，尽管通常我都会列出一个提纲。但我最高兴的是，在我写作完了以后，提纲完全被突破，被丢掉了，提纲变得一无是处。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我真的找到了写作的感觉。由此看来，我们有必要纠正一种认识，千万不要以为，不经过任何理性的、实践的打磨，就可以像天才的艺术家那样下笔如有神助。 集体创作的全新模式正在到来？ 谈到小说的未来，我们不免感到困惑。很显然，信息革命使小说成为精英，创造了一种个人署名、出版社出版的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正受到极大的挑战。今后的小说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个人署名，并由出版社提供版税或稿费？这种情况能维持多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延续下去，并非不是一个疑问。在远古时期，是没有作者一说的。神话、传说、甚至于很多字画、笔记、小品等等，都几乎找不到确切的作者，很多东西都是集体性的创作。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经过一千多年的变化，这个时代似乎又回来了。打开手机，里面的很多段子，我们并不知道作者是谁；而网上的网贴，基本上都经过很多加工、最原初的作者是谁，其实我们也不清楚。如今，电视剧成为功能强大的载体。那么电视剧的作者是编剧吗？这显然是要打问号的，况且大多数电视剧本都是几个编剧集体创作的产物。那是不是说电视剧是导演的艺术呢？其实你只要到摄制组去看看，就会发现导演未必是真正的主导者，有时候投资人、演员有更大的话语权。 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新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似乎在强烈回应着远古时期的某种现象。那时候，没有什么职业文人，全民都是创作者。所有的故事，都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由每一个传播者不断添油加醋、千锤百炼后最终形成的。这让我想到前阵子几十个作家状告百度文库的公案。百度文库的一个负责人声称，这些作家是在垂死挣扎，无论百度侵权也好，盗版也好。大势所趋之下，维护所谓版税，只能是螳臂挡车。这话怎么听都让作家们感觉刺耳。但我感觉这个人可能说出了一个可怕的真理。技术条件的改变，势必将改变写作的传统。结果会怎样，我们不知道，但可预期的是一定会产生新的传统。 (本报记者傅小平根据演讲现场记录及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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