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bert Stolari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1月10日，卓仪林在墓园里手捧他妻子和四个儿女的照片。 他的小女儿最后一个入土。在她之前入土的是她的姐姐、弟弟和最小的宝宝威廉姆(William)。威廉姆太小了，没有自己的棺材，而是躺在他们的母亲身边。 在美国的黄土掩埋了他一家人的棺材之后，卓仪林在这里没有值得他留下来的事情了。12月初，他放弃了自己在布鲁克林的第二故乡，返回了20年前离开的中国村庄。  Robert Stolari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卓先生的妻子李巧珍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琳达、艾米、凯文和威廉姆的遗体在他们居住的公寓中被发现  Anthony Lanzilot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卓先生的表弟陈闽东正在等待一次关于他是否精神正常、可接受杀人罪审判的法庭听证  Robert Stolari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卓先生（中）在其妻子和四个孩子的葬礼上，去年10月底，他们在布鲁克林区被杀死 在飞机起飞的几小时前，他说，“一个父亲只是想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现在我的孩子都不在了。老婆也不在了。我还能再开心吗？” 琳达(Linda)死时9岁；艾米(Amy)7岁；凯文(Kevin)5岁；威廉姆，只有1岁。他们以及他们37岁的母亲李巧珍被人在去年10月底发现被砍死在位于日落公园(Sunset Park)的公寓内。警察在现场找到一个和这家人住在一起的表亲，将其逮捕，他的衣服上溅着血迹，旁边有一把厨房用的菜刀。 这起家庭暴力事件的残酷程度在纽约市实属罕见，该表亲对警察表示，导致惨案的原因是自己的失败感，他在布鲁克林的中国城没有找到安全、稳定和家庭，这些是所有的新移民寻求的东西。 直到惨案发生的那个周六晚之前，这个家庭一直是成千户贫穷移民家庭之一，这些来自中国东南部福建省福州市附近的城镇和乡村的移民成批地离开老家，来到日落公园定居。 一旦来到纽约后，他们中的男人登上大巴，前往中国外卖店和快餐馆工作，这些小店令人难以置信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霓虹闪烁的公路两旁，或一些小镇的沿路商业区中，西至密歇根州，北至缅因州，南到乔治亚州。美国的中餐馆是福州人流离海外的去处，将近50万福州人，像他们之前的几代移民那样，希望长时间的工作和低工资会在有朝一日让他们得到背井离乡的回报。 现年41岁的卓仪林曾是这些打工者中的一员。他的表弟、25岁的陈闽东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不同道路——一个曾越过越好，而另一个则现在被指控犯有杀人罪——把这个华人社区的现实生活暴露无遗：沉重的负担和残酷的贫困，对除了极少数的几乎所有人来说，永无止境。 任何人都能从陈闽东的QQ空间上看出他的烦恼，QQ空间是一个中文社交媒体。他写道，“为什么现在压力这么大？道路这么难走。” 除了中文媒体外，几乎没有关于死者和留在他们身后的父亲卓仪林、以及卓仪林的表弟陈闽东的报道。陈闽东正在等待一次关于他是否精神正常、可接受杀人罪审判的法庭听证。 这两个表兄弟以同样的方式来到纽约，他们年轻时被送离家乡，到餐厅从事打杂和掌勺的长时间工作，这种工作给更好的生活只带来仅仅一点希望。但卓仪林却用他的机会打造出了一份卑微的职业，得到一个住所和家庭。 而他的表弟则陷入困境、嫉妒和绝望之中，他被指控在一夜之间摧毁了卓仪林所仅有的一切。 去年10月，陈闽东再次被解雇、面临被驱逐出境，之后他来到卓仪林家位于57号大街的公寓中暂住。他赌博、抽烟。李巧珍对亲戚说，他不干正事。事发几天前，陈闽东曾与孩子们发生争吵。10月26日晚，李巧珍在给中国的婆婆打电话时说，陈闽东有一把刀。等到担心的亲戚来到她家门口、卓仪林匆匆从店里赶回时，为时已晚。 据警方称，陈闽东在被逮捕后不久告诉调查人员，自从2004年9月他来到这里后，“每个人似乎都比他过得更好。” 他的家人，以及卓仪林的家人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几万美元付给中国的偷渡人口团伙，也就是蛇头，将他们的儿子偷渡到纽约市。 他们不会说英语，前途渺茫，但这仍是一种机会，可能让他们能帮助家人、还清偷渡欠下的债、赞助亲戚移民，以及拥有自己的家庭。 这些餐厅打工者靠两个黑色幽默度日。一个玩的是汉语中蛇头、灶头和枕头三个词，它们都已“头”字结尾。他们说，“我们福建人有三个头——蛇头、灶头、枕头。”他们乘轮船或飞机来到这里，每天都在做饭、睡觉、睡醒了再做饭中度过。在一个岗位上一般工作几周到几年时间不等。 另一个是“卡、车、店”，指的年轻男子被认为有资格结婚所必须拥有的绿卡、财产和生意。但是，在为未来积蓄之前，他们必须辛苦工作好几年，以偿还他们欠蛇头的债，这种债最高可达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8万元）。 31岁的詹姆斯·郑(James Zheng)说，“工作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他们认为只要自己坚持努力工作，就能拥有一家餐馆或一座房子。”郑先生在美国各地的10多家不同的餐馆打过工，后来在日落公园的第八大道上开了一家就业中介机构。 他补充说，“他们所追求的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截然不同。这是就是美国梦：就这么简单。” 卓仪林的父亲在他12岁时去世。他21岁时花了4万美元从中国偷渡到美国。 到2006年时，他已在皇后区罗斯代尔的一家叫“Best Wok”的中餐外卖店得到了一个长期的炒菜厨师的位置，炒出了一盘又一盘的鸡肉西兰花。在纽约找老婆失败多次后，他的母亲在中国把一位朋友的女儿李巧珍介绍给了他。 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卓仪林更加卖命地工作。他知道自己买不起香烟，所以从不抽烟。他婉绝老板请他晚上出去消遣的邀请。他攒钱帮一个兄弟还清了偷渡欠的债。 为了节省去皇后区东部上班花在路上的时间，他像来自城外的打工者那样，和其他员工一起住在老板提供的一间宿舍里。他每个周日回家一次。每天在12个小时的工作结束后，他和其他人一起看电视，或与家人视频聊天。 慢慢地，这对夫妻找到了一点安全感。两年前，他们还清了欠蛇头的所有债款。两个人都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其他移民把自己的孩子送回中国抚养，李巧珍却呆在家里自己带四个孩子。他们还把自己公寓的一部分出租给亲戚，一家人则挤在余下的两个房间里。 去年秋天，陈闽东敲开了他们家的门，他刚在芝加哥被解雇。他们给他提供了吃的，还让他住了下来。 陈闽东从16岁那年来到美国后，一直不能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长久地干下去。和他相识几年的朋友托尼·陈(Tony Chen)说，他没有工作时常在非法的老虎机店赌博、抽大麻。他常常脾气不好，赌输的时候会用手狠狠地拍机器。 他经常身无分文，除了家人的失望，什么都挣不到。他说，他的父亲陈一祥（音译）把自己偷渡出国花了近10万美元，现在还欠着这笔钱的一半。陈一祥在中国说，“我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我比他现在的情况还糟糕。脑子里一团糟。” 最近几年来，福州人的移民潮有所放缓。但是，对那些在国内一年可能只挣2000美元的人来说，纽约对他们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里的餐馆打工一个月可挣1500到3000美元，巴鲁克学院(Baruch College)研究纽约市福州籍人口的人类学家肯尼斯·J·格斯特(Kenneth J. Guest)说。 在就业中介所里，男人们仔细地看着贴满墙上的随风飘动的黄色便笺贴。每张贴上宣布着一个工作岗位、月薪和一个三位数的号码，这是该餐馆所在地的电话区域码。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打工的城市和州的名字没什么意义。他们知道的只是数字：高速路出口号、电话区域码、以及从打工的地方返回中国城需要的乘车时间。 休息日或待业期间，他们回到纽约。有些人在被分隔成小间的公寓里有一个小房间，最多时和6个人一起住在里面。其他人则住在亲戚家。更不幸的人就花几美元在网吧度夜，打游戏打到睡着为止。 托尼·陈说，虽然陈闽东没有钱也没有绿卡，但他在几年前订过婚。在布鲁克林的福州人中，订婚所需的彩礼最高可达5万美元，然而，在他付了彩礼之后，那个女子消失了。这种并不罕见的骗婚让陈闽东极度痛苦。 他2012年8月在QQ空间上写道，“看着一对对的夫妻。为什么我这么孤独？我想大声喊出：我爱你。” 在这种环境中，焦虑和绝望很常见。但是，布鲁克林美籍华人协会(Brooklyn Chinese-American Association)会长保罗·P·麦(Paul P. Mak)说，在这个社区里，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人们对这种疾病也缺乏了解，他最近在卓仪林孩子上过学的学校里组织了一系列精神健康研讨班。陈闽东的律师丹妮尔·V·伊艾迪(Danielle V. Eaddy)说，陈闽东已经做了心理评估。有关他是否足够正常、从而能出庭受审的听证会计划将在1月份举行。 麦先生说，很多移民由于英语水平有限，也由于害怕移民局，在他们感觉自己面临危险时不敢报警。不清楚李巧珍在10月26日之前是否为陈闽东寻求过帮助。 她的家人已不能救她，他们在11月飞抵纽约参加了她的葬礼。他们在棺材上洒上白色的雏菊和康乃馨，白色在中国是代表哀伤的颜色。 接下来，离开的时刻到了。黑色汽车从墓地开出，坐在车里的卓仪林手中捧着一张微笑着的妻子和孩子们的合影。 J. David Goodman 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3年12月30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