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大学之殇，并非源自教授失德  当下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全方位的，大学岂能独自清白？腐败为什么普遍存在，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权力一方独大，且不受任何制约，焉能不腐败溃烂？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近日，关于“5大学7教授套国家专项资金2500多万元”的消息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中央电视台亦专门报道此事并点出每个教授姓名。除了套取科研经费、还有抄袭剽窃、潜规则女学生等等大学乱相，使得高校吸引了众多眼球，进而引起公众对学术腐败、大学弊端的猛烈抨击。许多批评以至咒骂将矛头指向教授的道德或人品，亦有不少批评将中国腐败的根源归咎于教育腐败。这种归因和逻辑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则浮表，而且避重就轻。 说教授道德沦丧，只是现象，如同谴责官员失德、缺德一样，未切中本质。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固然存在，一如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中的腐败。当下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全方位的，大学岂能独自清白？腐败为什么普遍存在，我想大家心知肚明——权力一方独大，且不受任何制约，焉能不腐败溃烂？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还是以大学为例，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现状，构成了今日的大学生态。这种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相来自于自上而下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宰、权力通吃。权力主导下的科研管理体制变成项目制、工程化运作：985，211，百人、千人、万人计划，五花八门的创新工程…… 无不是围着权力的指挥棒转。这种体制安排下的科研无法不成为受气的小媳妇。权力霸气十足，说一不二，完全不管各学科、专业的特殊性质和实际需要。以课题费管理为例：经常是申报获得批准，经费却迟迟不到，推迟许久终于到账了却就要求研究者在两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结项并花完所有的钱。 课题管理行政化还表现为对研究者、教师的极度不信任，我称之为“防教授如同防贼”，例如，报销课题费用中的差旅费，要求飞机票、火车票必须有往返且有相应的住宿票以构成完整的旅行过程才能报销，这完全是坐办公室里想象出来的调研过程，全然不顾学术研究的现实。许多学科的田野工作难道是住在旅馆里能完成的吗？如果研究对象是农民，住在农户家里如何取得住宿发票？ 被点名的7教授中的潘绥铭教授，承担由卫生部组织实施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的有关课题，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而遭降级处分，提前退休。我知道潘教授的调研对象中有不少“小姐”，但不知道“小姐”们如何开出发票。 教育、学术的行政化还必然造成教师、学生的人格矮化、奴化。权力的诱惑与权力的羞辱同样有害。那么多教授、学者削尖脑袋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以巩固官位；那么多学子趋之若鹜、数千人争抢一个公务员位置；从这种种学而官或官而学的现象中，从成功等于当官的追求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那五光十色能够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在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蜂拥而至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萎缩。 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公民之健全的人格、自由的心灵和创造的能力。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萎顿的、眼光是狭小的，迷恋权力者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却统统被放弃甚至践踏。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前述教授腐败事件的通报指出，今后对在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使用方面发生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我想，这一“零容忍”不仅应该针对教育科研领域中的腐败，更应扩展到整个权力结构，对教授失德的治本之法应该也只能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 来源 微信有难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