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头发乱蓬蓬，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吃饭，西仔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俭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史无前例”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时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是翻了翻也不愿过目的，扔在角落里。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吧。 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 但是，旗手的账，总不能算作“变天账”罢。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百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得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又5个月，即8000多天的账。按照鲁迅在日记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圆;8-9月，每月“半俸”125银圆;10月后定薪俸220银圆。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圆，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圆。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圆。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圆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也就是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64万元、2009年328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9000多元、2009年人民币近2万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75万元、2009年3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万多元、2009年3万元。后期年人民币2万元、2009年4万元左右。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119873，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鲁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证全家(包括母亲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费以外，还有富余;他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45多万元、2009年90多万元人民币，占其总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账目，才睁开眼睛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灯光下，透过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银钱账目的算草，我解读了鲁迅和钱的纽带。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两次按照《鲁迅日记》和相关资料做了反复验算核实，得出了大致准确的数据。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 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