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兄弟至北大讲演”——谈1928年蒋介石在北京大学的讲演 1928年对蒋介石而言，是“成就”较大的一年，也是他个人较为得意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在他的领导下，国民党北伐成功，从形式上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1928年7月3日，蒋介石进驻北京，一待就是十余天。在北伐的“收尾”工作阶段，蒋介石一方面加紧对张学良及奉军施压，另一方面开始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事实力派人物讨论裁兵问题，俾为北伐善后。在此期间，蒋介石亲往北京大学讲演，成为其一生中不多的高校讲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人关注。 蒋介石北大讲演的时间是1928年7月17、18日，他在这两天日记中均记载“上午在北大讲演”，此外没有别的相关内容。但实际上，蒋介石对其在北大讲演较为重视。据《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册记载，16日，在北京八大处休养的蒋介石就在公务之余“考虑对北京大学讲演问题”，并且自叹：“若干北方人士脑中，满是军阀与军阀主义，吾将于此最高学府中明白讲演辟正，以唤醒其醉梦也”。《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是由台湾“国史馆”秦孝仪等人主持编纂的蒋介石个人大事长编性著述，史料裁剪加工与情节设计痕迹相当明显。蒋介石赴北大讲演之前的“自叹”难以考证，但藉以点明其讲演主旨，则无不可。 7月17日上午8点，蒋介石就赶往北大讲演，《申报》当天晚上的一则电讯稿这样写道：“蒋今早在北大讲演，到千八百(人)，邵力子、陈布雷随往”(《蒋昨在北大讲演》，《申报》1928年7月18日，第4版)，说明蒋介石北大讲演的场面不小，惜无详细的报道，以助后人检视当时的现场情况。 《申报》在报道蒋介石北大讲演之时，对其演讲略加介绍，类似极为简略的“内容提要”，而《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则对蒋介石两天的演说词有较多披露。 蒋介石的演讲这样开头： 学界各位同志，今天兄弟至北大讲演，感想与他处不同。因北大是中国新文化发源地，自“五四”运动以后，各地革命工作、民众运动，几皆以北大为中心，不到几年，已使全国同胞了然于帝国主义者之凶狠、军阀之横暴，深觉其非在三民主义之下不能救国救民；并卒能唤醒北方民众，使其影响及于革命，国民革命军乃得克复北平。吾人对于各位同志年来之奋斗精神，实当寄以热烈的、由衷的钦敬。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此时的蒋介石虽未见志得意满之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谓志虽得而意未满，而他在国民党政界与军界的领袖地位无疑更加提升，况且手握重兵，极易产生轻视文人的心理，但就蒋介石的讲演开场白来看，则不难发现他对“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还是有所掌握的。他一开始就高度肯定北大在中国新文化运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表示“由衷的钦敬”，显然有投北大所好之嫌，因为北大虽然是五四运动的中心，但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全国革命运动、民众运动的中心之一，蒋开口便说“自‘五四’运动以后，各地革命工作、民众运动，几皆以北大为中心”，那么置广州、上海、武汉于何处？所以，蒋之话明显是在讨听讲者欢心。 在接下来的讲演中，蒋介石继续从赞赏北大师生的革命精神方面做文章。他指出，北伐虽然告一段落，但革命却刚刚开始，而且是从他到北大讲演“才是开始的第一天”。他此前虽然“在南方工作”，但“深切了解北方青年同胞自‘五四’以后牺牲实多，有坐外国监狱者，有被军阀杀害者；‘三一八’惨案，青年同胞死者尤多”。以此表达他对北方青年为革命所受牺牲的深切同情与安慰。但是，蒋接着追问，“何以历年来牺牲许多青年，而革命迄今尚未成功”，革命如何才能成功，由此，逐步将议题引向设定的主旨。 蒋介石先从革命的历史讲起，这也是他讲演的常用套路之一。他说道，自辛亥革命十七年以来，“民国”二字则“可谓久已名存而实亡”。那么，“民国”何以名存实亡？何人应负此名存实亡之责？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引出下文：“各位亦必自知道，此是四万万民众，尤其是学界应负之责。”如此一来，不啻给听众当头一棒，令其有所思考。蒋介石当然知道不能穷追猛打，需要转移情绪，于是他开始大骂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张作霖等“罪恶极大”的“反革命”，指出他们“使得国是紊乱，民不聊生”，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对民众“压迫一天利害一天”，阻挠和破坏了中国革命。但民众呢？蒋介石指出，“当辛亥革命起后，民众无组织，无训练，而本党亦不甚注意民众运动，用是一般民众并不明了革命之意义，以为满清推翻以后，中国革命已算成功，可以安居乐业”。正因为“人民自来对于革命精神一无了解”，所以普通民众以为革命与自己无关，“非自己分内当为之事”，结果，“只知苟且偷安，既不管军阀之横暴，又不管军国主义者之凶狠”。蒋介石指出，民众未能觉醒，“就是我们革命迄未成功的主因”。 中国民众之所以未能觉醒，主要是因为不明白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蒋介石指出，反帝就是要取消不平等条约，只有不平等条约废止之后，革命才算“告一段落”。“反帝”是国民党改组之后政治理念的核心之一，也是国民党发动革命运动的宣传纲领之一，蒋介石在历次大会讲演中多对此有所阐述，本次北大讲演也不例外。与“反帝”相对应的还有“打倒军阀”，这既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目标，自然也是蒋介石有关讲演中少不了的中心话题。此次在北大，蒋介石就“打倒军阀”的意义又进行了一番演说，大意不外乎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国民党革命之所以先要打倒军阀，“就是因军阀害民卖国”，勾结帝国主义，为虎作伥，助纣为虐，进一步加重中华民族的灾难。“所以我们要求中国独立、人民解放、关税自立、不平等条约废除，必先打倒军阀”。 但是，北伐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已标志着国内旧式军阀基本“被打倒”。蒋介石接下来强调的就是消灭“新军阀”。他带头信誓旦旦地表示决不做“新军阀”：“我现在先要声明一句话，我是个军人，今天所讲的，或许引起各位两种感想，一种是说蒋介石现在将要成为一个新军阀，一种是说蒋介石将要创造一个新军国主义。这两种感想是错误的，不仅我个人可以明白立誓，确切自信，即以进化历史的演进来讲，我中国民族亦断不至有新军国主义和新军阀产生。否则，必天亡中华。所以，我要先请各位注意，不要误解”。可见，蒋介石对于自己作为军事领袖的身份可能引起的外界揣测还是有所警觉的。但历史往往喜欢与人开玩笑，国民党后来演化成新军阀组合，并且内争不断，与蒋介石恃军弄权、以军治党、以党领政有很大关系。 显然，蒋介石北大讲演中清除“新军阀”的对象是别人，而非自己。他还痛斥此前附着于军阀之下的官僚政客，认为这些人“剥削百姓，比前清更厉害”，而且不仅祸害人民，更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一定要彻底革除”。 打倒军阀与清除官僚政客之后，如何建设国家？蒋介石在讲话中说要与“大家”一起“研究”。他提醒，研究中国的建设方案，“一定先要审察中国的国情，注意中国的历史，并研究现代二十世纪的潮流，定出一个很好的制度，使得我们中华民国能在世界上得到一个生存的地位”。这说明，蒋介石尚清楚，既要立足于中国国情与历史，更要放眼于世界，从而设计出一项“很好的制度”，以促进国家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蒋介石所说的“很好的制度”，自然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他批评了国内各种建设方案与理论流派，以及各种关于三民主义的“误解”之后，郑重指出除三民主义之外，“我们中国要在二十世纪的世界谋生存，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主义”。只有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才能统一中国”；“只要[有]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最适用的中心思想，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中国一切制度、规章才能确立无误”。按照国民党的政治规划，三民主义要想在中国实现，其前期的路径与办法，就是“以党治国”。蒋介石说到，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以党员治国”，而是“以党义治国”，“以本党的三民主义治国”。所以，国民党的政纲与政策需要民众积极拥护，认真贯彻，尤其是学生不能再给政府“添乱”。他强调指出，包括北大师生在内的学界“应明了此后当信仰国民政府，信仰三民主义，不得无故罢课，或游行”，因为“如教育破产，国家亦必随之破产”。他要求教育界与学界，当“以提倡建设与统一思想，为各界民众之先导”。 罢课、游行曾是北大等高校师生反抗北洋军阀政府及外国列强的主要方式，是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介石赞赏的北大师生革命传统，其实就是北大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敢于用罢课和游行去表达对于现实政治的不满。现在，蒋介石站在“当家人”的角度，却提出“不得无故罢课，或游行”的忠告与警告，也已预示着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与北洋军阀的“以军治国”，在防止与排斥反政府力量方面，并无二致。 不过，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办法可能要比北洋军阀有所改进，其直观表现就在于注重对于党员的要求。蒋介石在讲演中指出，“党员的工作，要比非党员更勤苦”，“本党的以党治国就是要表示党员能尽义务、能为全国牺牲的精神”。 然而，吊诡的是，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国民党员并未能成为“尽义务”和“能牺牲”的表率，反而成为享受特权的人群，国民党员的腐化成为社会腐败的主要源流，从而使国民党提出的政治蓝图终未实现。 蒋介石一生讲演无数，他自己也以善于演说自诩。不过，蒋介石在大学讲演的机会则不多，其中在北大讲演好像仅此一次。一次讲演，连讲两天，这在蒋介石一生之中，殊不多见。他到北大讲演，虽然带有“训话”的色彩，但又希望北大师生有所“指正”。现场是否有互动环节，不得而知，但从表达个人与党派的政治逻辑与理念方面，蒋介石显然还有点言犹未尽，意犹未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