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罹患癌症，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李咏于近日去世。 他在二十年前主持的娱乐节目《幸运52》，是中国当代娱乐史上的重要事件。 在自传《咏远有李》中，李咏详述过《幸运52》这档节目的诞生与消亡。 1997年，李咏见到了英国娱乐节目《GO BINGO》，结果“看傻了”，节目中“花花绿绿的英镑就哗哗哗从屋顶往下飞啊，天女散花似的，总额高达20000！”，“看得我直咽口水——这个节目，好！” 在此之前，央视从未有过如《GO BINGO》一般，与金钱（奖金）直接挂钩的娱乐节目。 故而，当李咏希望将《GO BINGO》移植到央视时，他最初得到的回应是：“这个节目不适合CCTV”、“这个节目没法嫁接”。即便央视二套愿意尝试，且“从ECM公司买进了《GO BINGO》的节目播出权、使用权，以及全部节目制作资源和技能，以40万英镑成交”，在合同中仍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尾巴：“预付5万，余款在节目播出三个月后付清。” 留这个尾巴，是担心这档节目是纯娱乐性质，且与金钱（奖金）有直接关系，很可能会见光死。如果见光死，剩下的35万英镑“余款”，自然也就不付了。 在ECM公司派遣的英国程序师和美国总监的技术支持下，1998年11月22日，一个周日的早上7点15分，《幸运52》偷偷开播。选择这个时间点，如李咏所言，“我们心里没底，怕万一开播，某位大人物看不惯这份闹腾，或者说看不惯我，‘啪’地给毙了。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个点儿，除了老人和孩子，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大家伙儿都捏着一把汗，要是真被毙了，我们就偷偷地来，偷偷地走。” 结果，节目播出了三个月，仍未被毙，而且还火了。 但到了该履行合同、给ECM公司支付35万英镑“余款”的时候，仍然出了问题。李咏回忆： “我给长官垫话儿：‘咱还欠着人家钱呢！节目也播了，时间也到了。’”长官迟疑再三，问了一句：‘那……万一被毙了呢？’‘这不是没被毙吗？毙了也是咱自己的问题啊。咱买的是人家的技术，1小时1000英镑，开什么玩笑！’催促再三，未果。” 与ECM公司的合作，就此以极度的不愉快而告终。 ECM撤走了技术人员，央视的新节目录到一半瘫痪。ECM想收回30多万英镑的余款，央视要对方先赔偿节目录制瘫痪造成的一百多万人民币的损失。而包括“幸运52”、“Lucky52”在内的名称和程序的种种专利，又都在ECM手里。直到台里人事变动，“承蒙新长官厚爱”，与ECM谈判，《幸运52》这个名字才得以继续使用，但核心程序人家还是要收回，李咏感慨： “说心里话，我们的程序（开播了10周年）依然不如人家英国几十年前的先进，老是慢好几拍。这事儿也不知该怨谁，只能怨咱自己，脑子里一半面粉，一半水，一晃全是糨子。” “长官”那句“那……万一被毙了呢？”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毕竟，在CCTV的舞台上飞卡片、送奖金，以娱乐为娱乐节目的终极目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李咏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幸运52》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电视观众的收视习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钱’这东西，过去谁敢提啊？除非他是商人，做买卖的，还得顶上个‘无商不奸’的罪名。但是《幸运52》破了这个例。……千包装万包装，都比不上这俩字：别装！我觉得我做得挺好，实在，嬉笑调侃，言必由衷。特别是说起中奖，哎呀妈呀，我比得奖那位还高兴，‘价值5000元的大奖送给您!’声如洪钟，底气十足。谁跟钱有仇啊？可是谁都不好意思承认。我的任务，就是昭告天下，‘钱’是挺好的东西，至少不坏，谁幸运谁开心。” 在电视节目里谈钱（或与钱有关的广告），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是一件让部分中国观众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 比如：1980年，央视在引进的国外节目中，播放了可口可乐与牛仔裤的广告，引发了许多观众的不满。质疑者认为，可口可乐在中国，不是一般人喝的，没有必要做广告宣传；给牛仔裤做广告，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可口可乐与牛仔裤广告，不得不中途停播。1981年，央视的“西铁城手表”电视广告，也因为观众的抗议，闹到上级要求央视立即停播的地步。1985年，针对观众“不应该播广告”的汹涌意见，央视不得不在《电视周报》上专门刊文解释，强调自己也不愿意播广告，但为了解决节目所需资金，没有办法。1990年，曾在《甲午风云》中饰演爱国将领“邓世昌”的著名演员李默然，出现在央视的胃药广告之中，结果引发轩然大波。许多民众无法接受“邓世昌”的扮演者，竟然在拍广告挣钱（尽管李的初衷是为第二届戏剧节筹措资金）。他们指责、批评乃至谩骂李默然，说他“真给‘邓大人’丢脸”、“穷疯了”……（短史记：《曾经，我们是如此地难以接受生活中出现“外商广告”》） 1998年前后，多数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电视节目里的广告，但在娱乐节目里谈钱，仍超出了某些人可以接受的范畴。《幸运52》火了之后，即有人在《当代电视》杂志上刊文，如此批判道： “不知道是哪一天起，娱乐类的栏目兴起了发奖。观众有钱领，主持借了光，栏目添了彩，企业、厂家做了宣传，大家都有好处。如此一来，娱乐界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幸运52》头等奖8666元(吉利啊)，《开心辞典》虽然后来，却一心要居上，头等奖10000元整，而且,‘辞典’还另附注释:‘10000元对人没什么相当大的刺激’……然而，我却实在为像我这样的观众在光天化日下被愚弄而感到愤怒！……《开心辞典》、《幸运52》都是中央电视台经济类的栏目，它们自始至终是在强调经济，是在灌输着金钱和物质的理念，只不过打着冠冕堂皇的娱乐旗号，宣称是‘传播文化知识’而已，当你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你还乐得起来吗？”（赵帝勇，《观众娱乐,电视赌乐,谁在旁边偷着乐》，《当代电视》2000年第19期。） 其实，打出“传播文化知识”的口号，正是《幸运52》拿来防止“那……万一被毙了呢？”的一种手段。李咏本人并不喜欢在娱乐节目中搞所谓的“寓教于乐”： “其实——我是混到今天、年过不惑，才敢公然宣布这个“其实”。其实我自己心里也一直有个口号——娱乐娱乐。听起来跟‘寓教于乐’差不多，意思可差远了去了。……我是真不情愿在节目里引导人们，宣教什么，那是高僧大和尚的事儿，不是我该干的。我唯一能做的，既让长官省心又让观众爱看，就是让节目看起来尽可能地‘益智’一些。……要说咱从小到大，上完幼儿园上小学，上完小学上中学，运气好的接着上大学，都受多少教育了？挺乖的了。好不容易看个电视，还得接受再教育，图什么啊？” 然而，寓教于乐、将“对民众的教育意义”（思想性）放在第一位，却是中国电视人自80年代以来的的一种传统。 比如，为了消除英雄人物的“软弱性”，当年大红大紫的引进港剧《霍元甲》，就经过了很多删节。据时任广东台副台长的钮祖印披露，“剧中为宣扬霍元甲天资聪颖，硬说霍元甲的武功都是偷学来的，而且无人知晓。这种安排不仅令人难以相信，也削弱了它的思想性。还有些情节有损霍元甲的形象，如让俄国使馆的人用计把霍元甲捉走，给他打了鸦片针，使霍爷沾上吸食鸦片等恶习，当霍烟瘾一来，编导竟让他做出各种难忍难熬的丑态。这些，广东台播映时都作了必要的删节，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钮祖印，《看香港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影视世界》1983年第3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人曾拍摄过不少“选材严肃，阵容整齐，化妆、服装、道具一丝不苟”，富有教育意义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但让他们深感委屈的是，“没有一部能达到象《霍元甲》那样风靡全国的效果。象《霍元甲》、《陈真》那样的港产历史电视剧，思想性并不高，不外是拿一点史实作依据，然后把民间传说、野史等组合在一起。至于角色的仪表、神态、动作，更是由演员随心所欲。然而这样一些电视连续剧却曾风行全国，许多老百姓看得津津有味。” 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恐怕同港产剧目富有很强的娱乐性有关。……绝大多数的电视观众收看电视的第一目的是娱乐，因而娱乐性强的剧目自然就倍受欢迎。”（何健烈，《重视电视文化市的实际需要，争取更多的电视观众》（1988）） 为娱乐而娱乐的《幸运52》火得一塌糊涂，但最终仍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寓教于乐的道路上来。2007年，节目彻底改版，李咏无奈感叹： “说心里话，那是一次失败的改版。我们并没有好好考虑原版节目的核心，借其形而并未出其神，只是简单‘出题’做文章，追求寓教于乐。……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同。扬名和挣钱都上不得台面。怎么办呢？只有大刀阔斧地改，改得不伦不类。奖金不能叫奖金，太赤裸裸，得改名叫‘学习基金’。人家最高能赢100万美元，我们最高3万人民币，还得捐赠出去。人家拼命捞钱，我们拼命捞分儿，这不是瞎闹吗？” 这样的结局，是不意外的。早在2000年，在央视主办的“《幸运52》研讨会”上，已有电视界元老义正辞严地说过： “像李咏这样的主持人，坚决要枪毙！他给人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观？钱？幸运？机会？投机？” 今年，距离《幸运52》的首次开播，已过去了整整2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