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以“明太祖’’为号称帝，大封功臣，受刘基为丞相，宣封“上柱国”、“安国公”。赐以厚禄，刘基再三谦让不受。朱元璋改授为“太史令”兼“御史中丞”。他担负明朝历法的编订，军法的建立、朝廷体制的整顿、金陵皇城的工程设计及裁定乐礼、刑法、历史、科举等一系列重大事务。 刘基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勋业显赫的开国重臣，有着宽广的胸怀和卓越的远见。他利用朱元璋对他的高度信任，本着儒家“仁政”的治国之道，融合了墨家“务实’’的精神，极力主张“生民之道，在于宽仁”的政治观点，关心人民的疾苦，爱惜民财，主张减税、解除监禁，劝止朱元璋急于在自己故乡凤阳大兴土木，建筑宫殿城池的做法。力主加强边防、集中力量对待占据塞北的元朝残将扩廓帖木耳(即王保保)。极言劝谏要修德省刑、宽猛相济、整顿吏纪。 他对朱元璋说：“宋元以来，由于纵容官吏贪赃枉法，以致失国。召集应严格执法，整肃纪纲，澄清天下”。他自己身为御史中丞，以身作则，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虽然功居元勋，但始终是两袖清风，备受人们的称颂和敬仰。 中书省都事李彬犯了贪纵罪，李善长几次向刘基说情，刘基不听，仍依法判了死刑。李善长为此怀恨在心，屡进谗言诬陷刘基。后来，李善长得罪了朱元璋，朱元璋决定免黜他的相位，召刘基商议，刘基却认为：“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要求不要撤换。 李善长罢相后，朱元璋想起用刘基的好友杨宪为宰相而 向刘基征求意见。刘基认为当宰相的，应当持心如水，以文理作为权衡政务的尺度，决不能参杂个人的恩怨好恶。杨宪可不是这样的，他有当宰相的才能，却没有当宰相的气量。朱元璋又问到汪广洋，刘基认为汪的心胸比杨宪更偏浅。最后，朱元璋问到胡惟庸时，刘基进言不讳的说：“胡惟庸人品恶劣，他当宰相犹如野牛劣马，会弄得车翻犁破，将会误国败事。” 朱元璋听后，不禁为难的说：“我之相，诚无逾先生。”刘基答道：“臣疫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为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朱元璋一向十分尊重刘基的意见，但在这次选拔宰相的问题上他终于偏重淮西集团，而不听刘基的忠告，先后起用了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为相。后来都以谋图不轨之罪，被朱元璋所杀。事发后。朱元璋常常为自己没听刘基的忠告，酿成误国之事而追悔莫及。 洪武三年(1370年)，刘基任“弘文馆学士，开国诩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赠封诚意伯。”次年，以病告老还乡，归隐青田。此后，朱元璋每逢军国大事，常派人到青田征求他的意见。刘基总是悉心答复，然后焚其草稿。居家期间，饮酒弈棋，闭口不谈自己的功绩。青田县令凌玉多次慕名求见，均被谢绝。尽管这样，他还受到奸相胡惟庸的诬造陷害。 当时，青田和平阳交界处地叫“谈洋”之处，(今属文成县境内)，盐贩聚集，社会秩序混乱。刘基多次奏请设立巡检司把守，以维持地方治安。胡惟庸据此竟诬造刘基“争夺王气墓地，以图王业”。朱元璋被胡惟庸的谗言所惑，竞下令取消刘基的俸禄。刘基为表白自己的忠诚和坦率，带着长子赴京向朱元璋请安白责，闭口不谈自己的冤屈。虽然避开了杀身之祸，却因此忧愤成疾。在京养病时，胡惟庸派太师来给他看病，在药中暗下蛊毒，刘基顿觉腹中有如拳石之物，逐重病不起，朱元璋赐文相慰，遣使护归故里。 抵家疾笃，居月余后，于洪武八年(1375年)四月十六日逝世，终年65岁。 后来，朱元璋得悉下毒之事，怒不可揭。适遇胡惟庸勾结日本浪人和元朝的残余势力，图谋不轨。朱元璋以谋反罪，处以死刑，满门抄斩，毁其墓地。 刘基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而且在哲学、历史、天文、气象、历算、地理、医药、工程、书画农事等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其诗文备受后世的推崇，《明史》说他：“所有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清代评论家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评道：“独标高格”，“超然独胜，允为一代之冠。”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 刘基著述宏富，明初时由其子刘仲璨，孙刘鹿等分别编为《郁离子》5卷，《复音集》遗20卷，《写请集》4卷，《犁眉公集》5卷，《春秋明经》4集。后人编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20卷，内收《郁离之5518章，文220篇，诗1184首，词233首，《春秋明经}42则。 此外，刘基还善行草书，精于绘事。“手持办竹”等20余字小诗草书手迹，选入《古今墨迹大观》。 今上海博物馆仍藏刘基《春秋》八道诗卷的行楷书墨迹，其书法被香港书谱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称为“清越流丽，似尚沿有鸥波意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