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的主要思想和重要启示 - 法国侨网

   （2）关于党的代表大会重大理论问题。党的代表大会是理论创新的大会。1987年6月4日会见日本客人时说：“十三大总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什么变动，如果说有新内容，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政治体制改革要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邓小平年谱》下1193页）1987年7月4日同孟加拉国总统谈十三大。“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领导层年轻化要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恐怕要十年时间。”（《邓小平年谱》下1199页）1987年8月29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谈十三大“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年谱》下1203页）
   （3）关于党的代表大会人事和机构调整问题。党内外和国内外对我们党代表大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领导核心、领导集体、领导机构的变动和产生。比如，党的机构变动问题。十二大前，1982年4月27日邓小平同金日成谈话时说，十二大要组成中顾委，“如果有人不愿意当，别人又赞成他当，他愿意当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年谱》下818-819页）1987年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在谈到十三大人事安排时说：“我们老人要交班。我们担心年轻人不行，我们过去管大事时都很年轻。我二十三岁时担任中央秘书长。一九五六年八大的准备工作是我主持搞的，那时我才五十二岁。为什么过去我们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时可以，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就不行呢？锻炼一下，不行就下去嘛。要年轻化很不容易，大体上要用十年时间，才能做到比较理想。”（《邓小平年谱》下1210页）关于领导集体年轻化问题。1987年10月16日会见原西德客人在谈十三大时说：“在有生之年做好后事安排，非常有利。这次人事变动更加体现了政治的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比较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是五年的安排，而是十年的安排，中国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邓小平年谱》下1211页）
   2.邓小平国内谈话着重强调党的代表大会要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做什么，怎样做等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重大思想理论问题
　　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国内谈话最典型的就是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途中的谈话。这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乾坤之谈”。做出乾坤之谈，从党内来说，1992年要召开十四大。十四大是一次新老交替，由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核心成功交班的大会。交班前有哪些嘱托，第三代应该怎样干，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直接原因。从国内来看，平息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强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非常重要，强化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大问题。众所周知，从1989年至1992年年初，当时在国内掀起了“三反”高潮。即反和平演变，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大有弱化或放弃“一个中心”和改革开放的趋势。
   当时，邓小平也陷入深思之中，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他提出了三个重大问题：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二是，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目标？三是，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邓小平说：“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邓小平年谱》下1279页）
   经过深思，邓小平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邓小平年谱》下1277页）邓小平1989年11月10日在会见基辛格，回答如何继续改革开放等问题时，态度强硬地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邓小平年谱》下1297页）
   从国际来说，有两件大事直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严重干扰和冲击。一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西方利用各种手段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政治打压、舆论围剿。二是从1989年10月匈牙利改旗易帜到1991年12月苏联亡党亡国，共有10个社会主义国家灰飞烟灭。
   面对第三代领导核心和集体担当的历史重任；面对国内“三反”的持续升温；面对西方的种种制裁；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尤其是面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邓小平做出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内容极为丰富，分量极为重要，影响极为深远。核心是解决了实践上必须坚持“三大路线”，即坚持基本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不动摇，特别是基本路线不动摇。理论上突破了“三大障碍”，即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特别是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方法上牢牢掌握“三大抓手”，即两手抓、两手都硬，敢闯、敢试，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特别是防止“左”。
   这些重要思想，近者是直接为十四大定调的，远者是给几代、十几代、几十代共产党人吃了定心丸。江泽民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17页）有了定调和定心丸，从而也开启了总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发表重要讲话的先河。

   总书记重要讲话方式。1992年十四大之前，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6·9”重要讲话。1997年十五大之前，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5·29”重要讲话。2002年十六大之前，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5·31”重要讲话。十七大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6·25”重要讲话。十八大前，胡锦涛总书记发表“7·23”重要讲话。
   这些重要讲话，时间比较集中在5、6月份，地点大多数是在中央党校，参加人都是省部级以上，主要是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以上的各个领域的主要一把手。讲话内容除了不涉及人事安排和组织机构调整而外，主要是讲党的代表大会的最核心的思想理论问题，诸如，大会的主题主旨、重大思想理论、重大决策部署等问题，内容比较广泛。这些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表态强化内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继续坚持什么，继续干好什么，这是讲话首先要明确和表态的重要内容。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五次重要讲话，始终强调，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大家总以为，这是老声长谈没有新东西。历史和事实证明，旗帜和道路决不是小问题，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远的不说，如果我们继续高举“两个凡是”的旗子，继续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道路，我们就不可能有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和新成就。如果我们要发生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举起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下场同样是亡党亡国。至于我们党的七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至于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立苏维埃。这些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反复证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至关重要。
   从1992年“6·9”重要讲话，到今年的“7·23”重要讲话，都鲜明地向世界表明我们党的态度，在旗帜和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一是决不动摇。二是坚定不移。其中有两次高度强调旗帜问题的重要意义。一次是江泽民在1997年“5·29”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田难，什么风险，都不能动摇。”邓小平逝世后，旗帜问题是国内外最关心的根本问题。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是重要讲话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这个坚定态度，有力回击了国内外各种西化、分化中国的企图。
   第二次是胡锦涛在2007年“6·25”重要讲话。这是胡锦涛以总书记身份首次为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所做的一次重要讲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上已成功顺利地交接给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十七大前的胡锦涛“6·25”表态定调性的讲话极为重要。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6·25”重要讲话，对旗帜问题的表述与以往表述有所不同。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问题。对于旗帜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十二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耀邦十二大报告的标题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报告末尾强调一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十三大报告题目《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首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九个方面的内容。十二大到十四大，没有突出旗帜问题。一方面，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10年，很多东西不稳定、不成熟，实践经验不足，理论当然不成型。另一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西化、自由化多次泛滥，和平演变不断加剧，苏联东欧垮台对我们冲击极为严重，加之国内改革步入城市改革后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旗帜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
   郑重提出旗帜问题，是在邓小平逝世之后，江泽民在十五大之前的“5·29”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七大报告的题目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这个报告第一次系统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并强调高举这面旗帜的伟大意义。
   十六大之前，江泽民的“5·31”重要讲话继续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十七大前胡锦涛的“6·25”重要讲话，把邓小平理论旗帜，扩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党的十七大报告的题目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今年“7·23”重要讲话，继续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改革开放以来的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题目明确突出旗帜的就是十五大和十七大。
   胡锦涛把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扩展和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是可以涵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乃至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理论创新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可以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三是可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道路、理论、制度都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而产生、形成、发展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是历史的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一扩展和升华充分显示了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与时俱进，与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
   其二，重大创新内容。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提出并阐述重大创新理论。这部分内容是国内外最为关注和期盼的内容。众所周知，十四大“6·9”重要讲话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五大“5·29”重要讲话的邓小平理论；十六大“5·31”重要讲话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6·25”重要讲话的科学发展观。这次“7·23”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这些都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理论创新。每次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一次理论革命，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向前发展，特别是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一轮发展。
   总书记重要讲话视为吹风也好，视为征求意见发扬民主也好，把党的代表大会所要解决的重大创新成果，事先向世人透露。这表明：
   第一，充分显示了我们党的魄力和能力。根据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新趋势及时做出理论创新需要胆量和魄力，把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及时向党内外、国内外阐明和传播，同样需要胆量和魄力。可以说，每次重要讲话都是我们党重大理论创新的发布会。同时，也是我们理论创新的一次高峰。
   第二，显示了我们党的决心和信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决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首先要在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上坚定不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几十代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理论指导，实践就会寸步难行，没有理论创新，事业就不会发展。理论创新就是实践创新，就是我们党执政有力的充分表现。在一定意义上说，重要讲话就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讲话。
   其三，工作部署内容。总书记重要讲话决不只是务虚、吹风、试探性的讲话。而是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前的动员令、进军令、部署令。总书记五次重要讲话，都用很大篇幅对实际工作提出战略部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以及国防外交等等，都有具体要求。这些部署和要求，有的是创新性决策，有的是必须长期坚持和必须遵守的方针政策；有的是体制机制问题，有的是工作作风和方法问题。阐述这些实际工作方面的决策，有利于振奋人心，继续推进各项实际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有利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从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之前，发表“6·9”重要讲话，到今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前，发表“7·23”重要讲话，至今整整20年，改革开放以来，一共召开了6次党代会，有5次在党的代表大会前，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已经常态化、规范化，形成了制度。这个重要讲话的制度启示如下：
   启示之一，重要讲话的制度化，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方式的重大变革。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召开方式的重要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方式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自主权不充分或没有自主权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大会怎么开？什么时候开？大会主题、决定决议，要干啥？怎么干？人事怎么安排，机构怎么设置都受共产国际、苏联的干预。1-6大最明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帮助建党，召开一大。二大虽然没有俄国人、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但二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第三国际的领导。三大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并主导会议。1925年四大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并主导会议。1927年五大在武汉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参加会议。1928年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建国后，召开的八大，受到苏联的干预，自主决策权也不充分，连毛泽东思想都不提了，而且开成了一次国际性的共产党代表大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杨率领庞大代表团出席会议。
   第二种，做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准备，但没有形成惯例。七大是我们党建国前，召开的最成功的党的代表大会。从1941年中央政治局筹备纪念建党20周年始，就提出召开党的七大。七大准备的时间最长、最充分。用3年时间进行延安整风，为七大胜利召开所作的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思想理论准备。八大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正处》也是为党的八大胜利召开所作的思想理论准备。八大到九大相隔13年，九大开始就陷入错误理论指导之中。
   第三种，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形成了错误的惯例。1957年反右扩大化，毛泽东逐渐形成了错误思想，我们党也逐渐步入了错误轨道。特别是1966年“文革”爆发，党的九大到十一大完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召开的。九大开成了公开执政条件下的一次秘密会议，世所罕见。
   第四种，通过外宾谈话方式，透露党的代表大会的主要信息。主要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十三大之前与外宾谈话，主动透露党代会的各种主要内容。
   第五种，公开发表重要讲话。主动向党内外、国内外公开党代会主要思想理论和决策问题。这就是十四大到十八大，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20年，5次重要讲话，实现了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方式的重大变革。这种方式已经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启示之二，重要讲话的制度化，是发扬民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突出表现。把执政党大会的重大决策、重大理论创新提前向党内外、国内外发布，这是发扬发民主，执政自信的表现。比如，十四大前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6·9”重要讲话时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不管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最后确定哪一种提法，都需要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江泽民思想年编》82-83页）因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就如何确立我国经济体制这问题，有不同的提法和看法，有代表性的是三种说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谈话时说：“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邓小平年谱》下1348页）江泽民用个人看法，邓小平说，看反映，这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突出表现。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在党代会前明确提出来，这都带有征求意见、吹风试探性的，是广泛发扬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方法。
   启示之三，重要讲话的制度化，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执政能力提高的突出表现。没有思想，没有成熟的创新思想，就无所谓执政党。执政党，首先要在思想上执好政。党的代表大会前，是党内和国内思想最活跃时期，各种思想认识、各种观点、各种主张比较多，都试图被采纳、被接受。有的主张是正确的，充满善意；有的主张是反动的，充满恶意。
   比如，十四大前，认为深圳特区就是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要问姓社姓资，等等。1992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6·9”重要讲话，有力地回击了这种错误思想的干扰。
   比如，十五大前，特别是邓小平逝世后，一些人纷纷抛出所谓的《万言书》，认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国企改革就是私有化，国际反华势力从不同角度说，邓小平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搞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等。1997年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及时发表“5·29”重要讲话，强调旗帜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就是形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系统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及时统一思想，有力回击了各种歪论。
   比如，进入新世纪不久，江泽总书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有些人公然反对这一重要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代表“先进阶级”、“先进生产关系”、“先进社会制度”等等。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前发表了著名的“5·31”重要讲话，强调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党跨入新世纪的重大意义。
   比如，十七大召开前，《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人大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主张，引起了思想理论界极大混乱。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在中央党校发表“6·25”重要讲话。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绝不动摇。
   总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及时发表重要讲话，把事关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公开发布出来，既能起到统一思想，又能回击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总书记重要讲话后，全党重要政治任务就是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这是统一思想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总之，总书记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发表重要讲话，标志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认真学习、认真领会、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7·23”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头等重要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