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提问”重庆金融改革
委托“一行三会”分支机构做规划 要求当地三家银行中间业务费占比三年升至30%
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依旧有7％~8％，在全球经济体中仍是高增长态势，即使遇上风险冲击，能够抵御风险的防弹衣我们还有三件，每件都是3万亿美元的概念，都很厚实
重庆市19日召集该市68家金融监管机构及金融机构开了一个“协调联席会”，委托“一行三会”在渝机构为重庆“西部金融中心”目标做规划。
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了重庆金融改革的一些思路和设想：即2015年前，重庆市市属3家银行中间业务费占总收入比要提升至25％~30％。
此外，他还为当地金融机构“打气”称，中国至少还有3套3万亿美元的抵御经济风险的“防弹衣”。
委托“一行三会”做规划
“大家注意一下，学习一下深圳、温州，或者现在广东，它们都在搞金融改革或者发展规划。”会上，黄奇帆就当地金融改革向与会者提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有什么？”
重庆市于2007年获得“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资格。2009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3号文），其中有多条有关金融改革的政策，包括设立六七个要素市场，金融结算、银证保改革及农村金融改革等。
“现在沿海地区搞的有些金融改革，我们‘3号文件’里都有，这几年都是根据这个展开。”黄奇帆说，“我们不一定要有‘金融改革试验区’这顶‘帽子’，但实质性内容要有进展。”
所谓“实质性内容要有进展”，是指重庆计划推进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并在2017年兑现此目标，以及当地政府想借助“一行三会”在渝分支机构的力量，促进地方金融改革。
“除了原来归纳的一种体系，如银证保、非银行金融机构、要素市场这种板块分类之外，能不能考虑根据行业来拟定相关规划和政策？我们在产业金融服务上怎么搞？科技金融服务怎么搞？农业金融怎么搞？”黄奇帆说。
目前重庆市政府正委托“一行三会”在渝的分支机构草拟有关重庆金融业发展的规划和路径，预计此规划将在3个月后的新一轮该协调联席会上讨论。
银行改革：不靠利差吃饭
黄奇帆还在会上就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行业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并就此提出了重庆版金融改革的一些思路和设想。
其初步构想是：要求重庆市属3家银行在2015年前，将中间业务产生的收益占总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几个百分点提升至25％至30％，借此反向刺激其他银行跟进；要求西南证券突破现有的发展思维，在现有的IPO、自营业务、经纪业务基础上，增加理财、投资及融资业务，并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介入银行、保险等行业，打通全牌照通道。
此前，重庆市在提及打造金融中心时，主要提“另类金融中心”概念，即通过快速构建国内电子商务结算中心、全球离岸金融中心，以及一批吸纳国内私募基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聚集，构建一个“结算型金融中心”。
重庆市这次为什么会选择“银行中间业务占收益比例”作为改革突破口？
“我们要逼一下重庆的三大银行，不管是三峡银行、重庆银行还是重庆农商行，我们给你定一个指标，到2015年，中间业务费占总收入的比重要达到30%，至少25%，2020年到40%或者45%。”黄奇帆称，“要有这个勇气，如果你们带头，其他银行也会跟进和超越你们。未来利率市场化以后，银行存贷差利润会下来，如果中间服务费用又没有上去，银行会有很大的困难。”
3套“3万亿美元防弹衣”
黄奇帆还就目前经济学界唱衰中国经济的一些“流行”观点发表了看法，为当地金融界“打气”。他说，现在“许多经济专家像娱乐节目主持人一样讨论问题，经济专家八卦化，其吸引眼球的噱头就是唱衰中国”。
黄奇帆认为，中国对付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冲击有杀手锏，即中国比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多了至少3个3万亿美元的调控能力。
首先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对付收支平衡的重要杀手锏，“哪个国家看到我们有这一块总是肃然起敬”。
其次，“我国政府债务只占GDP的40%，中央和地方各占20%，美国、欧洲的债务与GDP比是100%。通常65%是安全警戒线，我们债务余额有25%的余地，大致为3万亿美元，这也是我们（对）国家形势依然看好的自信心。”
其三，“大家一定要明白，中国政府是拥有国有资产的政府，美国基本没有，欧洲也没有，所以它的政府一旦破产，没有东西好卖，只能靠政府再举新债还老债。中国的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算在一起是几十万亿总资产，即使只算央企，也有3万亿美元净资本，我们当然不是说都卖掉，是万一有事、实在不行，卖掉一块也是钱。”黄奇帆说。
黄奇帆认为：“中国调控有弹性，防弹衣很厚，唱衰中国的人很容易忘记这些基本特征，把欧洲一些情况听过来唬人，人家生病我们一起就跟着吃猛药、吃错药。”
黄奇帆在给当地的金融机构负责人“打气”时说，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依旧有7％~8％，在全球经济体中仍是高增长态势，即使遇上风险冲击，“能够抵御风险的防弹衣我们还有三件，每件都是3万亿美元的概念，都很厚实。”
此外，黄奇帆还驳斥了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城市化率仅为50％，城市化进程至少还有20年，用不着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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