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对中国的期待 - 法国侨网

（一）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看到了它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增长的份额、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看到了它对原材料和石油的庞大需求，及其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重要影响。

中国正在向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迈进，也许几十年后将成为第一。然而中国的增长本身并不应该成为让人害怕的理由。这一经济增长不仅让中国自身获益，更有益于世界其它地区，而中国自身却成为环境破坏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当看到中国人通过报酬低廉的工作保障整个世界的生产需求时，又怎能去指责中国抢占原材料和污染环境呢？而且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国为尽可能快地达到社会和环境之间合理而可持续的平衡而作出的努力。

因为世界经历了100年非常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在“冷战”时期达至顶峰：这就是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冲突。我们很难想象从1917年俄国革命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笼罩在西方社会的极端紧张的政治和社会气氛，以及战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崛起所造成的焦虑。整整四代人经历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与仇恨。

看似矛盾实则自然的是，此前欧洲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们转而成为最凶狠的诋毁者（法国左派）。西方世界一致坚信于自由民主所具有的绝对优越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坚信共产主义会走进绝路。对于西方世界而言，它对世界其它地区的主导以及后者（印度、俄罗斯、非洲、日本……）在意识形态上对它的附和恰恰证明了这一“真理”。

而中国在其眼中则是一个专制、中央集权，且实行一党制的“共产主义”政体！这个共产主义的中国正在采用自由主义的方式和市场经济，要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让人恐惧、无法接受。这一恐惧心理也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而日益增长。故此，一些西方观察家持着傲慢的态度，或是预言“中国奇迹”会在短期内失败，或是愿意“帮助”中国成为自由民主国家以安其心。

（一）世界所害怕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极权的意识形态，其哲学基础是用平均主义反抗个人主义，而后者曾在十九世纪末的自由主义理论和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共产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个人主义观的一种反派形式，是用平均主义对个人主义进行的逆向打击，不能将之与传统社会的“整体主义”观混为一谈。

这一意识形态不仅是极权主义的，若从它强制所有人服从（必然选择）的意义上来说，更是囊括一切的。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它对世界有抱负，并以控制一切为己任，为此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在它看来，甚至其自身的成功就是以其普遍性为条件的。

西方所害怕的共产主义是西方与之不懈斗争了四十年的“帝国主义”的共产主义。无论历史真相如何，朝鲜和越南战争在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都是打击共产主义扩张的合法战争。军备竞赛也曾被看作是西方社会生存的条件。

植根于一神论的西方在建构一种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观念时，中国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发展了社群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念。中国社会首个关于家庭模式的完整法典以及人与人之间等级关系的建构，应该归功于西周时的摄政王，即周成王的叔叔周公旦（公元前11世纪）。“构成人世间首要现实的并非是个体，而是两个人之间的等级结合”（JF. Billeter, Chinetrois fois muette）。[1]上述法典与等级关系同样加强了家庭权威、政治权力和宗教责任（祖先崇拜）。处在最顶端的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民之父、神的传话者，同时也是祭司和国王。孔子继承和传授了这一传统，秦始皇用暴力短暂地将体制建立了起来，该体制在汉朝才真正得以延续和巩固。“一切最终都归至一点：帝国秩序符合自然规律……一切知识领域以及一切思想、语言、表征等都要尽力使人在思想上坚信，这样的秩序在本质上是自然的。”[2]这一体制在宋朝时继续得到加强，但主要是在明清时期整个社会才基本上实现“儒化”。

同样，自近代以来，在西方不断走向权力分化的时候，中国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还在不断强化统一政权的超验性和神圣化。1911年后，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就从未停止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将旧体制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因为它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不可抹杀的基础。尽管在国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但外界依然能很清晰地看到神圣和统一的权力，并将其看作西方认定的极权共产主义制度。两者之间有一些相同点，所以将之混淆是很有可能的。

反过来说，中国的政体与西方极权体制（苏维埃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完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意识形态性的，而是实用主义的，它是组织政治和社会的工具，而不是一种彰显为具有普世意义、强迫别人改变其信仰的意识形态。（c’est qu’il n’estpas idéologique mais pragmatique, il est un outil de l’organisation politiqueet sociale, pas une idéologie universalisante etprosélyte englobant les personnes）

从西周（公元前11世纪）开始，中国社会就分为两个阶层，高级阶层是社会统治阶层，最先为贵族，后为组织森严的官员阶层；而低级阶层是“所有顺民，他们可以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有不同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只要保持顺从，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生活。”（JF Billeter, Chinetrois fois muette）与西方极权主义正相反的是，中国政体更注重整体的统一和对秩序的维持，而不是人的思想意识（除了某些时期，如秦朝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体制既非扩张主义的，也非普遍主义的。中国首先关注的是其自身。就像诗人享利•米肖（HenriMichaux）在《一个野蛮人在亚洲》（Un barbare en Asie）中写到的，“中国人灵魂空洞，他们在其周围发展了很多同心圆，其核心便是自我封闭的家庭，尽可能少地涉及外部的宗教或政治权力。”明朝初期（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更说明了殖民主义的西方帝国和中国帝国之间的区别，中国从事的是商业贸易，而非殖民。

（一）首先，对现代中国的解放者毛泽东的忠诚令他的追随者们继承其遗志，他们的政策没有明显的不连续性，并用共产主义的语言来描述政治组织的支柱，也就是党。也许这是毫无理性可言的，但是它却令西方人的（无）意识又回到了冷战时期！

现今，神圣化的“整体”不再由皇帝代表，而是中国自身以及所有中国人（爱国者）都被号召去维护的中国利益。从这一点来说，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对这一神圣职责还带有某种圣职般的东西。毫无疑问，这可以解释为何政治权力的行使带有浓厚的仪式化成分：中国领导人的言论表述、政治会议的举办、外交辞令、为召集民众而使用的套话和口号，这一切都与西方领导人轻松自在、个性化的言论风格相去甚远，而更接近于西方所熟知的极权政体的做法。不仅如此，讲究谦虚的儒家道德让中国人不以个人名义，而是以集体名义发表观点，这会令受众本能地产生“政治套话”的感觉。

中国文化独特的爱国情感在某种程度上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相似。毫无疑问，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崇尚中国就是崇尚中国人民的利益，相对于个体的言论与自由而言，整体的统一和秩序拥有优先权。优先“整体”而非个人，这就在对个体的保护以及尊重人权方面提出了问题。

由此，只要出现对国家统一或秩序的威胁，治安或司法层面都会制定相应措施，众所周知，这些措施实质上是政治上的控制。这样会给人造成将权力和专制相混淆的感觉。况且，中国的掌权者都“很自然地”凌驾于普通人要遵守的规则之上。单举一例，政府和军队的车辆（以及拥有特殊牌号的车）似乎可以不受大众应当遵守的交通法规的约束。

另外，强加给人们的所有规训让人感到不知是谁制定的又不容争辩：大部分组团来中国的游客都坚信他们的导游是“政治特派员”，而且接到过明确的指令，规定哪些地方允许参观，哪些必须隐瞒。他们并不明白对于那些年轻的导游来说，遵守纪律和计划安排是不容置疑且“神圣”的。他们的角色很简单，就是让人们去遵守这些纪律。飞往北京的国际航班上的乘客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他们要“坐在座位上一直等到官方有关部门允许放行”才能离机。所有这些都会给人造成身处“极权主义世界”的感觉。

（三）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另一特征是实用主义，首先关注的是现实（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理论。另外，较之权利，更注重公正。追根溯源，这一政治理念应该是从“无为而治”中来，而崇尚理论先于事实、权利先于公正的西方人则将之看作是专制的证明。

（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时中国自己也让一些诋毁者有空可钻。它感觉到得不到理解、又受到不公正的打击，但与此同时，她似乎又对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境况以及机构制度感到自卑。她一边自我辩护，一边让人觉得它是希望模仿西方，走西方的路。比如在上海或北京的某些富裕地区，没有比一方面展示中国身份，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完美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倾向更时髦的了。

同这些富裕阶层有交往的西方人由此看到了进步的中国精英。他们认为看清了精英阶层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差距，觉得看到了中国很自然地向“西方价值”体系靠拢的证据。这些无疑只会使西方更加坚信其意识形态与模式的优越性，也只会鼓励西方喜欢教训人的傲慢倾向。

应当指出的是，西方思想的另一特征（与中国思想相反）是带有摩尼教的特点（即善恶二元论）。源于一神论的西方思想对现实形成了一种一元化和绝对化的概念，如真、善、美等，这样一来，如果说西方站在真理这一边（她对此从不怀疑！），那么中国就站在错误的一边，而且除了改正，别无选择！

但世界需要的也是一个有序发展的中国。没有什么比中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不稳定更糟糕的了。西方人，如同一部分中国年轻人甚至是经济界精英一样，都批评中国的制度和政府。他们希望的是“民治”。愿望是合理的，但难道不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吗？管理一个有着15亿人口的国家难道不比提提建议和忠告要难得多吗？中国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走出封建专制——即使那个封建君主是明君，就经历了百年的侵略、殖民战争、动荡和内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包括在个人自由方面。我们无法将1980年代初的情形同今天相比。看问题的方式、表达的方式以及向社会提出的问题都有了很大的变化。部分民众希望中国在此方面走得更快更远，像西方人一样呼吁民主。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个经历了三千年儒家专制的国家能施行怎样的民主？在这个国家中，个人唯一所关心的是确保各自所属集体的利益，以免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并将限定集体财产与进行集体动员的责任推给了“上面”，它又能施行怎样的民主？

民主的拥护者们极为自然地假设，西方民主制度完全能够替代中国国家机器，并能确保中国有同样的稳定发展。真能这样吗？如果像这样生硬地改变，谁又能预见到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上的后果呢？

中国政府需要确保国家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开放拥有一定的节奏，要跟其制度传统、文化，以及所有中国人民的愿景与政治上的成熟相协调，任重而道远。中国人民向往的首先是福与安静，然后是自由和民主（根据2008年一项调查结果）。而在他们对政府的期望中，排在首位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是廉洁，接下来是高效，最后才是民主。

“人民的智慧”为中国制定了政治规划：“改革”每天都在带给中国人民更多的福利、安全和自由。虽然离所有人都能平等受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进步是持久且毋庸置疑的。中国无须为自身发展辩护，这一发展不仅是正当的，更是整个世界繁荣的源泉。但中国需要在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来确保对个人的保护并保障他们的权利。中华民族、中国青年一代和中国知识精英们都期待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方面取得具体的进展，包括所有人，无论其级别或阶层。这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中国长期甚至是中期的政治稳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比民主更具必要性！

取消特权（法国于1791年8月实行）并不等同于民主，但却是现代社会达到平衡的一个条件。正因为自身特殊的政治结构，中国是能够通过非暴力的改革实现这一步的，当然这须做出很大的努力。

中国人自己常说他们还处于带有一些“封建主义”残余的落后社会。一部分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人认为这一矛头对准的是政治体制。但我认为就像上述调查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其所指实际上是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感觉和在权力面前对个人保护的不足。这一层面上的进步完全可以在不推翻中国政治社会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并非落后国家，而是一个“整体”大于“个人”的“整体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里，只有欧洲社会的发展迈向了个人主义方向，而后它得以向整个世界强加其影响，包括美洲、澳大利亚、非洲、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等。

中国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唯一一个原生的整体主义社会，至少它在表面上没有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拘束。这既是它面对“世界”的弱点，也是其优势和实力：它可以向世人展示，一个传统的整体主义社会能够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整体利益优先于个体利益，同时尊重个体并保障其权利。

“西方世界”需要这一模式来革新自身的模式。非洲和亚洲国家尽管表面上各具政治特色，但都保持着深厚的整体主义文化，也都需要参考这一新的模式来寻找各自的身份认同以及政治和文化上的自主性。西方逐步形成了“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民主正是以此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的权利正是在这一范围内逐步得到确定和保障的。这是西方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的一项成就。

相反，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个人主义衍生形态50年来在欧洲和世界其它国家强制性地建立起来，其依据是最能够代表全体利益的莫过于个体利益的总和，这一思想对人类是有害的甚至是自杀性的。每个人的利益当由自己捍卫！这样一来很自然地导致了一种建立在对抗基础上的关系模式，对抗往往带来对立和冲突。对弱势人群的保护以及团结互助都越来越得不到保障。而理论上由个体利益的总和来代表的全体利益，往往也变成了最强势群体的利益。数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未曾遭遇过与之抗衡的力量，如今却经历着哲学和道德上的危机，目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仅是其一种表现。

中国在理解和寻求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关于关系的“和谐”观念。而世界恰恰正需要从中国文化中受到启发，以重新突显这一和谐观念、团结互助意识与寻求集体福祉的价值。世界需要中国，以审视其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模式；中国也需要世界，以完善其自身的社会政治模式。中国应当抵抗回到理想化的儒家黄金时代的倾向，也应该拒绝生硬地照搬自诩带有普世性的外来文化的倾向。

面向世界的中国时常会遇到一些涉及其自身形象的难题，其中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世界形象，那么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何以对中国有如此印象呢？中国又将如何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自己呢？这是一个值得客观、理性地深究的问题。基于学术交流的初衷，本期我们编发此文，以期引发学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