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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与中国相比法国生活索然无味” [打印本页]

作者: faneuro1 时间: 2013-4-15 11:22
标题: “与中国相比法国生活索然无味”

“不知不觉中，我脑海里的中国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国度，我坚信在那里可以梦想成真。我热爱出发。在开往上海的飞机舷窗边，我决定放下过往的一切，充满信心地迎接新挑战。法国人身份、中文水平和年轻的气场，都是帮助我在这里取得成功的资本。我一直希望自己成为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用他独有的见解与音乐，在人们之间架起一座无国界的沟通桥梁。我鼓起勇气，下定决心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挨家挨户地去拜访独立唱片商。专辑、吉他和中文，这就是我的全部行李。我又征服了一座中国城市，我的音乐又一次在一个崭新的地方生根发芽。对于这个国家，我不再是陌生人。”这是法国人戴亮对于在华生活的独特感想。

上海《新闻晚报》15日报道，在上海已生活了近10年的戴亮，出了一本书《下有戴亮》。他说，现在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已经变得“极端东方化”。

生活在中国：“我不贪婪，一个月工作7天”

戴亮最初约定碰头的地点是上海泰康路288号。午后时光，这个他曾经驻唱的酒吧尚未开门，于是他带着《新闻晚报》记者（下称记者）轻车熟路地穿过田子坊的人群，很快又找到一家安静而视野甚好的露台餐厅。

“到上海差不多快10年了，我刚来时，这里一点也不热闹。 ”穿梭在田子坊，戴亮偶尔停下打招呼，有的是外国游客，有的则是店铺老板。

戴亮现在的生活半径很长，到各地电视台参加节目，主持双语论坛，给部分知名企业的活动做主持等，都是他的生活内容。但他对自己的定位很单纯——唱原创中文歌的法国人。“做主持，是为了生活。我不贪婪，对钱没有太大的要求，所以并不愿意每天接活，每个月的工作时间大概在7天左右，剩余的时间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或者宅在家，搞音乐、准备资料，例如背各类主持台词等。 ”

采访中，他给记者递过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下有戴亮》。 “卖了3000本了，出版社希望能卖得更好，但我觉得可以了。 ”

选择到中国：“和中国相比，法国变得索然无味”

对于自己来中国发展的选择，戴亮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是一个明智之举。 “法国人的节奏很慢，这样的氛围对父母一辈还好，他们可以生活得很悠闲；对于一些没有受高等教育的人也还好，他们的生活没有负担；但对有创意的年轻人而言，不是很好。 ”戴亮说，因为法国这些年的整体经济状况不景气，社会并没有经济能力鼓励年轻人做有创意的事情，而到了中国不一样，即便是自己出钱做专辑，也可以很快通过产品发布等众多机会把钱赚回来。

2004年戴亮到上海定居之前，他还曾两次到过中国。第一次是1995年，戴亮在暑期以学生身份到北京游玩，在北京大学参观时，他发现自己学了6年的中文发音并不容易被人理解，同样也是在这一次，他见到了音乐人崔健，对中国有了一个最初印象。

2000年，戴亮申请到奖学金到上海大学读研究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也参加各类电视台的比赛节目，开始背井离乡的演艺生涯。 2001年，当经历了这些的戴亮回到法国，他突然发现自己与家人、朋友以及曾经熟悉的环境产生了距离。 “一边是里昂整齐有序的街道，一边是中国嘈杂混乱的马路；一边是清澈的索恩河与罗纳河，一边是上海浑浊的黄浦江水——这一切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戴亮回忆，当时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自己像错位于另一个空间里，与中国的日子相比，在法国的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令人茫然不知所措。

也有困惑：“时间让我理解了那些一味迁就的年轻人”

在到各个电视台参加节目演唱自己歌曲的过程中，戴亮也遭遇到一些困惑。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发现，邀请他去参加活动的组织方，看重的是他金发碧眼的外表。 “一些节目的编导会要求我增加很多不属于我的动作。我说不好看，他们就会觉得颜面尽失，认为我不尊重他们。而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了要出镜，基本上是无条件地迎合领导的意见。 ”戴亮说，以前对于这样的状况不能接受，觉得他们太没有自己的立场，但现在慢慢觉得也要理解那些年轻人。 “表演者有自信是好的，但还是要去理解环境，理解周围人的情绪，这样才会有更长期的成功。 ”

中国缘分：“功夫，让中国钻入我的思想深处”

戴亮说，从有记忆的那刻起，他就想变得与众不同。 “我总喜欢想象那些在他人眼中，甚至在自己眼中都不可思议的事情。 ”

20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午后，在法国里昂的一座小学里正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戴亮，被视线中特殊的一幕吸引住了：人群中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法国男孩，在表演一种名为Kung-fu的武术。在当时那个年代，“功夫”这个名词代表着一个他陌生的国度：中国。 “从那时起，中国就钻入了我的思想深处。 ”恰巧，那个夏天，戴亮需要决定去哪里上中学。而因为思绪无时不被中国牵引，他作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卓尔不群的选择——报读里昂最好的中学“让·穆兰中学”，只因那是一所将中文定为第一外语的中学。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坚定地接受着另一种语言与文化的熏陶，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生活的看法与‘正常’法国人相比，开始变得有些 ‘极端东方化’，也逐渐被贴上‘中国人’的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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