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南昌被烈日炙烤着，没有一点风，中央第八巡视组要在这个素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度过大半个炎热的夏天。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由组长王鸿举带队，中央第八巡视组5月27日进驻江西省。次日下午，王鸿举在动员会上强调了此次中央巡视的重点：一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三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这是中央交给巡视组的任务。从北京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嘱托巡视组，要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当好党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和“苍蝇”。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动员会上要求：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实实在在地汇报工作，客观真实地提供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不到两个月，江西官场上下都已感到无形的压力。旁观者以巡视组到各地巡视的人员组成和时长，以及官员被约谈时间的长短，来判断某地某人问题的大小。而在第八巡视组进驻的南昌市滨江宾馆四号楼前，越来越多的群众聚集于此，他们希望面见中央巡视组反映问题。
这个夏天，江西上下各界都屏息凝神，大家在观望：江西是否有“老虎”出现？
没有办案权限的中央巡视组一旦发现“老虎”的踪迹，便会直接向中央汇报。问题一旦被查实，“打虎”就不远了。
“下沉一级”了解干部情况
虽然在动员会及通过媒体公开了电话、地址、邮箱，但遵循“不张扬、不违纪、不违法、不引起社会轰动、不影响地方工作”的原则，中央巡视组的具体工作进展鲜见于报端。
这样的“神秘感”让江西官场上下更加紧张。“这段时间，担心被牵连的人天天提心吊胆，四处打探消息，没被牵连的人则在等着看热闹。”江西省一位国企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
这个夏天，江西各地的高档餐饮及娱乐场所普遍出现萧条。“基本上都不敢去了。客人来了，我们就到单位食堂，都很便宜。”上述负责人说。
事实上，在王鸿举带队进入江西约一个星期后，江西省纪委就宣布了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许润龙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组织调查的消息。有人戏称许润龙落马是送给中央巡视组的“见面礼”。
据江西省当地官员透露，派驻江西的第八巡视组有十二三人，一部分人驻守南昌公开接访群众举报，另一部分人到各地市进行巡视。
此次巡视之前，王岐山特别要求，要 “下沉一级”了解干部情况。后来的事实证明，许多有价值的线索正是“下沉一级”发现的。
根据掌握的情况不同，巡视组在江西省各地市巡视时间长短并不一样，在有的地市待了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有的地市待了三四天，最短的则只待了两天。
据悉，由王鸿举亲自带队的4人小组抵达抚州市，仅待了两天。“4个人中，包括王鸿举及其秘书，还有中组部的两位工作人员。”抚州当地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
听说王鸿举亲自带队，抚州当地的官员都很高兴。他们分析，一般情况下，只有情况较好的地方，组长会亲自带队。此外，另外两个人来自中组部，这说明情况较好。如果情况不好，来的应该是中纪委督查办的。上述官员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抚州的结果也是相对较好的。而与之相反，“待的时间越长，意味着那里的情况越复杂糟糕，官员被牵出的可能性就越大。”
巡视组的主要工作是约谈干部。事实上，整个巡视期间，“约谈”即“个别谈话”被作为最重要、最基本的工作方式。按照以往惯例，“约谈”对象少则一二百人，多则三四百人。原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约谈的对象，包括第一层级的副省级以上的领导，约谈的内容，除分管工作，个人家庭情况如子女、爱人的职业、收入，都要涉及；第二层级的厅局级干部，谈话重点侧重于“对省委和省委领导的意见”。
而再往“下沉”，到了地市一级，主要约谈的对象就包括当地的党政一把手、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以及公检法三长。当然，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还会约谈退休干部、企业领导、人大政协干部以及群众等等。
“约谈的时间长短不一，时间短的约10分钟，时间长的约数小时。”一位被约谈的官员终于松了一口气，对方只跟他谈了10多分钟，“问了主要领导的情况，以及对省里领导的反映。”他很高兴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结果很安全，谈话很愉快。”
落马官员的狱中举报和商人举报
约谈的目的，只是为了掌握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被约谈的对象并不意味着就有问题，但往往，他们都会感到紧张。尤其是被约谈的时间较长或心里有鬼的那些官员，会紧张得满头大汗。上述被约谈的官员说，甚至有人在谈完话之后，直接被留下。
为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一些仍在狱中的落马官员的举报也得到了巡视组的重视。
新余市一落马官员在狱中发出了举报信，举报的对象是该市原市委书记，该举报信在网上广为传播。“这样的线索肯定会引起巡视组的重视。”对江西省政情较为了解的一位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原县委书记胡健勇在狱中的举报就已经引起了巡视组的注意。
2012年6月20日，胡健勇因贪污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曾在狱中写举报信，交待过许多人的违法违纪行为，“列举了300多人，谁什么时候送给他什么东西，他又曾经给谁送过什么东西，都记得一清二楚，最后把很多人都供出来了。”上述知情人士说。
接到胡健勇的举报材料，巡视组提审了胡。胡健勇所提供的线索中，所供出的那些未被处罚的官员也引起了巡视组的重视。
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该市一位被巡视组掌握了受贿线索的厅级干部亦被胡健勇牵出。据透露，被巡视组约谈后，该厅级干部当晚已被留下，还供出了其他人。其中，他曾经的下属、一位县处级干部被牵出，并交代了贪腐事实。
“后面还不知道会牵出谁呢。当地的官场就像地震了一样，人心惶惶，与该厅级官员有关联的干部大概都睡不着觉。”上述知情人士说。
值得注意的是其间的官商关系。从目前的情况看，不少涉事官员的案子中，都牵涉到了官商关系，这种关系微妙、复杂也脆弱。《中国经济周刊》从多渠道获得了一个相同的说法：由上述厅级官员供出的众多人员中，包括3位房地产商，3人被专案组谈话之后没再出来。“其中一人‘三进两出’，前面两次被找去谈完话后都放回来了，但第三次再被叫去谈话至今没再出来。”
另一些曾遭遇不公正对待或在官商交往中受损的商人，则抓住这次机会积极举报官员的贪腐行为，且收效明显。
“例如，在这两年的稀土整顿中被打压的一些老板最近都在告状，影响比较大，已经在调查。”稀土业内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揪出“大老虎”
距离南昌近2000公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已经揪出了“大老虎”。 6月30日，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内蒙古不到一个月，内蒙古官方宣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
这也是10个巡视组开始巡视之后，第一个宣告落马的高级别官员。
这多少会让驻派其他地方的巡视组感到压力。如果当地存在“大老虎”，而巡视组没有查出来，“这就成了关乎面子的问题。”一位接近巡视组的工作人员揣测道。
2008年1月，原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坦陈：“像李宝金这样的人，我们就挺紧张，如果我们那会儿没有这个觉悟，被别人挖出来了，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
祁培文指的是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受贿案，该案正是他所在的中央巡视组在天津巡视时发现的线索。
巡视组的主要任务是发现线索，提供线索，但不去查案。上述接近巡视组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江西的中央巡视组正在加足马力。
据该人员透露，江西方面就第八巡视组转交的督办案件成立了多个专案组，其中涉及对多位地市级官员的举报。每一个专案组专门就举报的线索进行外围核实，并将调查核实的情况及时向巡视组汇报。“现在都是排着队汇报，案子太多了。纪检系统忙得不可开交，人手根本不够用，只能从其他部门借调人手帮忙，例如，从检察院借调的人手就不少。”
据悉，专案组负责人的主要汇报对象是第八巡视组副组长宁延令。
公开资料显示，宁延令在纪检监察战线上工作多年，曾任中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也曾在2009年任中央第三巡视组副组长，有着丰富的纪检监察和巡视工作经验。在纪委系统中，很多轰动全国的腐败案他都曾直接参与调查，如当年的厦门远华案。
“宁延令非常有经验，太懂了，不好糊弄。每次，办案人员向他汇报前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能乱讲。”上述工作人员对宁延令在江西的表现非常有信心。
“一轮调查核实下来，很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最终是‘老虎苍蝇一起打’。但目前来看，都还只是‘小老虎’，‘大老虎’还没出来。”在上述接近巡视组的工作人员看来，中央巡视组是动真格的，这对当地官员是一种极大的威慑。
不少地方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他们中的不少人因此都希望巡视组尽早回到北京去。
但据透露，由于问题太多，巡视组“现在要延长至两个半月，如果问题比较严重，时间还有可能会继续延长”。先前，王鸿举曾宣布，第八巡视组在江西省工作时间为两个月左右。
一位已经退居二线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不查出‘大老虎’不足以形成威慑。更重要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上面的领导风气不正，下面的基层干部心思也不会放在干实事上。”
然而，揪出“大老虎”并非易事。祁培文曾直言中纪委办案的难度，“它的对象都是高级干部，位高权重，有的还在领导岗位上，对这样的领导干部，我们进行调查就很困难。”
不只是“大老虎”，“小苍蝇”也可能会有漏网之鱼。“巡视组的力度再大，再努力，很多案子牵涉到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一些人会因为各种原因‘漏网’。”上述退居二线的官员坦陈，仅靠一种巡视制度不可能将所有的腐败分子一网打尽，但显然，在被巡视地，威慑作用已经显现。
中央巡视组如何巡视？
1.巡视组由谁组成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担任，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与中纪委副书记赵洪祝任副组长。
中央巡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组长一般从已离开一线岗位、但尚未年满70岁的省部级(正职)官员中选任。
2.巡视监督的对象
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中央巡视组主要负责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
3.巡视组如何获取线索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赋予巡视组九大权限：听取工作汇报和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根据工作需要列席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会；受理反映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民主测评、问卷调查；走访调研；对专业性较强或者特别重要问题的了解，可以商请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予以协助。
4.四个重点工作
一是要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
二是要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方面，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紧紧盯住，防止反弹；
三是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律问题；
四是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5.发现问题怎么办
向上报告：巡视过程中，巡视组只带耳朵、眼睛、照相机、录音机。他们的职责是发现问题，但不办案，只负责向中央报告。
通报问题：巡视组还要向被巡视地的一把手通报巡视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
敲响警钟：原中央第二巡视组组长祁培文曾表示，发现一些干部有廉政问题，但还没有掉下去，对这样的人，不是一棒子打死，巡视组要与他们谈话提醒，引起他们的警惕。
6.巡视结束之后
巡视组写巡视报告，并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提出改进意见。被巡视地区、单位制定整改方案并在报送后12个月内报送整改情况报告。巡视组回访了解整改情况。
面见“北京”的机会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董显苹 | 江西报道
6月25日凌晨3点多，年逾六十的周菊英与她的旧日同事一共30多人，“浩浩荡荡”地从抚州市临川区的家里出发。到达南昌市滨江宾馆四号楼时，还只是早上6点多钟。他们希望在这里见到中央巡视组，以抚州减震器厂股东的身份，要求临川区政府返还他们1000万。
位于南昌市东湖区爱国路216号的滨江宾馆四号楼，因为中央第八巡视组在此下榻而闻名。整个夏天，巡视组的部分工作人员就在这里公开接访。
与官员的心境截然不同，访民渴望着这一次与“北京”见面的机会。而且，他们希望巡视组待的时间越长越好。
四号楼前的访民与工作人员
早上6点多钟，太阳已经升得很高，这个沿江的宾馆虽以浓郁的园林特色见称，但依然酷热难耐。四号楼前已经满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巡视组正式接访开始，每天如此。巡视组的接访从早上7点开始，周菊英和同事们凭身份证和上访材料排队取号，号票实行“实名制”，一天的会见不超过100号。
来自萍乡市的王林在巡视组公开接访的第一天就到滨江宾馆排队，“人太多了，人山人海的几百人在挤着排队，当天仅接访70人，根本轮不上。”他最后没有面见巡视组，但递交了材料。
虽然巡视组同时公开了邮箱和信箱，但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放心，仍极力争取面谈的机会，而不是只递交材料。他们对于“面谈”有极高的期待。
为了能尽早与巡视组见上一面，一些访民半夜三四点钟便在四号楼前排起了队。一些访民为了方便，甚或抱着可能有机会私下碰见巡视组成员的希望，而选择入住滨江宾馆。整个滨江宾馆因此几乎天天爆满。还有一些访民就这样卷着铺盖露天住在四号楼旁边的马路边上，天天蹲点。
一位老太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她已经来了三次，递了上访材料，但还没能跟巡视组说上话。
无论如何，访民们不愿错过与“北京”见面的机会。这显然比到北京的成本要低得多，“关键是真的能跟中央的人见上面”。
为使“面谈”能达到最佳效果，他们大多有备而来。写好“状书”，复印好材料，那是最基本的。举报材料的撰写亦与时俱进：大多以“中国梦”开始，中间是坚决支持中央“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的决定，复而又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结束。
不少人拉着横幅，制好广告，像摆地摊的小贩，蹲坐在四号楼前一字排开，有的嚎啕大哭，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引起人们对自己命运的关注。
尽管巡视组在四号楼前贴出了“敬告”：欢迎反映领导干部有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其他个人诉求请到江西信访局等有关部门反映。
但远离官场的老百姓所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仍与个人诉求有关，最常见的包括土地房屋的强征及补偿问题、对司法裁判的不满、医疗纠纷、国企改制的历史遗留问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的背后，牵出的往往还是贪腐。
周菊英他们好不容易排上号，接着是长时间的等待。在燥热、嘈杂等待人群中，突然传来尖锐的争吵声，带着哭声。一位上访的中年妇女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她已经与巡视组面见了两次，当她第三次来要求面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在这样的场合，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虽极尽克制、和缓，但访民的情绪极易激动。每天这样的冲突不断重复。
来自江西省各部门、各地市区县的维稳工作人员有相当规模，散见于四号楼前的人群中。“每个地方至少来两个工作人员，但实际上远远不止。”一位负责维稳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的压力很大，尤其是访民数量较大的地区，“苦不堪言”。在巡视组的来访登记上，能算出各地市访民的数量。他所在的市，前一阶段到滨江宾馆上访的人数排在了全省第四，“我们尽可能地劝他们回当地反映情况寻求解决办法，但愿意听劝的人不多”。
上述维稳官员坦言：“到这里来，解决问题的概率就高一些，解决得也更快更好一些。于是，现在上访人员多了一句口头禅：‘你不解决我就告到中央巡视组去。’”
他们更愿意相信北京
访民对巡视组有着很高的期待。
张崇德快步走出四号楼，满脸微笑，会见“北京”的过程让他很满意：“态度非常诚恳。”因邻里之间的纠纷，张崇德要举报他的邻居。“一位副省级官员的亲戚，他太嚣张跋扈，已经上访多年了，也没有效果。”
旁边的人问：“会不会又是忽悠？”张崇德非常肯定地说：“不会，绝对不会，他们让我回去等消息。”
“火炉”的天气实在太热，杜华代替他70多岁的母亲肖金华来面见巡视组，反映的是其母名下位于抚州市中心的11间商铺被“强拆”之后，16年未获合理补偿的情况。
巡视组向杜华解释说，此次巡视的重点是发现省级领导贪腐问题线索，他所反映的问题会转交给地方调查处理。“巡视组特别强调说，关于转交地方处理的问题，江西省委专门开了协调会，各地市分管该项工作的副书记全都参加了协调会并且立了军令状。中央巡视组交办的案件，一定会高度重视，虽然不一定会有结果，但处理的情况一定会向巡视组回复。”
巡视组承诺：“一般两天之内就会把材料转到相关部门，如果7~10天还没有任何答复，还可以再过来，或者打公布的电话热线咨询，不管怎么样，一定会给一个答复。” 这让杜华感觉很感动，也很兴奋。
这一点，《中国经济周刊》在地方的采访中得到证实。一位地方官员说：“一麻袋一麻袋的材料正在往地方转，根本忙不过来。凡是给巡视组去电、去信、去访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及时处理、批示和回复。”
来自吉安市永新县畜牧局的基层兽医贺荷香虽然也获得了巡视组相同的承诺，但他心里还是很忐忑：“坦率地说，我们也不敢抱什么大的希望，只是这样的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一定要试一下。”自2008年始，他与数十位基层兽医一起举报该畜牧局，要求解决他们的安置问题。6年时间里，他们已经跑遍了县信访局、市信访局、省信访局以及国家信访局，但至今未果。“相比国家信访局要过7道关口，巡视组这个渠道更直接、更快，但能否处理问题，现在还是一个问号。”
王林举报一位江西省人大代表拥有多国国籍。大约一星期以后没有回音，他几经打探，得到的消息是：让他安心等候，这次巡视组是来真格的，若举报的这个情况属实，一定会有处理结果。
浙江人周龙华很是羡慕江西人，他也从宁波赶到南昌滨江宾馆。因为这一次没有驻派浙江的巡视组，他很是失望，决定过来碰碰运气。周龙华代表村民状告原村支书非法侵占、倒卖集体土地，涉案金额巨大。为此，他卖了房子，离了婚，花了7年时间上访，但至今未果。
与他一起来的宁波老乡有10人左右，分别来自不同的乡镇，事由也不同，但都与土地有关。来江西之前，他们给第八巡视组打了电话，“巡视组建议将材料发到信箱，他们会看到的。”但最后，他们还是决定跑一趟，结果未能如愿，他们未能获得面见巡视组的机会。江西方面的工作人员告知他们，巡视组只接待江西的老百姓，浙江的问题应该回浙江找当地解决。
周龙华说，他们很希望中央巡视组也能早点派驻浙江。
也有人对回复结果不满意或尚未等到回复结果的，为了让巡视组更重视，他们会排队要求再次见面，于是就有了之前访民与维稳官员之间的冲突。
至7月18日截稿前，贺荷香还没等来消息，中间他曾打过两次电话询问，巡视组给他的答复是：“既然材料已经到了我们手里，一定会有回复的。”不过，他仍然决定割完水稻再跑一趟滨江宾馆四号楼。
(应采访对象要求，杜华为化名。本刊实习生上官丽娟、李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新变化令中央巡视组更具影响力和威慑力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郭芳 | 北京报道
6月前后，中央10个巡视组分赴内蒙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水利部、中储粮、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区和单位。中央巡视组的抵达，受到了人们的空前欢迎。
“这是人们对中央级反腐机构的信任和信心，更是一种期待。” 一位纪检系统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大规模的巡视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对腐败采取高压和威慑的开始，仅仅是开始。中央巡视组的派出应经常化、制度化。”
巡视制度10年变迁
党内巡视制度已经走过10年。
2003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然而，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行为，“巡视”的出现则要追溯至1996年。那一年，十四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作出“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中纪委随后启动巡视制度，不断设置巡视组。
直至2009年7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出台，巡视正式成为一种党内监督的制度被确定了下来。同年，原来的“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更名为“中央巡视组”。
巡视的范围及巡视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2010年6月，巡视制度的范围扩大至军队；中央巡视组的数量也从2003年的5个扩大到2011年的12个，其中6个地方组、4个企业金融组、2个中央国家机关巡视组。
过去10年，中央巡视组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亦十分明显。
2003年至今，中央巡视组每年都会发现大量线索。2005年6月中央第五巡视组结束巡视，根据巡视组获得的线索，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陈良宇案也由此牵出。而在2009年，中央巡视组先后巡视了浙江等12个地区，中国保监会等4个中央金融单位，中国海运等4个国企，查获了贵州政协原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贪腐线索。
上述纪检系统人士认为，取得这样的效果源自中央巡视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威慑。“如果说地方能处理好，中央不巡视，那最好，但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腐败形势挑战还是挺大的，甚至可以说相当大。”中央派出巡视组的监督和约束，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必要的，而且，这种监督手段还被赋予更高程度的重视。
摘掉“铁帽子”，赋予新手段
这种更高程度的重视体现在了不断完善的制度上。
在运行10年之后，巡视制度迎来了重要的调整和变革，中央巡视组收缩了巡视范围，巡视重心由“相对全面”回归其最主要的职能：发现和反映违法违纪线索。中央巡视组组长打破终身制，由“职务”变为“任务”，由“铁帽子”而改为“一次一授权”。
“根据以往经验，反腐败者腐败怎么办？监督者不受监督怎么办？巡视组要是跟下面串通怎么办？用‘一次一授权’这个办法来解决。”李拓说，“监督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但有时人混熟了，关系拉近了，慢慢就会形成监而不督，监督也会走过场。”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现在的反腐败措施比以前更灵活、更具体、更严密了。
不仅于此，在巡视组主要负责人的选择上，也发生了变化。
10年来，巡视组组长多由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出任，且一般是正部级领导。“原来的规定是，巡视组组长一般工作到年满70岁正式退休才进行调整，而且都是从一些65岁以上的退休干部中选任，但现在担任组长的都是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例如有些是全国人大或政协的常委，尚未彻底退休。”上述纪检系统人士从此次公布的巡视组组长和副组长的名单中还发现，“组长和副组长的人选不一定是纪检、监察内部的负责人，对纪检、监察的专业性要求略有降低，这方面可以由下面的成员来弥补，但相反，其他方面的要求更高了，例如，这些人一定要是原则性比较强、素质过硬的领导干部，要能够超越地区和部门系统的利益以及牵绊。”
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干部。此次巡视工作也被赋予新的工作手段——抽查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
在李拓看来，省部级官员位高权重，掌握那么多权力，其财产状况，家庭成员的情况，有多少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等等，巡视组对这方面的线索掌握恐怕是必须的。
“中央巡视组的影响力和威慑力明显增大了，虽然明确的权力不一定增大。” 上述纪检系统人士分析，“中央巡视组每到一个地方，把能公开东西的通过媒体都公开，例如，地址、电话、信箱，公开听取大家的意见，这样无形中也增大了威慑力。原来可能做得不一定到位。”
从以往的巡视成果看，揪出副部级甚至部级领导的大案并不罕见。上述人士预计，此次巡视的成效也会较为明显。“一方面，从数量上，这一次派出的巡视组很多；另一方面，以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应对民意，广泛征求意见，线索的掌握肯定也更多。”
李拓认为，“难度还是很大。‘老虎’和‘苍蝇’，大腐败和小腐败，有时盘根错节，形成利益联盟，不容易撼动。当然，若真能揭露出一批涉及‘老虎’的大案要案，也不怕，共产党有这个承受能力。”
“现在刚刚拉开序幕。”李拓说，这一届领导集体任期之内，一定要在腐败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解决的力度必须加大，才能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当然，长期还要依靠制度和法制的完善。”
巡视组揪出的部分高官
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
2004年，巡视组在山西掌握了侯伍杰的腐败线索。2006年9月18日， 侯伍杰因受贿罪获刑有期徒刑11年。
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国健
2004年，部巡视组将群众反映的徐国健贪腐线索向中央作出了汇报。2006年1月24日，徐国健因受贿641万元买官卖官案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
2005年8月，中纪委、中组部第二巡视组在天津掌握了李宝金贪腐问题的线索。2007年12月19日，李宝金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
根据举报和巡视组发现的线索，何闽旭于2006年6月被中纪委“双规”。2007年，何闽旭以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
2006年，根据前一年巡视组在沪巡视期间获得的线索，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陈良宇案由此被牵出。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
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2006年，中纪委根据举报和巡视组发现的线索，对杜世成违反党纪问题进行核查。2008年，杜世成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
2009年，巡视组在贵州发现黄瑶涉嫌严重违纪、收受下属官员财物及生活腐化、包养情妇等问题。2010年12月9日，黄瑶因受贿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
2009年，巡视组在辽宁发现宋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线索。2011年1月30日，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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