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世界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工作，亲身经历过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全球金融系统大的起伏跌宕。这些历练对于中国金融发展架构性的建设都可能会有裨益，但未必立刻能有量化的效果，而国内对海归的期望普遍较高。由此，海外人才回国也不再仅仅是对机会的考虑。
上海《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中国正推出各种政策以鼓励海外人才回国发展，然而，对于一名在海外学习和工作十几年的中国人而言，比之生活上的压力，他们或许考虑得更多。
2008年，由中组部牵头，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千人计划”出台，中国将用5至10年时间吸引国外2000名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回国工作。
2011年，以引进世界各国专家为主旨的国家“外国专家千人计划”正式启动；2012年，中组部又推出“青年千人计划”，计划5年内引进2000名海外中国青年人才回国工作。
种种迹象显示，上述一系列人才政策正取得成效。据《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2012）》统计，2011年当年，有18.62万海外学子回国发展，创下历年来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之最。中国正从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
另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调查，在美国，有更多的海外人才仍在回国发展与否的边缘徘徊，虽然国家已有很多政策支持他们回国，但回还是不回，对于他们仍然是艰难抉择。
人到中年
在华尔街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秦佶，最近便在为是否回国而纠结。从学计算机开始，秦佶后来转到金融领域从事风险管理方面的工作，过去2年，又在德国商业银行最前沿的交易部门历练，很受老板赏识，在几个部门实践后，又再次回到风险部门带领一个团队。
秦佶对记者表示，她考虑回国已经很久了，几年前，她的丈夫已经在国内做生意，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回国对她来说意味着家庭的团聚，她也在积极寻求机会。
“现在来看，机会并不是很多。”秦佶说，“我在美国待久了回到国内的银行业，觉得文化上会有些挑战，其实最重要的是没有渠道能寻找到好的机会和位置。那些千人计划好像还不够。”
对于秦佶而言，在美国工作日久，尽管已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这么多年远在他乡，缺乏各种人脉关系，想找到一个薪酬和美国相近，并且能独当一面的位置并不是很容易。毕竟人到中年，现实生活的各种细节都要考虑周详。
秦佶的两个女儿在美国读小学，如果回国的话，因为是美国公民，再加上教育理念的考虑，上国际学校在所难免，但是，昂贵的学费又感觉负担太重。
秦佶是北京人，回北京自然是首选，而北京的高房价也让她为未来担心，即使把新泽西的大房子卖了，回去也买不了二环以内的两室一厅。
秦佶目前仍在华尔街工作，一天差不多工作12个小时，她觉得目前的工作强度还可以接受。但是她担心回国之后的工作压力会比在华尔街更大。
“你会经常不断地被要求加班，而且周末时间也不完全属于自己，公私很难分得开。”秦佶说，“我的哥哥姐姐都在外企工作，加班是家常便饭，我还有两个女儿要照顾，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上取得平衡。”
身处风险管理行业，秦佶还有专业上的考虑，她觉得自己十几年经验的积累和专业技能与国内的需求并不是很相符。在美国针对高频交易，以及其他模型交易的风险管理，和国内难以接轨。
另外，秦佶认为，中国金融界的交易大部分以固定收益（fixed income）为主，流动性差，而美国的风险产品比较复杂，各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风险管理是将不同的风险汇总起来看成一个总风险，加大对冲的功能。
不过，让秦佶矛盾的是，尽管中国以前以信贷风险为主，但随着市场风险不断加大，尤其推出股指期货以后，和美国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上也在不断趋近，使得她很希望能有机会回国有番作为。
水土不服学成而回故乡是很多人心中的梦想。虽然在公司很受重用，秦佶仍然感到文化、民族上与别人竞争的劣势，那层看不见的天花板总是在那里，事业上再往上进展相当困难。另外就如秦佶的丈夫所说，在中国发展事业所感受到机会以及亲情，与美国郊区相对沉闷的生活相比，文化上的热闹仍然很有吸引力。据记者了解，在耐不住寂寞考虑回国的人群中，一心想回国大有作为的以男性居多，大部分女性则相对适应美国的文化和生活。而这些为了事业而打拼的男性，多在美国已有坚实基础，回国后在大机构担当要职，收入、地位都让人艳羡，但其中也有人在国内工作一两年不适应，又重新回到美国继续过着别处的生活。华尔街一家大型投行董事、在美负责亚洲美国预托证券（ADR）业务的兀先生对于海归尤其是高端人才回流有独到的看法。“这一批人从本科一直到博士都是在美国受的系统教育。”兀先生对记者说，“并且所有的职业生涯都在美国度过，他们确实非常出色，在美国的金融界都能闯出名堂，但是回国后，对于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以及人情世故，加之工作形态明显感到水土不服。”这里面也有技术层面的原因。兀先生表示，因为华人在美国金融界做得比较出色的大部分在风险管理和定量分析领域，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够成熟，拥有高度量化的金融技巧回国也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兀先生本人在国内上的本科，并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国内的工作环境比较熟悉，如今在美国和英国的金融领域经过系统的训练，带领一个团队处理和亚洲有关的金融业务。他觉得自己比较适合回国扎根，但回去不是一个容易做的选择。如果回去，平台要足够好，有相对大的空间。兀先生因为工作关系，经常接触韩国和中国台湾的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他们对海归的态度则更开明、更重用。尤其监管层面有很多海归，比较了解情况，使得大环境、大气候比较自然。“物质待遇当然要过得去了。”兀先生说，“要和美国的差不多吧，我不能回去让老婆孩子抱怨。”兀先生是上海人，对于国内广受关注的空气污染、食品卫生问题，他觉得适应起来没有难度，但关键是工作环境。国内人事关系比较复杂，难以厘清。兀先生需要一个权限定义清晰的职责，减少行政干预色彩，而且还要有一定时间的缓冲期。“不能指望我在美国待了十几年，刚回去就要马上为公司赚钱。”兀先生说，“怎么也得有个两三年的缓冲期。”机会与差距虽然在业务上，海归不一定会很出色，但是在这一具备丰富国际视野的群体中，却拥有很多难以充分量化，经验性的历练。他们在世界上主要的金融机构工作，亲身经历过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全球金融系统大的起伏跌宕。这些历练对于中国金融发展架构性的建设都可能会有裨益，但未必立刻能有量化的效果，而国内对海归的期望普遍较高。这也是让他们回国总是观望和犹豫的原因之一。多位受访者表示，回国职业生涯上升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压力也非常大。加班司空见惯，没有明确的公私时间之分，让习惯了美国简单生活的人们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综合家庭、孩子教育、生活环境以及住房条件，回去有时也担心可能是一声长叹。不过，国内各种各样的机会和可能性还是熠熠闪光。和秦佶类似，李良（化名）同样在华尔街已经历练了十多年，有着四五家大投行工作的经历，目前在华尔街某大投行的交易部门担任董事。李良表示，他深感国内经济发展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虽然考虑到家庭、孩子等各种因素，不能马上回国，但是他却经常回国参加各种银行界的会议，和国内同行进行深入业务探讨，并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现在清华大学已聘请他为客座教授。李良的理想机会是在国内成立投资基金，他来操盘管理。尽管这个目标实现起来目前还有难度，但是他愿意去尝试。“国内经济发展带来各种各样的机会。”李良说，“我希望能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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