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18〕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19〕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20〕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一个这种表态到当众高举手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21〕
二、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由来以及二者之间的摩擦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22〕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23〕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经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很难进行，只要康老（笔者注：康生）和陈伯达见面，两个人就吵。陈伯达连（周）总理的话都不听，尽管我告诉他你要听（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会议总算可以举行了。但是时间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吵起来了！”〔24〕毛泽东也抱怨：（同一个事情）康生讲他的，陈伯达告诉的却是另一个，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连报告都没有。〔25〕
陈伯达曾这样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26〕根据陈伯达所述笔者推断这是在1966年9月中旬期间。
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组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周恩来从8月20号左右就开始主持中央碰头会。由此可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因为形势所逼，并非毛泽东的初衷。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陈毅所评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27〕。在这种局势下，周恩来自然会遇到所谓的“黑枪”“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为毛泽东的决策导向引诱而成，也有各自利益冲突，自然还有权力之争。决策导向，自然是因虽然毛泽东的在他的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但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打倒刘少奇，作为发动文革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来，自然还有其利用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基本决策有什么变化。各自的利益冲突，权力之争，在周恩来身上却被演绎成根据“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办事”，在其他人身上则成了“祸国殃民”“篡夺权力”。这是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
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这也是国务院总理角色的职能；另一方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其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是“鞠躬尽瘁下地狱”还是“相忍为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死后脸上不被“打叉叉”。所以，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
周恩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交部大搞“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若干司处级干部以及大批一般干部与工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28〕周恩来还在9月份签署了关于国务院系统如何进行文革的《纪要》，该《纪要》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告状，说周恩来对此文件评价很好，并以此为胁，周恩来为此多次检讨。张春桥并批评周恩来，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29〕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左。或许出于争宠，也可能是争夺运动的主导权，二者发生冲突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支持发动文革之外，周恩来还要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执行毛泽东保人的政策，这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人，但是因为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因此就有了周恩来“调和”“和事佬”等的说法。在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30周年的讲话和11月1日的红旗社论都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评之为“骑墙派”，谓之“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这是在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之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来在参与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文件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意；二是针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级领导对于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30〕对此，周恩来为了保护自己，在11月起草关于公交系统和农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参与，而是由陶铸出面搞。〔31〕事后，陶铸完全成了周恩来的“挡箭牌”，对于整个陶铸的落难，周恩来没有施加援手。相对于康生，康生还提醒陶铸，进行路线交底。〔32〕
三、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另一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初始打算中，周恩来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到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33〕徐向前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34〕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想象中的“一呼百应”，很多例如李井泉之类的高级干部在一开始就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很是不理解。个中缘由恐怕是“高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刘少奇经营党务多年，树大根深，难保不再翻天。还有诸如陈毅之类一开始是举双手双脚赞同文革并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当揪到自己头上就不“理解”的高级干部。此二类高级干部都需要周恩来，这种“屡犯错，屡检讨，保持晚节，终生都要做毛的奴仆”的人，作为活生生的“典范”来说服众人。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周恩来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只“鸡”之外，还要“鸣几声”来告诉众人，“你们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毛主席。”
就整体而言，特别是文革初期，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35〕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注脚。江青在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36〕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37〕
通过大量的实例，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38〕笔者在此无意一一列举。可以用师东兵的话描述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我是把你当主席一样看待，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39〕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40〕可见，经过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时常对周恩来非常尊重。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由周恩来主持。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对于此点非常忌讳，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对此加以证实，而且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41〕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42〕自然，周恩来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43〕
而“臭名昭著”的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44〕两相对照，黑白分明，谁优谁劣，自然而出。当然，周恩来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王力等动了周恩来的“奶酪”，插手周恩来的“禁脔”之地——外交部之后，周恩来就不再是那只温柔的“羊”。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结 论
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注释：
〔1〕中发［66］267号文件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转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2〕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华夏文摘增刊第三三八期二○○三年五月五日出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编者佚名，1969年7月），页777转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4〕同〔2〕
〔5〕《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陈龙《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对新华社工作的亲切关怀》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1977年版第247－265页；根据此文中的描述，周恩来对于1966－1974年间重大新华社电讯都是亲自审定（笔者认为是只要周恩来在国内具备审阅条件）。虽然陶铸此时主管宣传，但是根据曾志的回忆，陶铸认为江青根本够不上国家领导人的格，也仅仅就是能干个文化部副部长的缺，而且陶铸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于江青的提议——批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事根本不与理睬，因此笔者认为陶铸如果没有上层旨意根本无意对此如此般宣传；无独有偶，阎长贵先生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中也如此质疑：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利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
〔7〕《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一、二版。
〔8〕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9〕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页
〔10〕《中共中央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1966．08．30；中发［66］439号
〔11〕王年一《文革漫谈》原手稿存于哈佛大学
〔12〕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宋永毅《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笔者注：余汝信先生在其《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文中对于江青出任第一副组长有不同的解释。
〔13〕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8页
〔14〕同〔12）
〔15〕《人民日报》1966年8月31日，第一版
〔16〕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5页
〔17〕《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1966．10．06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18〕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08期2007年11月5日
〔1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四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队编，中国京剧院红色革命人民战斗队翻印，1966年12月），页60
〔20）同〔16〕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1968年3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22〕穆欣《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纵横》2006年第1期
〔23〕王广宇《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党史博览》2005年11期
〔24〕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北京1976第二卷16页引自MacfarquharRoderickSchoenhalsMichael《Mao'sLastRevolution》theBelknapPressof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6p100
〔25〕王力《AnInsider'sAccountoftheCultureRevolution》第40－41页
〔26〕叶永烈《陈伯达传》；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05－306页
〔27〕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第255页
〔2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0〕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1〕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
〔32〕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3〕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以及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初探－“三驾马车”替代“两驾马车”
〔34〕北京师范大学主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五集》1978年版徐向前《鞠躬尽瘁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片断》第1－9页
〔35〕具体官方宣称：可参阅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所有官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对于江青在文革中对于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一概不提。
〔36〕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第2卷第137页
〔37〕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载《外事战报》1967年9月26日第2期第1版。
〔38〕具体可参加《吴法宪回忆录》杨银禄《江青在钓鱼台居住时的一些情况》等
〔39〕师东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前所未闻的周恩来》2000年3月第1版33－41页
〔40〕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41〕穆新《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69期第86、88页
〔42〕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1 《王乃英交代材料》
〔43〕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页；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44〕阎长贵《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党史博览》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