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西安-诺伊维尔特被称作法国的“避孕药之父”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避孕药，而是因为他顶住了政治、社会以及宗教压力，于1967年推动通过了允许自由销售避孕药的法案。
的确，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需要怎样的勇气、需要面对怎样的风暴。当时，二战后的出生潮才稍有回落，而推动法国社会打破传统束缚的六八年五月风暴尚未来临。1920年通过的严惩堕胎、禁止一切避孕手段宣传的法令依然有效，1943年两名女子因为实施堕胎而被砍头的记忆依然清晰。而作为保守派政党民主共和联盟（Union démocratique pour la Ve République）议员的吕西安-诺伊维尔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递交了允许避孕药自由销售的法律提案。
事实上，二战之后，年轻的诺伊维尔特在法国东南部城市圣埃蒂安市政府负责离婚和社会救助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到意外怀孕给不少家庭，给不少女性带来的困扰。他说他始终难以忘记一名女子的抱怨：这名女子说，她已经受够了，丈夫每次醉酒回来，就会让她怀孕。而此时，美国药店早已经开始自由出售安全套和避孕药。这种差距让诺伊维尔特意识到了改变现状的必要。2007年，诺伊维尔特接受法广法语部采访时回忆说：“我的一些同龄朋友在医院实习，他们告诉我周末时常常看到一些想尽一切办法试图堕胎的女子，她们使用毛衣针，结果导致穿孔，不得不来就医。我对当时的圣埃蒂安市长弗拉希奈特谈到此事。弗拉希奈特是个很好的人，曾经历过集中营。我对他说，不可能继续这样，我要通过一项允许销售避孕药的法令。弗拉希奈特听了大笑，对我说：听着，我告诉你，能让法国接受避孕药的人还没出生呢。我把他的回答当作了挑战，我要告诉他：这个人已经出生了。”
为了让法国女性能公开自由地获得避孕药，诺伊维尔特求见时任总统戴高乐将军，当面陈情，并争得了支持，但他的努力遭遇了如今人们难以想象的阻力。从态度极有保留的戴高乐夫人，到他所代表的政治阵营内部，更不用说天主教会社团，他的法律提案在全社会引起的轩然大波。一些反对者将曾为自由法国出生入死的诺伊维尔特称作是“公敌”，有人甚至提出要将他送上审理政治人物叛国罪行的司法高院。国民议会围绕法案的辩论唇枪舌剑，十分激烈，诺伊维尔特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一位议员发言时开口就说，他很遗憾这样一项法案不是像那些重罪法庭上审理伤风败俗的事件那样闭门讨论。在结束他的发言时，他说：丈夫们是否想过，今后，女人将掌握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的绝对权利，丈夫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妻子服用避孕药。男人将丧失他们在生育行为中引以为荣的男子气概，女人将只是不会开花结果的获得快感的物件。这就是我们当时在国民议会听到的言辞。还不止是这些。”
如果说，诺伊维尔特这段回忆是想让后人体会当时辩论之激烈的话，这些话也从反面体现出这项法案对于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意义。
诺伊维尔特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同时巧妙地将避孕与堕胎区分开来。
1967年12月28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允许避孕药自由销售的法案终于获得通过。但相关的执行政令在此后的两年间不断受阻，避孕药物在1972年才正式在法国各地药店公开自由销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