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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第一毒村”：小学生剥康泰克 [打印本页]

作者: 海芬心语 时间: 2014-1-9 23:14
标题: 中国“第一毒村”：小学生剥康泰克
中国“第一毒村”：小学生剥康泰克月入过万(图)文章来源: 新民周刊“问题村官”上位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以及金钱搭建起来的腐败网的共同作用，这三者是“问题村官”的三重“法宝”，并相互依存、壮大，不断蚕食民众利益、腐蚀执政根基，制造并不断激化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矛盾。

首席记者｜杨江　特约撰稿｜冷锋

一个好的村官可以带领一方百姓更好地去追梦，一个“问题村官”却会将一个村带上歪路邪路，甚至万劫不复，博社村就是后者的注脚。

博社村位于广东省曾经最“红”的地方——全省唯一一个红色革命老区，也是当年最早开展土地革命、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地区的——陆海丰地区，但如今“陆海丰”俨然褪变成了该省“最黑”的地方。

“十年走私、十年假币、十年制毒”，成了这一地区近三十年来乱象的真实写照，尤其是陆丰的三甲地区（甲子、甲东、甲西三镇）更是出了名的“匪窝”，一直走不出违法犯罪的怪圈。

甲西镇的博社村，更居然成了占据了中国冰毒市场三分之一份额、“享誉”国际毒市的“中国制毒第一村”。

陆丰地区曾因毒品问题于1999年、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其中博社村问题最为严重。为了彻底清剿，2013年12月29日凌晨，广东省出动了3000多名警力，在警用直升机、边防快艇的配合下，海陆空三位一体围剿博社村，一举捣毁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抓捕网络成员182名，捣毁制毒工场77个、1个炸药制造窝点，缴获冰毒近3吨，制毒原料23吨，枪支9支，子弹62发，手雷1枚。

虽然没有耗费一枪一弹，但抓捕过程惊心动魄决不亚于一场剿匪战役，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公安厅证实，虽然开创了陆丰缉毒最好历史纪录，但也只是撞开了冰山的一角。

博社村何以从一个靠渔业为生的淳朴渔村演变为一个毒枭聚集的“中国第一毒村”？据警方通报，被抓获的博社村原党支部书记蔡东家早年曾参与制贩毒品，近年来则充当制贩毒品的“幕后老板”与“保护伞”。多年来，蔡东家利用自己曾为汕尾市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的身份，收集警方侦破毒品案件的信息，在警方行动前通知重要人员潜逃，且通过行贿办案人员，帮一些被捕毒贩逃离法律制裁。

与蔡东家一同落网的博社村原党支部副书记蔡汉武，被警方从其家中当场搜出冰毒350公斤。

显而易见，在以蔡东家为首的这一批“问题村官”的治理下，博社村的沦陷是必然的结局。

当然，仅凭这几个“问题村官”，博社村还不至于发展成“第一毒村”，最新的消息是，陆丰市禁毒大队一名郭姓中队长因与蔡东家有牵连被“双规”。

目前公布的案情已经足以令人惊愕，这个村庄的沦陷，看来又是一起典型的因“问题村官”导致的基层治理危机案例。

对“问题村官”，有人称其为“土皇帝”，他们把控着中国最基层的政治与经济，他们并不“高大上”，而是地地道道的真土豪。

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民众而言，上层官场的腐败与自己的生活很难发生直接的关联，因为离得毕竟太远，但这些“问题村官”对他们的政治、经济权益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

近年来，“问题村官”引发的基层治理危机以及针对这类问题的举报层出不穷，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村官虽小，却是政府形象最前沿的代表，因此村官一旦出问题，直接影响的将是执政的根基。

在反腐败的斗争中，老虎要打，苍蝇要拍，更不能遗忘了这些“土皇帝”。

蔡东家的“毒立王国”

“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这句话说的是当地民风的彪悍，陆海丰地区还是广东省宗族观念最为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以博社村为例，全村1.4万多人共属于一个大家族——蔡氏，蔡氏族人又分四房。因为有关部门的调查尚未结束，目前尚不能搞清楚蔡东家等人是如何成为村官的，但从该村宗族势力的情况分析，要找到答案似乎并不难。

博社村的“两委”多年来形同虚设，据说偶尔开个会，也是在蔡东家的家里，村务完全被宗族势力与“黑色势力”把控，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制毒小王国”，全村近两成人直接或参股制毒，而这个“小国王”就是蔡东家。

博社村涉毒非一日两日，可疑迹象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甚至已经半公开化了。比如广东省没有需要使用麻黄草的药厂，但外省进入广东的麻黄草源源不断，基本都流向了陆丰，就在警方此次抓捕行动中，博社村还停有多辆装满麻黄草的待卸货的大卡车。据了解，一吨麻黄草可提炼加工成4公斤冰毒。

那么，博社村的涉毒问题为何一直迟迟没有被绳之以法？

据《新民周刊》了解，原因之一是，蔡东家利用身份的便利不断构建更广的腐败网以求庇护。广东省公安厅禁毒局政委邱伟曾列举一组数据：2011年整治以来的两年间，警方共侦破涉及陆丰制贩毒案件2100余宗，抓获犯罪嫌疑人2300余人，但整治前的3年，从2006年到2008年，全国警方破获毒品案件中毒源来自陆丰有1700多宗。同一时期，陆丰市警方3年侦破毒品案件仅23宗，抓获嫌疑人25名，多数人取保候审，缴获毒品25.15克。

何以有如此之大的数据反差？邱伟直言：与当地警方队伍建设有关。围剿博社村行动以前，当地已查处10起涉毒违法违纪案件，牵涉21名党政工作人员，包括3名原派出所所长和部分民警，其中7人已被“双规”。

“我们调查发现，有警察参与庇护，收受红包，甚至直接参与犯罪的情况。”邱伟说，过去两年中，已查处两个警察，他们或是直接开警车去贩毒，或者偷运毒品。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多名警察参与其中，“有通风报信、违法办案，甚至是直接充当保护伞。”邱伟说，“本来都是死罪，按理说是有震慑力，但却演变成重罪可以轻判，大罪变小罪，再加上巨额利益驱动，导致一些村民纷纷效仿。”

另一方面，博社村虽然并非人人涉毒，但黑化的宗族势力下，尤其是部分警员“警匪一家”所释放出来的信号，导致一些对毒品反感的村民不敢反抗，对蔡东家等人的不法行为选择了沉默。

一个畸形的利益共同体就此形成。蔡东家等人治理下的博社村制毒异常猖獗，以至于一些人家堂而皇之将原材料或者半成品堆放在门口的过道上，老弱妇孺也都加入到制毒产业链当中来，村里一些妇女将麻黄草剪成三四厘米长的小段，一天可以得到三五百元，而小学生则利用寒暑假剥“康泰克”，一个月可以赚到一万多元。

最近3年来，陆丰制造的冰毒在全国查缉的冰毒份额中飙升，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甚至冲击到了冰毒的市场价格，随着2013年下半年陆丰地区的冰毒产量直线上升，冰毒的价格从25万元/公斤降到2万-3万元/公斤。

黑化的宗族势力在“问题村官”蔡东家的带领下还公然对抗公权力，2013年，广东省公安厅悬赏通缉涉毒人员，博社村有37人被网上追逃，而其中的18人竟就躲藏在村子里从未离开。

在2011年再度被列入国家列入涉毒重点整治地区后，警方曾多次进村，但均遭遇阻力。只要警察一进村，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就会团团围住，路上甚至会被放下钉板，楼上砸石头，一些村民手里甚至有AK47、土制手雷。

每次警车被困，最终都需“双面人”蔡东家等村干部出面，“振臂一呼”，众人方才散去。

“问题村官”的三件“宝”

根据《新民周刊》多年来对“问题村官”现象的追踪，“问题村官”上位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宗族势力、黑恶势力以及金钱搭建起来的腐败网的共同作用，这三者是“问题村官”的三重法宝，并相互依存、壮大，不断蚕食民众利益、腐蚀执政根基，制造并不断激化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矛盾。

无独有偶，同样是2013年12月底，媒体公布了原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平头村村委会主任王晓雷被抓获时的画面，王晓雷被指涉黑，疯狂盗采砂石、打砸执法车辆、敲诈勒索、强收过路费。被警方抓获时，33岁的王晓雷不仅早已成家，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可是这个村主任却躺在一家洗浴中心的总统套房内，旁边有两位年轻女子陪伴左右。在王晓雷居住的大院里，侦查员查获了一辆价值近200万元的奥迪A8轿车，这只是他众多豪华轿车中的一部，王晓雷还拥有大众途锐、凌志等数辆豪车。据警方统计，这个村主任名下的个人资产达数千万元，当地村民说王晓雷过的是“天天打麻将，夜夜当新郎”的奢靡生活。

近两年来，随着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发达，类似王晓雷这种“问题村官”正源源不断被曝光，从“土皇帝”们被披露的内容来看，生活的奢靡、作风的腐化、权势的蛮横，一个比一个严重，而最终查证下来，鲜有被冤枉者。

“土皇帝”们的存在提醒社会，“最美村官”的赞歌要唱，“问题村官”更要严打，一些地区基层治理失效的问题必须得到正视，蔡东家也好，王晓雷也罢，其实都不过是一些地方一些基层党组织涣散，权力为黑恶势力把控的现象的反映。

事实上，“问题村官”已经成为在基层制造官民对立、社会不稳的主要源头之一。2011年9月中下旬，“乌坎事件”发酵，12月村民组织“维安队”临时过渡机构，与维稳力量对峙，表达诉求，反抗的对象即在位四十年的该村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乌坎的基层治理危机最终带来了严重的国际影响，类似的案例都表明，一旦村级治理失控，其影响力一定会辐射至更高层面，也由此带来更高级别的危机。

这样的案例还不少。在辽宁丹东，大鹿岛村书记王成远被指27年来敛财数亿元，与官员勾结霸占渔民19万亩“口粮海”，渔民为此进京维权12次，换来的却是28人被拘留或劳教。直到2012年8月23日，中纪委督办该案，王成远才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中国多地近年来还涌现出一些所谓的“特色村”，如“乞丐村”、“小偷村”、“假和尚村”，都暴露出村级治理的失效，村“两委”无法发挥正常功能，村干部甚至以身试法，博社村的案例只不过相比之下表现得更为极端而已。

不过，与博社村这样的犯罪特色村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基层村官的问题主要还是围绕土地以及附加其上的利益展开的。

农村基层选举，一旦夹杂贿选、宗族势力、上级组织的干预甚至黑恶势力的影响，就很难保证选举代表真正的民意，从而为村官“带病上位”提供了可能，由于缺乏制约，即便是一个原本正直的村官，上位后也很可能被拉下水。

在一些集体经济利益较大的村，两委选举“非正常力量”的角逐更为激烈。《新民周刊》曾多次报道过浙江义乌、温州等多个地区的村官贿选事件，贿金动辄百万元计，甚至动用了地方“黑恶势力”，引发刑事案件。

义乌大塘下村的部分村民几年来不断上访反映该村村官通过贿选上台后侵吞集体资产的问题，但村民的举报却始终得不到正视。

相反，举报者、村民朱跃贤却在一年时间内连续三次遭到殴打报复，差点丢了性命，“打人者都是村干部和村里的联防队员。我实名举报，他们实名殴打。”

朱跃贤曾不止一次对《新民周刊》哭诉他的不解：“难道村官的势力就这么大？！”

深圳“城中村村官”现象

为制约村官的权力，防止基层腐败，一些地区近年来尝试股份制形式的法人治理模式，效果如何？

深圳宝安区大浪街道下横朗股份公司，集村支书、村股份公司董事长于一身的张家成，多年来一直被多位村民坚持不懈地举报。

村名们举报其经常当众叫嚣“我砍你，不砍你，我不是人”。原龙华派出所副所长钟燕华就一度被张指着鼻子威胁要砍死全家。因其近乎变态的经常无故殴打村民，被称之为“咆哮村长”。有村民指证，张家成不仅平日横行霸道，还涉嫌严重的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包括殴打村民、私设赌场、聚众吸毒等。

张家成被指控自2004年以来常往澳门葡京三楼黄金厅聚赌。据张家成的随从陈小明回忆：“一次1400多万，一次1600多万……总金额至少过亿……2007年我随他去澳门赌钱，他输红眼后，是直接打电话给村会计，‘马上打300万到我账户上’。”

一些村民还证实：2003年至2008年，张家成每周至少两次带村民于夜总会吸食K粉、冰毒和摇头丸等，每次花费少则2万，多则5万元。这些消费开支，均由村股份公司报销。

“他的口头禅是‘打你是为你好’！我们也曾这样想，你贪一点也就算了，只要你不打人，把我们当人看就行。”前副村长张国辉说。

这些其实还都不是村官与村民的主要矛盾。激起村民不满的，是村民的命根子——土地“飞了”。

据张国辉指控：张家成自2001年5月担任大浪街道下横朗股份公司董事长以来，通过倒卖集体土地、挪用集体资金等手段，非法敛财过亿元。黄清和曾是张家成的贴身马仔，他反水指证：编号为198和199号的两块地皮是张家成卖掉的。“他后来找到一个姓邹的和一个姓梁的，将这两块地以96万元卖了，这笔钱没有进到村股份公司的账户，飞了！”

而在深圳清水河实业股份合作公司，梁荣辉等人举报村实业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梁伟新勾结境外“影子公司”，隐秘转移集体资产。举报称，2005年5月，深圳修建玉坪大道，清水河村的部分土地被征用，深圳市国土委划拨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以北的5万平方米备用地作为补偿。随后，梁伟新找人合作，欲开发一个24万平方米的社区，合作方式是“二八分成”，即村占两成，开发商占八成。结果，时价为6.3亿多元的这块地，评估时地面项目只须4个亿便可完成，开发商等于白用地。由于村民抗争，深圳市国土部门出具《不予批准申请决定书》，明确该地块只能由村自行开发，不能转让。

随后，梁伟新被检察机关以受贿罪逮捕，一个月后，被取保候审。2011年6月，梁伟新私自交纳土地出让金3000多万，把土地纳入到开发流转程序。村民罗玉煌质问出让金来源，却招来一顿毒打。

2012年5月23日，居民在楼上挂条幅，直指梁伟新是罪犯，不应再当董事长，并发生暴力冲突。

深圳宝安区沙井万丰村，2012年3月18日，村民效法“乌坎”，在祠堂和村口宾馆拉起横幅，矛头直指“农村股份合作制”创建人、被誉为特区改革开放的旗手标兵——潘强恩。5月9日，在地方政府主持下，该村1370人才投票罢免了原村委班子。

拿什么对付“土皇帝”

被清剿后的博社村正面临重建的问题，目前，博社村抓紧民生工程建设、发展村里的经济，改变经济基础薄弱催生犯罪经济的怪圈。当地政府重新组建了该村“两委”，据新任博社村村支书蔡水宝介绍，近期将召开民主生活会，从149名村党员中认真甄别，筛选出年轻有为不沾毒的党员组建新的党支部。另一方面，当地也试图发挥宗族势力的正面作用，蔡氏族人的四个房头主事长辈被召集起来开会，约定分头告诫各自的族人，不得再碰毒品。

博社村能否就此走上正道，有待后观。但深圳等地的一系列案例表明，治理村官问题，除要突破宗族势力与黑恶势力，还要从顶层设计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并完善举报与查处机制。

“我们上访，他们要我们走法律程序；我们走法律程序，他们又要我们上访。”深圳清水河村村民梁荣辉抱怨。还有村民说：“调查组曾要求我们提供证据，我们都提供了，后来不但没结果，连我们提供的证据也没有了。等我们再向有关部门反映，又说证据不足。”

张国辉说：“为维护集体利益，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部门，最后政府就四个字打发我们，证据不足。但那些摆在地上的总是事实吧！”

如乌坎前期一样，这些村民的诉求被有关方面“以法律的名义”引进了“协商、谈判、打官司”的死胡同。

2014年1月初，备受社会关注的深圳龙岗“20亿村官”周伟思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深圳市检察院披露消息称，该院以周伟思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据了解，周伟思共被控收受好处费5600万元。

“20亿村官”周伟思的被查处，说明只要重视，法律完全可以有效作用于问题村官。然而对于未引起舆论和政府重视的举报来说，村民不管走哪条“正确的路”，恐怕都会面临不通的尴尬。

加剧底层民众失望与不满的是，被举报者安然无恙，举报者却可能还会面临巨大的风险。2012年11月27日，举报“20亿村官”的南联社区居民周祖杰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经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执行逮捕。12月11日，举报“咆哮村长”的大浪村民张国辉，被以故意伤害罪刑拘。这些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中国社科院于建嵘教授以大量的实证，对农村地区“黑恶势力”侵入基层政权，导致基层政权退化，进而出现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就提出过警告。上述诸多案例也表明，在包括宗族势力、黑恶势力、腐败网等非正常因素的左右下，选举在一些地区成了公权私有化的程序游戏，为问题村官创造了条件。

在河南，登封市大冶镇垌头村村支记、村委会主任董军政，党员身份涉嫌造假，行径恶劣，却依然在2011年度的换届选举中成功连任。该村党员梁学超认为：“一方面，他从经济上绑架了大家，拆你的房、圈你的地，不跟他走就拿不到补偿；另一方面，他在政治上又有家族势力和‘保底选票’，选举时照样占据优势。”

“制毒第一村”案件中，被查处的村官以及被双规的官员，还生动说明了党纪国法在利益集团与宗族势力、黑恶势力面前的局限性，触角无法及时到达每个角落。

“问题村官”政治渗透越深，危害就越大。必须从博社村等案例上反思那些“问题村官”是一步步如何做大的。

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也是围绕土地展开的一系列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处理不善就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顶层设计，堵住“问题村官”上位的通道，谨防村官充当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打手甚至是主谋。

检举犯罪是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一旦村民诉求无空间，其结果必然是综合其他不稳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

可喜的是，在一个个大老虎被关进笼子的同时，类似蔡东家、王晓雷这样的一个个“土皇帝”也正接二连三被揪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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