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力以赴搞工业建设。原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兆森那时刚从上海交大毕业不久,作为技术人才,先后参与了鞍钢、本钢等大型企业的创建,要经常去矿山调查研究。
7月28日,他向广州《南方周末》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回忆说,那时风气很正,他和同事到各地调研都是坐火车,下车后自己坐公交车,到达目的地后住招待所,其实也就是宿舍,吃也是自己掏钱在招待所就餐,回单位报销,到各地基本都没有请客现象。
但到了196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他是1963年调入冶金部研究院工作的,大约就是在此前后,他发现有的地方有“接待”,开始派汽车到车站接送,有的招待所吃饭也不收他们的钱了,“怎么给都不要”。
但这时的接待还仅限于招待所。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有所好转,接待就不仅仅是在招待所了。
1986年,胡兆森从国家科委调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他们出差到外地,有的地方开始到招待所外面请客了。外地到北京找他们办事的,他们有时也会请对方吃顿饭。找他们办事的省级科技部门倒不多,一般都是地市级的科技部门,请吃饭也都是在外面的饭店,“当时也没有什么标准,基本看人数多少点菜。”胡兆森说,但接待外宾一般都是按照四菜一汤的要求执行。
公务接待增加的同时,公务出国也开始增加。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出国很少,各部门组团出国就更少,更多是以国家名义组团出访。改革开放前,胡兆森就出国一次。那是1955年,国家组织了一千多人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杜导正在改革开放之前,只出过两次国,一次去朝鲜,一次是去日本。“那都是不得不去的任务,去朝鲜没有人愿意去就派我去了。”
改革开放以后,出国频次高了。1982年,杜导正调任光明日报社总编辑,升任副部级干部。当时不像现在对干部出国管理有一套程序,一般自己觉得有必要去哪个国家考察就直接办手续了,并不需要主管部门审批。
胡兆森出国次数也明显多了。有些对外交往不方便以政府名义,就以他们团体的名义。胡当时每年会出国两三次,但组团人数很少,一般就两三个人,有时是他和翻译,有时带助手。
一些没有必要的出国考察也出现了。典型的是去第一个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中共中央各部委派人去,各地也派人去。1986年,一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带了一个18个人的考察团前往。这位原副主任告诉记者,当时匈牙利的人跟他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
来源:欧洲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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