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长女红色公主”竟是村姑 - 法国侨网

　　1930年初春的闽西山区，两匹快马穿行在龙岩山城的薄薄雾霭中，将一位红军少妇送进虎岭山麓的爱华医院。在这儿，年方二十的贺子珍生下了长女，取名“毛金花”。孩子尚未满月，贺子珍便经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介绍，含泪将她亲手送给了龙岩城里的补鞋匠翁清河。

　　1932年春，毛泽东率红军东路军东征漳州。途经龙岩，毛泽东虽然十分想念女儿，但军政事务缠身，无暇顾及；而此时，贺子珍未随军行动，知情人邓子恢又远在异地，毛泽东便吩咐胞弟毛泽民代为看望。毛泽民在龙岩城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陪同下，找到了补鞋匠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胞妹贺怡还死在前往江西的寻亲路上。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

　　邓子恢表示：“请主席放心，我回龙岩后一定调查清楚，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子恢携夫人陈兰回到龙岩的第二天，就找来翁清河详加调查。这位补鞋匠一口咬定女孩已死。邓子恢怏怏回京，毛泽东听后，十分沉痛，连声说：“可惜啊，真是可惜！”在一次会后，毛泽东递给邓子恢一个装有300元钱的信封，要他代寄给翁清河。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瞒着老婆林大姑把毛金花送给了商会隔壁石壁头翁姑抚养。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魏金水严肃地问：“你昨天还说杨月花就是，怎么现在又说不在了？”翁清河狡辩说：“昨天我和杨月花一起来开会，当时她在面前，我不得不承认几句。”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翁清河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

　　翁清河的女儿翁椿木、女婿苏仁鸿说：一怕解放不久，天下是红是白还不知道，就是怕“变天”，以后国民党反攻回来，知道这事定生命难保；二怕照实说孩子没死，政府来要人，却又交不出人来，还背上个不仁不义扔弃主席女儿的罪名，所以他就干脆说是“死了”，这样就无处可问了。这次政府来调查，他还对我们说：“过去我说已死了，现在却说真情，怕就怕说我们欺骗政府，也同样交不出人来，干脆说‘死了’省事。”

　　苏仁鸿还说：“还有一点，他就是想捞上一些好处。”他举例说：1964年，翁清河在酒席上确认杨月花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后，背地里到杨月花家找她要钱，说我已把这事向政府讲清楚了，你有工作，有钱，今后又要去北京，日子好过，给点钱我喝酒。当时，杨月花已有6个小孩，还有个养母邱兰仔，一家9口人，生活还要靠远在上海的小姑帮助，哪来的钱给他。翁清河拿不到钱，心里就愤愤：“我要推翻结论，以后专案组来，我就说毛金花死了！”

　　第二天，翁清河改口说女孩子死掉了。魏金水很生气，要苏仁鸿出面做工作，而翁清河却对女婿说：“杨月花忘恩负义，我有什么好处，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苏仁鸿当时还劝他：“人家都认了，你还不成人之美？”翁这般回答：“我不承认她，谁也没办法。”由于翁清河的不合作，杨月花的身份最终没能确认下来。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远在北京的邓子恢一次在家中接见来京串联的龙岩造反派头头时，明确说：“杨月花的出生年月对头，且血型与毛主席完全符合，你回去告诉杨月花，她就是毛金花，可直接去上海找她妈妈贺子珍。”邓子恢此时已靠边站，这位造反派头头回到龙岩传达后，很快就被错划为“坏分子”押送审查。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原在福建省交通厅任职的老红军罗万昌被造反派夺权，遣送回家乡龙岩。他的住所恰好与杨月花邻近，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传进了他的耳中。他将此情报告老上级、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贺敏学于是委托罗万昌，与另一位龙岩籍老红军张华南对此事作周密的调查落实。此时补鞋匠翁清河已然作古。1973年初，罗万昌将调查材料整理后送呈老首长。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毛泽东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并指示贺迅速用飞机把女孩送往北京见面。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对女孩的身世持一种怀疑态度，表示还是民间来民间去为好，由贺敏学照顾就可以了。事实上，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1973年8月，身体欠佳的周恩来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周剑霞先到上海，看望病中的贺子珍，悄声问姨妈当年那个留在龙岩的女孩有哪些特征。贺子珍回忆道：她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周剑霞千里迢迢来到福州后，贺敏学委托她去龙岩找罗万昌，请他安排与杨月花见面。

　　见到杨月花后，如何验证“胎记”成了难题。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心生一计，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罗万昌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周剑霞走后不久，龙岩县革委会宣传组杜组长经贺敏学同意，带杨月花赴沪认亲。岂料在上海苦等了近1个月，根本无法与贺子珍见面，而原定来沪的周剑霞也无处寻找。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从福州赶到了上海，转告贺敏学意见：离沪返闽，免生祸端，速到福州找他。

　　万家灯火时分，杨月花叩开了贺敏学家的大门。贺敏学忍不住老泪纵横，语声哽咽：“月花，找你多辛苦哦！为了找你，我从大西北调到福建，我想总有一天会找到你的。”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双方交往频繁。

　　贺敏学认下杨月花后，贺子珍一直想着见她。1974年，得知杨月花来沪赴京寻亲的消息后，贺子珍一时激动万分。虽然她身体不好，而且贺敏学在福建的处境也不妙，但思念女儿的迫切心情，使她还是来到了福州。她向老熟人、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提出要见杨月花。韩先楚作不了主，只好致电请示中央。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龙飞虎向贺敏学传达了中办的决定：不要让贺子珍见杨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