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定位——生态文明的示范城市(第一件事)
据报道,山西最富的是晋城市、大同市、太原市。其中,台湾著名企业家郭台铭,祖籍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南岭乡葛万村人。
生态文明要抓住两个问题——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并且用北欧生态城或工业园的概念进行包装。山西晋阳、河北邯郸、山东潍坊、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要推广北欧生态城的概念,山西晋阳要第一个吃螃蟹。晋城能够成为中国的哥本哈根吗?
重庆人骨子里面缺少开放基因,山西人不缺少开放基因。官商勾结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或者改革开放后才有的,而是晋商的历史传统。从乔家大院到台湾鸿海,山西人不缺少创新基因,薄重庆也是山西人。山西需要反思晋商文化的劣根性,更需要播下创新种子。王儒林要激活山西人的创新基因。
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是为了创造城际轨道交通和市内低速电动车的市场需求。暂未发表的《城镇化的两大陷阱》指出,县城人口规模超过50万可以让城际轨道交通有利可图,小于100万会让低速电动车主导市内交通成为可能。山西要坚决遏制大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为交通工具电力化创造最大的市场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核心是交通工具的去油化。重化工业产能过剩造成电力过剩,电力过剩造成煤炭过剩。交通工具电力化的直接目标是解决电力过剩和煤炭过剩。煤化工的盈利基础是煤炭价格相对石油廉价。如果燃油发电成本等于燃煤发电成本,煤化工是否有利可图?企业首先关心的不是价格,而是利润。煤化工产业形成规模不会拉低石油价格,而会大幅度拉低煤炭相对于石油的价格。山西最有比较优势的商品是煤炭。煤化工从根本上说是在贱卖山西最有价值的商品。交通工具电力化的商业逻辑是用电力需求替代石油需求,用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挑战石油美元。所以,中国能源消费革命的目标是为了提高山西最有价值商品相对于石油的价格,并且实现环保目标。煤化工会绑架国家整体利益,损害中国利用煤炭定价权争夺石油定价权的能力。
地方政府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工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可以相互置换,禁止任何改变耕地和林地用途的做法。抑制农村人口向乡镇转移,鼓励农村和乡镇人口向市区和县城转移,农村宅基地只能恢复为耕地或林地,乡镇可以改造为工业园。市区和县城新建住宅不低于10层,人口密度向北上广的城区看齐。领导者最重要的品质是远见卓识,要敢于承担风险。这些问题需要有胆识的人去实践,知识少点没关系。薄经营大连一点都不比新加坡逊色。山西不适合学重庆的大,要学大连的美。
全国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的眼中不要只有一个新加坡。新加坡生存模式是成为其他国家进入中国和周边市场的跳板,北欧五国生存模式是成为欧盟的创新中心。山西不具备成为跳板的条件,要成为创新中心。丹麦没有轿车依然成为经济强国,北欧五国没有市场规模优势依然成为欧盟的创新中心,为什么?山西出人才,薄重庆和郭台铭就是当代的人杰,相信山西人能够回答好为什么。中国向丹麦学习净化空气
忻州定位——解决未富先老问题的示范城市(第二件事)
据报道,山西最穷的是吕梁市、忻州市、临汾市。其中,开国元勋薄一波是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蒋村人。
解决未富先老要抓好两件事——省会的三级医院要搬到忻州,山西省委省政府和太原市委市政府的退休党员和干部要带头去忻州养老。山西要形成来省会打工,去忻州养老和看病的传统,忻州要成为银发经济特区和医疗经济特区。
旧文指出,熙奇组合有三大政绩具有全局意义,公租房是其中之一。共同富裕不等于平均富裕,坏人故意妖魔化薄重庆,误导中国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上走邪路。重庆公租房让群众意识到,如果党和政府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在中国人均收入向墨西哥看齐时,中国对美国出口仍然可以具有成本优势,中国在人口负增长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发表的《我心目中的十八大》指出,缩小三大差距不等于抹平三大差距,我们要充分利用价格偏离价值的市场规律解决未富先老问题。山西要把重庆公租房升级为养老房。以房养老不是金融机构主导,要由政府主导,不是针对少数富人,而是针对普通大众。以房养老的基本模式是,政府参考忻州每年的人均收入水平收取一次性的养老房押金,免租金向老龄人口提供养老房,养老房只租不卖,押金可原数退还。政府收取押金的目的是解决养老房的建设成本,并且让交不起押金的老龄人口也有可能住上养老房。太原居民可以搬到忻州养老,把太原的房子出租。太原和忻州的居民人均货币收入存在差距可以让太原居民去忻州养老有利可图。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养老金支出的变化不同步让未来的政府债务风险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养老房的目的是要解决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问题,约束靠土地财政寅吃卯粮的地方政府。政府垄断土地资源是操作养老房的前提,政府有能力提供选择让老百姓更多靠自己养老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吕梁——精神文明的示范城市
据报道,山西最穷的是吕梁市、忻州市、临汾市。其中,吕梁是腐败的重灾区。
吕梁要抓好文化旅游和植树造林两项事业,并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党风廉政建设有没有效果要落实到民风有没有变化。两项事业都不属于暴利产业,即使出现腐败,影响也不大。薄重庆说过,种树永远不会犯错 持之以恒“唱红打黑”。吕梁要成为山西绿化的排头兵,山西要成为华北绿化的排头兵。至于种果树还是种草药,种什么草、什么树是因地制宜的问题。
山西干部不要顾虑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不要担心犯政治错误畏首畏尾,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质疑薄为什么在大连不唱红,跑到重庆唱红?所以抹黑薄唱红是政治投机。大连的红色资源太少,似乎只有关向应的名气大一点。重庆不是只有江姐,薄已经告诉天下人,小平同志就是从朝天门走向世界的。重庆不唱红,难道歌颂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只打黑不唱红会形成意识形态真空,目前的反腐败就面临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两手抓、两手硬?外儒内法的治国传统是千百年沉淀下来的经验,政治生态出了大问题或者说意识形态形成真空,依法治国或者说制度建设就会成为放空炮。
不能切割红色中国的前后30年,也不能切割社会主义中国和五千年中华文明。吕梁是清代“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和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乡,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革命老区成腐败灾区,是谁忘本弃义?所以,吕梁要学重庆唱红,区别是不能忘掉于成龙。
莫言讲过,不能把腐败问题完全归因于体制。莫言说,我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山西的黑金政治与带血的煤 何清涟》这样观察“官风不正,民风必歪”。2001年榆次村民胡文海持枪连杀14名村官及相关人员,起因是历任村干部瓜分村办煤矿上交的400余万元,胡文海多次申诉未果,还被村民们嘲笑。胡痛恨正义得不到伸张和村民的麻木,因而杀人。山西政治生态之恶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吏治远非外地空降的省委书记一人能够力挽狂澜。整治山西吏治,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都是必要之举。这是一个长期以来由腐败得丧失羞耻感的官员治理的“上帝弃地”,更可怕的问题在于,山西只是中国资源大省的一个缩影。中国究竟还有多少个“山西”? “10·26血案”发生后,崔副书记及区公安局经侦大队长都受到了纪律处分。“这14个人死得确实冤,可以说他们都是死在贪官手里了……胡文海告状,如果你们查了,这些人有犯罪事实,就审;没有犯罪事实,就治胡文海的诬陷罪—你把他关进监狱里,他还怎么行凶杀人呀?”胡家兄妹多次对记者感慨。
所以,山西整顿吏治能够首先做到吕梁出淤泥而不染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