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至10月24日，财经评论员叶檀在网上分次发表了《我眼中最无前途的十个中国城市》，以人口流失、城市国企主导行业、人均财富占有量和教育水平等为衡量指标，将长春、哈尔滨、大连、大同和温州等10个城市列入。该组文章被大量转发，引起了强烈争议。
10月27日，温州本土经济学者马津龙、谢浩在“掌上温州”客户端上撰文，反驳叶檀将温州列入最无前途城市。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查询发现，马津龙和谢浩都曾担任温州市委政研室主任、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是温州市政府的经济智囊，也是近40年来，温州从改革开放之初草莽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标杆城市，以及当地经济历经起伏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温州曾多次遭遇极端化褒贬
叶檀在《我眼中最无前途的10个中国城市》中，谈到为什么将温州选入：“温州人有前景，不等于温州有前景。温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温州城市缺乏规划，基建不太好，以前这一景象受人称道，小政府才能发展起大市场。当城市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起码说明此处缺乏规划发展的自组织能。现在，温州资金无论炒房还是炒股，以凶猛的赚快钱为主，这说明温州人存在恐惧心理，以规避未来的不可测的风险。这样的恐慌对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叶檀还谈到温州人圈子相对封闭，以前作为信用圈互相支撑的基础受到称道，“现在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大型经济周期转变，老乡的信用担保体系会从如履平地变成火烧连营，一场大火就能烧掉担保体系。温州金融创新曾经那么受重视，但到现在为止，温州的金融创新并没有取得重要成果。温州人有钱，地球人都知道。但从本外币存款来看，2015年温州人均10.51万元，远不如绍兴和宁波，跟唐山这些城市差不了多远，宁波人均本外币存款20.67万元，绍兴13.99万元，金华12.63万元。再看教育，温州虽然有8所高校，只有宁波的一半，嘉兴也有10所。又一个问题是，温州的资金为什么不能在三十年里积聚起足够的教育资源。”
澎湃新闻注意到，其实，温州人的财富外溢，30多年来一直循着趋利的路径。以2003年为例，当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显示，温州总人口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在全国各地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这种特有的人口分布，在催生温州人全国投资的同时，无疑会摊薄本地的货币存量，但这也似难证明温州人财富的“落后”。
“对温州人极端化的褒贬评价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温州和温州人从未被质疑与唱衰所击倒。回顾28年来温州人艰难的财富之路，随着市场改革大环境的起落，舆论对温州人的褒贬也随之起落。此一时致富典型捧上天，彼一时污名化痛踩到底，但温州从来如荒原上的杂草倔强生长。”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胡宏伟告诉澎湃新闻，1978年~1985年温州改革伊始，关于“看资本主义到温州去”的言论不绝于耳，温州人被讥笑成细菌，温州则被污为传播瘟疫的“瘟州”。1998年后，中国开始住房制度改革，温州人又以先行者的角色投资房地产领域，于是温州人似乎成了过街之鼠，谈到“炒”必提温州，炒房、炒媒、炒大蒜、炒红酒，温州就此被污名化。2011年起，随着所谓老板“跑路”事件升温，温州人再次被深挖了出来。甚至有学者称：救温州就是救赌徒，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以赌为主的温州有巨大道德风险。
胡宏伟被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南存辉称作“‘温州模式’最深刻的研究者”，其长期观察温州，并出版《温州悬念》、《中国模范生》等与温州有关的著作。
近年GDP增速高于全国和全省
对于叶檀将温州列入“最无前途城市”，马津龙撰文称，叶檀所说“温州有特色，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耐人寻味。温州发展最大的特色，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当地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当时的现实条件，率先进行制度创新从而神奇般崛起。温州制度性先发优势的弱化，既与中国改革一定期间的徘徊和难以深化有关，也与深化阶段的改革方式，需要从局部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有关。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曾经的领跑城市，温州理应继续在深化改革上有所创新、有所建树。但任何城市的发展，终将由当地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所决定，这里既包括该城市的比较优势，也包括发展局限。过高地期望温州始终保持特定条件下的超前创新和超常发展，也是不切实际的。温州的发展与改革高度相关。曾经的发展得益于改革的率先创新，后来的停滞也与改革的滞后有关。只要改革的前景乐观，温州没理由悲观。
谢浩也发文表示，叶檀自己后来说这样写是为了这些城市更好地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所有这些城市里的人，都应该感谢作者。只是，文章落笔缺乏理性分析和建设性意见，而是径直立论。如果没有充足的数据和事实并进行理性分析，或者就某些城市遭遇一时的困难进行分析，就对城市前途下断语“最无前途”，那肯定是不妥当。
谢浩认为，对于其他城市，我没有发言权，而对于温州改革发展的过程，工作经历造就了我见证者、参与者、研究者合一的独特优势和发言权。对于“最无前途城市”一文中“温州此前的特色成为其发展之源，现在则桎梏了温州的发展”的观点，文章并没有准确地点到温州发展的主要特色，只是举了城市缺乏规划、温州人圈子、教育、有钱、文化等几个方面。至于她所举的这些方面是不是温州发展的桎梏，其实大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如果由此推论出“最无前途”，显然是草率的。同时，将温州与深圳、北京等移民城市做所谓的比较，这本身就立不住脚，这里也无需讨论了。文章是这样说的——“只有深圳、北京这样的移民城市才能合最优秀的人才之力，而在温州当地却很难做到，温州不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城市”。以这种推论方法推论某城市“最无前途”，那就几乎让人怀疑文章作者的本真了。
谢浩还称，“最无前途城市”一文以“人口流失、只有几个国企主导、人均财富占有量低，教育相对不发达，相应的消费数据较低”，作为其筛选的标准，这里就更加暴露出作者对温州改革发展的历史了解过少。温州向来以“走出去”闻名于世，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占有量一直以来就是大多数，以前人均财富占有量、消费数据等本来就低，如果就凭这些作为评价城市“最无前途”的标准，那么又怎么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抓住重大历史机遇，发扬“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从名不见经传的落后城市走向令全国瞩目的“有前途”，创造了具有全国性、典型性、奉献性的生机勃勃的“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市场经济发祥地的呢？
对于叶檀的文章，温州本地媒体《温州商报》在10月26日也刊发了回应文章。该文用数据回溯了温州的发展：改革开放前30年间，国家给温州的投资总额只有5.95亿元，仅占国家对浙江全省投资总额的3.24%，仅为宁波的1/4。也正是这样的条件下，温州创造了无数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全国第一；不良贷款连续第三年“双降”，自2012年以来，全市累计处置银行不良贷款近1500亿元，逾期贷款占比创近三年内新低；2012年以来，温州GDP增速从全省垫底逐年提升，到今年9月份，实现GDP同比增长8.3%，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三……
“我认为对于温州是否还有前途的判断，不能只基于眼前的阶段性表象，更不能主观臆断，而需要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去分析。叶檀文中所提及的其他城市大多曾经资源充沛、优势独享却走入了困境，而温州原本是一个资源匮乏、交通极其不便的贫困之地，却通过自身率先改革领跑绝地反击，一跃成为中国的财富之地。过去温州靠自己的倔强拼搏抢得改革的先发优势，今天各地改革风起云涌，温州受地域、资源的客观限制，改革的现对优势弱化，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人永远能够始终保持百米冲刺，这是对温州的苛求。事实上，作为中国改革的样本性城市，温州经受了更加彻底的市场经济洗礼，改革的基因早已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温州当然也会遭遇新的挑战和阶段性困局，但只要春风乍起，便又是一片灿烂。”胡宏伟向澎湃新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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