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朴正熙（左）、朴槿惠（中）、崔太敏（右）合影1976年，朴正熙（左）、朴槿惠（中）、崔太敏（右）合影韩国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继续发酵。其闺蜜崔顺实之父崔太敏，虽早于1994年即已去世，亦被众多媒体翻出，指其曾创立邪教，“控制了朴槿惠”。那么，这个崔太敏，究竟是什么人，又做过些什么呢？
陆英修遇刺后，崔太敏帮助朴槿惠在社会志愿救助方面“代替母亲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崔太敏生于1912年，卒于1994年。虽然多次卷入与朴槿惠有关的传言之中，但其公开的生平资料仍极为匮乏。据朴槿惠自述，她与崔太敏结识，是在1975年：“1975年，母亲去世之后，我收到了许多表示安慰的信。在写信的人们当中，我联系了想见一面的人，他就是其中一人。托梦是完全没有的事情。我记得他在信中说，要我坚强，履行好母亲的职责。”所谓“履行好母亲的职责”，乃是指1974年8月15日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被“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指使的旅日韩侨刺杀后，朴槿惠结束在法国的留学生涯，回国“决定代替母亲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
部分媒体以“金炯旭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佐证，是有问题的朴槿惠否认崔太敏的来信中有“母亲托梦”之说，至少比目前媒体的报道可信。国内外媒体提及此说，或不提供来源，或指称乃是“韩国国家情报院的鼻祖前身中央情报部（KCIA）部长金炯旭在回忆录中写道：‘崔太敏于1975年写慰问信给朴槿惠说，‘陆英修女士托梦给我，告诉我说槿惠愚昧无知，让我快去照料槿惠’，正因为这码事，朴正熙总统下令要我斩断这个关系。’”然而，金炯旭1973年就已经与朴正熙翻脸跑至海外避难，至1979年莫名失踪（据朴正熙秘书金荣洙的说法，乃是被绑架回韩国枪杀于总统府地下室），岂会在1975年又奉朴正熙之命去斩断朴槿惠与崔太敏的关系呢？
陆英修生前热衷针对孤儿、病患、老人的志愿救助活动；朴槿惠与崔太敏的交集，也多是此类活动。据朴槿惠9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崔太敏的）救国传教团是以为国家做事的宗旨开始的。此后，他再次组织了救国女性服务团、新爱心服务团进行无偿诊疗活动。向400万人提供了医疗服务。而且还展开了插秧等50万次的服务活动和多项奖学金事业。”
但朴正熙周边亲信大多不信任崔太敏，认为朴槿惠被其利用的危险性很大曾担任朴正熙总统秘书室室长长达9年有余（1969-1978）的金正濂，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自己对崔太敏与朴槿惠往来密切的担忧：
“陆女士去世之后，她的大女儿槿惠进行了忠孝思想宣扬运动。此时，一名崔姓牧师的组织救国传教团帮助了槿惠。有一天，槿惠要我帮忙解决支援救国传教团的某一建设公司和纤维工业公司之间的问题。我当时判断：作为女儿为了帮助父亲朴总统，开始忠孝思想宣扬运动的大女儿槿惠被救国传教团利用的危险性很大。所以立马向朴总统进行了汇报。我向总统建议，若是在总统看来，大女儿也需要资金的话，秘书室长会追加筹资，总统亲自支援女儿，与此同时不得让女儿介入金钱问题。朴总统对我的建议表示赞同。我得到朴总统的谅解之后，叮嘱所有的首席秘书官不要被救国传教团利用。此后，朴总统没有再份咐追加筹资，并派民政首席秘书官朴升圭注意救国传教团的一举一动，可见朴总统为了不让大女儿受到牵连是费了很大的心思的。”
继金正濂担任朴正熙总统秘书室室长的金桂元，1990年接受《东亚日报》的采访时，也有相似的回忆：
“听到救国女性服务团募集过多的资金的消息之后，阁下（朴正熙）伤了不少脑筋。阁下指示金载圭队服务团进行调查之后，在接受汇报的时侯，叫来槿惠小姐，要她‘不要再做服务团活动了’。阁下把负责服务团事情的崔太敏也叫了过来，对他进行了‘审问’，并让他从服务团活动中收手，再也不要来青瓦台。然而，没过多久崔太敏又开始自由出入青瓦台了。”
金载圭的说法，与金正濂、金桂元的回忆略有不同。金载圭曾是朴正熙的亲信，担任过韩国中央情报部KCIA部长之要职（1976-1979）。1979年10月26日，失宠的金载圭以手枪将朴正熙枪杀于宴席之上。被捕后，金载圭在“抗诉理由书”中提及崔太敏的问题：
“1975年5月，我知道了担任救国女性服务团总裁的崔太敏是一个伪牧师，他号称自己是‘太子殿下’，进行诈骗、贪污等违法的勾当，还跟女人闹丑闻。但是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件事情，于是我向总统进行了汇报。当时，朴总统却反问我：‘情报部还做那种事情？’作为被告人，我对朴总统的态度感到很诧异。总统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女儿槿惠，但是槿惠对此进行了否认，于是总统说他要亲自调查此事。调查之后，便令崔太敏辞去了总裁职务。后来我才知道，槿惠成为了该组织的总裁，崔太敏依然在她的背后操纵救国女性服务团，介入权力圈等进行不当行为。可是，朴总统也没有接受被告人的‘大令爱也最好从救国女性服务团收手、也要把会计账簿明确记好’的建议。”
金载圭曾评价崔太敏“那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家伙，应当出交通事故被撞死才好”。在“抗诉补充理由书”中，他再次回顾了自己对崔太敏的调查：
“救国女性服务团的总裁是崔太敏，名誉总裁是朴槿惠，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团体做过多少非法行为，也因此遭到国民，特别是女性团体抱怨的事实。尽管如此，就因为大令爱参与其中的这一理由，谁都没有把它当回事，甚至是民政首席朴升圭秘书官也没能把此事提出来，只对担任中央情报部长的本人进行了诉苦。本人让时任安全局长的白光铉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后来又把调查结果向总统进行了汇报，但是朴总统因汇报内容与跟朴槿惠的主张不同的缘故。不相信调查结果，随后朴总统亲自对此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朴总统知道了崔太敏的非法行为。可是总统不但没有让槿惠从中收手，反而让她担任了该组织的总裁，并且让崔太敏担任了名誉总裁。中央情报部调查的报告书至今应该还保管在安全局(6局)。”
按照金正濂、金桂元的回忆，总统秘书室很早就注意到了朴槿惠与崔太敏之间的关系，并提醒朴正熙引起关注。朴正熙也曾进行干预，且让金载圭进行调查。而据金载圭的回忆，调查是他主动去做的，且朴正熙对他调查崔太敏并不高兴，也“没有让槿惠从中收手”。考虑到金载圭为求免死，曾在抗诉中努力解释自己刺杀朴正熙乃是为了民主大义，其言辞间强化朴正熙对崔太敏的“袒护”，似也在情理之中。惟上述材料，均承认此番风波并未阻断朴槿惠与崔太敏的关系。
至于为何没能阻断，朴正熙遇刺后保安司情报处工作人员的回忆可供参考：“当时，因朴槿惠与崔太敏牧师的关系，朴总统很担心，为了拆散两人，朴总统费了不少脑筋，也跟朴槿惠吵过很多次。然而，朴槿惠没有输给朴总统，最后她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了。真的是倔脾气！朴总统叫来车智澈警卫室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就是说他为什么没有管好朴槿惠。”若此说为真，则崔太敏能够继续出入青瓦台，乃是朴槿惠极力坚持的结果。另据朴槿惠日记1979年1月9日之记载：“父亲在接见‘新爱心服务团’领导小组成员的时候说：‘爱心运动已经落实到各个阶层……为老人着想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可知其与崔太敏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朴正熙遇刺前夕。
“代替母亲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时期的朴槿惠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遇刺身亡，朴槿惠也结束了“代替母亲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1980年，崔太敏受到以全斗焕为首的新军部的调查。结果认定崔太敏贪污14次，总金额为2.2亿韩元——1974～1980年，韩元对美元的汇率约为480：1，2.2亿韩元约合当时的46万美元，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字。稍后，崔太敏被送交军队，接受“三清教育”（以净化社会犯罪与恶习为口号，教育队设于江原道三清洞；入队者既有暴力犯罪分子，亦有很多民主人士；弹压后者是“三清教育”的第一目的）。
崔太敏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已是1990年。肇因是妹妹朴槿令与朴槿惠展开了对“育英财团”的控制权的争夺，身为财团顾问的崔太敏的“不正之风”和“专权”问题，成了攻击朴槿惠的有力武器。朴槿惠被崔太敏“催眠”、崔太敏“身上流淌着白色血液”等缺乏根据的传言，都是此一时期流传出来的。朴槿惠则一再为崔太敏辩护：“说我受到某人的操纵是在侮辱我的人格”“他不是伪宗教领导者，而是大韩耶稣教长老会的正式牧师”……
“育英财团”是陆英修生前所设,致力于为那些家境贫困的青少年提供帮助，使其重新获得教育机会。1982年，朴槿惠出任财团理事长，继承母亲的事业。崔太敏成为了朴槿惠的重要帮手，据其自述：“父亲去世后，想给予我帮助的人没有多少。因为那时是父亲遭到批判的时期，所以帮助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所谓“那时是父亲遭到批判的时期”，乃是指朴正熙因曾实施威权统治，而在80年代遭遇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否定。朴槿惠已公开的1979-1981年间的日记中，有颇多因父亲被批判而生的怨愤之词。如：1980年2月7日写道：“酒足饭饱之后，却因为一两个破碎的碗而恶言相向，如果是这种风气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要期待会有什么爱国者了。”1981年3月5日写道：“试想，一个将一穷二白的国家改变为令人瞩目的国家的功臣到头来落得个一无是处，而谩骂者却享受着那个功臣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结果，这样的国家里还有什么爱国主义可谈？”1981年10月28日写道：“如果没有维新，也许我们早已成为激进分子的阶下囚。……不顾当时国际国内环境而一味地主张民主主义，那才是把国家推入火坑的罪恶行径。”体察这种怨愤，当有助于理解崔太敏在朴槿惠心中的地位。
整个80年代，朴槿惠倾尽全力想要恢复父亲的名誉。她在日记里自述：“父亲的纪念活动开始之前，我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已故父亲正名。这个念头把我逼入几乎放弃所有梦想的境地。”（1991年1月6日）1988年，朴槿惠依靠育英财团的力量，正式启动朴正熙的正名活动；1989年，在崔太敏的帮助下，朴槿惠组织了悼念陆英修女士的“槿花服务团”和追思朴正熙和陆英修的报刊《槿花报》。该年系朴正熙去世10周年，财团终于在国立墓地成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追悼会。朴槿惠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啊，10周年纪念日！为了这一天我整整奔波了一年。如果没有我的这一努力，父亲恐怕永远成为历史的罪人，历史恐怕永远得不到澄清。想一想真有点后怕。”（1989年10月25日）体察这种激动，也有助于理解崔太敏在朴槿惠心中的地位。
1990年的“育英财团”争夺风波，以朴槿惠于该年11月份将理事长职位让给妹妹朴槿令而告终。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神秘的崔太敏，也自此彻底从公众视线中消失，至1994年去世。交出“育英财团”理事长职位后，朴槿惠在日记中一再感慨：“为了给父母申冤，上帝只给了我两年的时间”（1990年12月4日）“让这个女儿以洗清莫须有的罪名来孝敬父母，上帝只给了我两年的时间”（1990年12月9日）。体察这种感慨，也有助于理解崔太敏在朴槿惠心中的地位。
综上：
1、朴正熙身边亲信金正濂、金桂元、金载圭等，俱对崔太敏与朴槿惠的密切交往感到忧虑，担心后者被利用。这种忧虑乃是基于对崔太敏的背景调查。全斗焕控制下的新军部对崔太敏贪污的调查和指控，也不宜轻易否定。
2、没有确凿的材料显示朴槿惠与崔太敏（及其子女）的密切关系与“邪教控制”有关。
3、陆英修遇刺后，崔太敏支持朴槿惠“代替母亲履行第一夫人的职责”；朴正熙遇刺后，崔太敏又支持朴槿惠“为已故父亲正名”。这是二人密切关系形成的基石；也是当下沸沸扬扬的“闺蜜干政门”真正的起点。媒体将新闻报道的焦点放在“邪教控制”上，是很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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