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过去了，45岁的王开勇也说不清当初为什么来老挝。
今年6月，在一次爱国教育活动中，他12岁的儿子王超被学校教师选中，代表全校给口岸界碑上的“中国”二字涂上红色。
2016年11月18日，周五，李小进、王超和同学一起走回老挝磨丁的家。本文图片均来自 澎湃新闻记者 贾亚男
王超和他的小学同学们每周都在跨越这道界碑。界碑以北的云南磨憨，是他们上学的地方；界碑以南的老挝磨丁，是他们和父母租住的家。多年来，人来人往——就在两座边城的兴衰之间。
与昆曼国际大通道相连的小磨公路两旁，绿树红花，白云浮在头顶。磨丁往日赌城的热闹早已不复存在，但正在建设中的中老合作工程项目让人们相信，日子可能很快要好起来了。
跨越国境线
星期五下午四点，磨憨双拥小学的门口陆续有接孩子回家的父母出现。学校的降旗仪式后，王超和同学小进收拾好衣服书本，向中国和老挝接壤的国境线走去。
他们踩着树阴的影子，沿着小磨公路向南走，一个小时后到达磨憨口岸，取出过关卡，交到边检人员手中，大约五分钟后，就进入了老挝境内。
从2009年开始，磨憨双拥小学先后接收了一批生活在老挝磨丁的中国籍小学生——磨丁城里没有学校，父母只能把孩子送回国内上学。口岸开关闭关都有时间限制，这些跨国小学生平日寄宿在学校，每周五再返回老挝。
因为户籍不在当地，他们需要办理出入境证：中老边境通关查验程序规定，每次出入境须进行一次查验盖章，这样一本证件通常用上一个多月就盖满了边检机关的验讫章。一本边境通行证办理费用大约为150元，一年下来，这笔办证费用大约需要1800元。
为了省钱，整个五年级，小进都是穿过一道隐藏在丛林中的小路回家。那条路开凿于磨丁城博彩业兴盛时期，路的入口处立着一个木牌，上面写着：“14岁以上的过要罚钱。”
2016年11月20日，云南磨憨，在没有办理“跨境走读儿童便民卡”之前，王超和李小进都是从树林里“走小路”回家。
第一次走小路，小进脊背发凉。“大人过才危险，小孩过不危险”，他一度这样安慰自己，但事实并非如此：有一次，小进的姑姑想从四川到老挝探亲，小进带着她走小路，没料被老挝警察抓到，他和姑姑一起被扣押在老挝边检站， “我哭了，很害怕。” 在里面待了四个小时后，父亲李福开赶到边检站，交了5000元人民币，警察才把他们放出来。
和小进一样，六年级的王超也走了一年的山林小路。他印象里，那条路“是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下雨时，雨水冲刷路面，一地泥泞，露出的石头布满青苔，一抬头望见的是密密麻麻的树，沿途有一些坟堆，但没有墓碑，听大人说，里面埋葬的是曾经在磨丁赌博欠钱的人。
过去，穿行磨憨和磨丁之间的跨国小学生有30个左右。王超的两个姐姐也曾在磨憨上小学，“放学后一大群人一起走回家”，现在她们去了磨憨往北的尚勇中学和勐腊中学。
“居住在老挝、在国内上学的中国籍学生还有二十人左右。” 双拥小学校长李应海从档案袋里取出学生名单数了数，估算了一个数字。
跨国小学生人数越来越多，李应海意识到通关是个大问题。去年，他联系到磨憨边防站站长，希望能为这群小学生开通“绿色通道”。后来，磨憨边防检查站与老挝磨丁检查站协商， 决定双方同步执行在每月1日为跨国上学小学生加盖一对出入境验讫章，一个月内双方边防检查站凭校方提供的学生名单和所持出入境证件查验放行，孩子放学后，就算口岸闭关了也可以正常出入境。
在不用再走小路的日子里，李福开会守在老挝的国门口，等待接过境的儿子回家——尽管这里离家只有两公里左右的路程。
小进爬上父亲的三轮车里，风吹得紧，他把脸贴近了父亲的手臂。11月的磨丁，白天的阳光依旧热辣，车轮掀起的灰尘在刺眼的阳光底下胡乱舞动。
漂浮的“家”
这周五，王超回家的晚上，他住进了刚搬的新“家”——乳白色塑钢搭板建而成的简易流动房里，那是王开勇打工的公司提供的免费临时住所。
坐在薄薄的木板床上，王超斜睨着双眼数了数，到磨丁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一共搬家四次。
王超5岁时被父母带到磨丁：父亲一路背着他，他睡着了，醒来后，发现自己上了一辆三轮车，穿过一条河，过两个路口，进了一座村庄。
王开勇在靠近老挝人聚居的一个寨子附近搭建起一座木板房。后来那块地被中国的投资者租下来，老挝人南移，王家把房子安在了靠近山的地方，同样是自己搭建的木房子：下雨时，木房子会漏水，滴滴答答的水往屋子里钻。
房地产项目开发步步逼近，住了两年左右，王开勇只能继续搬。第三次搬到了当地发电站的后面，但没多久，故事重演，他只得带着一家人住进了公司临时搭建的活动房里。房间隔音效果差，隔壁老挝工人聊天说笑声，电视的声音，音乐的声音，全都听的真切。
王超的家像漂浮着，他不确定下一站会在哪里——取决于地产开发的速度。
在老挝生活了六年，王超没去过磨丁以外的地方。一个人的时候，他会突然想去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他最喜欢磨丁的春节——那天的大街上，中国人和老挝人陈列出各种年货，加上免费欣赏的歌舞表演，是他最深刻的记忆。
不过现在，周末的生活，从卖菜开始。
早上七点，王超被父亲从床上叫醒，他揉了揉眼睛，套上一件草绿色短袖和白色外套，洗了把脸，趿拉着人字拖，朝街上的集市走去。
冬天的早上，磨丁的风阴冷，周围的山上雾气缭绕，他讨厌早起，“四肢快冻僵了” 。在把几十斤蔬菜用三轮车拉到集市后，王开勇夫妻赶回公司上班，把菜摊交给了王超。
集市上，只有七八家摊贩，多数是中国人。磨丁是个熟人社会，每天，买菜和卖菜的都差不多是同样的人。
王超眼前石砌的铺子上，整齐分类摆放着豌豆尖、青菜、薄荷等蔬菜，堆成一座小山，漫过了他的头顶。
他早已习惯了卖菜的日子，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一个人发呆，或东倒西歪蜷在椅子上，掏出一枚硬币掷向空中，然后又用手接住。再觉得无聊，他就跑到街上游荡一会儿，转瞬又钻进农贸市场对面的“情谊宾馆”，站在门口看人打麻将。
临近中午的时候，有菜贩开始收拾没有卖掉的各种蔬菜。两个老挝菜贩将剩下的芭蕉、竹笋、野菜揽进袋子里，相继离开集市。
和王超一样，种菜卖菜也是小进周末生活的一部分。他会和父母一起去菜地，往一排排小洞里填上各种蔬菜种子；闲暇时间，他经常爬到附近的山上去找吃的，挖竹笋，摘野果，偶尔会碰到野猪和大象。
他喜欢山林里的自由。
昔日赌城
2016年11月20日，老挝磨丁，小进一家的居住环境。到了磨丁以后，小进已经搬了5次家。
小进回家经过的那条宽阔的福星路两边，一边是中国人开的餐饮店和商品超市，另一边是正在修建的磨丁经济特区商场楼房，外围成排的是有中文标记的招商广告牌。
磨丁是中国通往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陆路口岸及通向东南亚最便捷的陆路通道，在中国连接东南亚各国首都的铁路网中，磨丁也是驶出中国的第一站。2003年开发的磨丁经济特区有“中国黄金城”之称，这里随处可见中国元素。
2006年，中国福建的商人在磨丁开设赌场，“磨丁一天的人流量在一万五到一万八左右。”磨丁特区招商局负责人朴善东回忆。
在老挝，开设赌场是合法的。那是磨丁城的鼎盛时期，免签证入境政策和博彩业两重吸引，每个月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越过云南的边境线而来，中国商家和工人也纷纷越过边境涌向这里，磨丁似乎变成了一座中国边城。
2016年11月19日，老挝磨丁，赌场关闭后磨丁人口大量减少，曾经灯火辉煌的酒店如今大量房间空置。
2009年底，有媒体报道称，磨丁赌场扣押了数百名中国人。赌场的人涉嫌组织赌博、组织偷越国境、非法拘禁、殴打逼债等多项罪名，在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勐腊县公安局和老挝警方多次会晤和协调下，这些人质相继获救。
此后，磨丁的大多数商店和餐馆业主都关店回国。最初的12座赌场关闭，剩下的改装成了珠宝城或酒店。
繁华成为泡影。夜晚的磨丁，数十栋楼房耸立显得孤寂，灯火寥寥。赌场关闭后的两年，磨丁城里的大多数人像蒸发的水汽，消散无踪。留下来的，“只剩在这里工作的人。”朴善东说， 如今，磨丁特区里常住人口一千人左右，“其中90%是中国人。”
2011年，中国企业海诚集团接手磨丁开发。中国投资者进来后，把赌场推掉，重建旅游项目，希望以此拉动人流量。“老挝政府给我们一些特权，这里的经济项目审批权，营业执照的审批权，土地自主建设，招商自主，税收等全部下放，明年磨丁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朴善东笃定地说。
4年前，他接受公司安排前往磨丁工作，并坚信磨丁就要再度转运。“赌场搬走的这4年，人口回升很多了。”
“经济特区自主开发面积34.3平方公里，规划建设有磨丁国际商业中心、国际保税物流加工园区、老挝磨丁国家公园、磨丁国际旅游度假区、磨丁国际公园、寮国古城六大板块”，在老挝磨丁经济特区的蓝色宣传册子上写着。
接下来的12月18号，是整个磨丁商业区物流区景区的总体动工仪式和大型的招商会。王超回家那个周五的夜晚，磨丁街道两边的酒吧歌厅霓虹灯闪烁，震耳的音浪回荡在空阔无人的街道上。不远的地方，一场秀已经开演。
只要听到门外传来摩托车的声音，王超就跑到门口张望，以为是父亲回来了。
直到晚上九点，王开勇才从菜地里摘菜回来，暗黄的灯光下，他皮肤黢黑，额头上的皱纹凹陷，黄色的泥土贴在衣服表面，他用手掸了一下，钻进简易的流动房里，到厕所冲洗掉脚上的泥土。
赌城的故事已经过去，而王开勇们的故事还无人知晓。记忆往还，磨丁城能否重返昔日繁盛景象？
“淘金梦”
8年前，还没到磨丁，王开勇就听说，那里是经济特区，“有赌场，人很多，有钱挣”。
2002年，云南文山人王开勇揣着攒了十几年的积蓄20万元，只身奔赴老挝南塔。那时的老挝，是待开发的处女地，就像这个热带地区成片待开发的橡胶林，许多中国商人来此寻找商机。
后来，因为占用了老挝人的地，他被“毫无理由地”关到了监狱，关了两年，罚了两万块钱。他熬过了“造孽”的日子，放弃那片橡胶地，带着身上仅剩的两百元钱黯然离开，有一个月的时间，生存仅靠白米饭和清水维持。
在某些夜晚，王开勇总会想起初到老挝打拼的日子，他会“鼻酸流泪”。
2008年，王开勇夫妻再度离开文山老家，乘车到西双版纳的勐满租下一块地，做起蔬菜种植生意。一年后，他听身边的朋友说，对岸的老挝磨丁“挣钱更多”。思考了一个晚上后，他从勐满南下，一心想着，到了磨丁一定要打拼出个样子。他想带着五个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当时的磨丁允许中国人开垦荒地，王开勇夫妻占用了五六亩土地，继续做蔬菜生意。刚搬到磨丁的头一两年，在少年王超的印象里，这里的大街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围绕博彩业兴起的娱乐场所和酒店随处可见。
四川人李福开也是奔着这片“繁华”来的。2007年，他刚到磨丁那会儿，“热闹得很”。他圈了一块地养鸭养鸡，赌场的人要吃饭，就从他这里购买，剩下的卖到磨丁街上中国人开的餐厅里。生意好的时候能卖一斤30元人民币，一天收入五六百元。
更年轻的时候，李福开从四川外出打工，在勐腊学了木匠手艺，后来在磨憨当了四五年的家具店老板。没多久，生意不好做，只能关门。“这十多年变得太快了。”他感慨万千。
老挝他几乎跑了个遍。去过万象，会塞，琅勃拉邦，也去了金三角地带打工谋生。直到听别人说磨丁生意好做，他直接奔了过来，这一待就是八九年。
赌场关掉以后，豢养的鸡鸭不好出售，李福开把家禽往老挝里面的南塔运送，再开始种菜卖。
新的中国投资者进入磨丁以后，老挝人往南挪到更远的村落，留下了一些空地，李福开的生计就依附在这些菜地上。
旅游景点的开发正如火如荼，李福开家里的几亩菜地被铲了，“毕竟是人家的地，人家有开发的权利。”事实上，这些地从来不属于他们所有。
半年前，他搬进野外一座废弃的房子里，周围杂草丛生。但地产项目的挖土机步步逼近，开挖出的红土就堆积在距离房子几十米的地方，他只能继续迁移。“公司征用我就让。”他满脸无奈，花白的头发乱糟糟地盖在眉毛上面，一只眼睛里布满血丝。
年轻的时候，李福开想活出个样子，如今年近花甲，兄弟五人中，就他“混得差”，他不甘心：“就我没挣到钱，我怎么就挣不到钱呢？”李福开反复问自己，最后他归咎为“没文化。”
在菜市场卖菜时，有老挝人走过来，李福开不时能蹦出几句老挝语。闲下来，他就叮嘱小进以后要学会老挝语，那样才能给到老挝做生意的中国人当翻译，“也能做大生意。”
李福开似乎耗尽了所有力气，却“怎么也富不起来。”老挝没有成为他和家人的乐土，淘金梦黯淡起来，有时，他不免想，自己老了：无论怎么挤，也挤不进磨丁城昔日的繁华里。
继续等待
2016年11月19日，老挝磨丁，磨丁城内的娱乐场所客人稀少。
李福开家过去种的地，如今是一片待建设的高尔夫球场。可种的地越来越少，磨丁城里的人需要蔬菜供给，于是中国人陆续回到国内的尚勇和磨憨，批发蔬菜返回磨丁做生意。
从去年开始，李福开也加入了背菜队伍。每天早上4点，未等天亮，他就起床背着竹筐，跨越国境线，回到磨憨买菜。两个小时以后，他就能返回磨丁，将新鲜的蔬菜运往集市。
11月19日的清晨，李福开兜里揣着276元人民币，从磨憨的蔬菜批发市场买好菜，再回到磨丁的农贸市场。一个上午过去，他只卖出了100多元钱。磨丁城里人还是少， “现在菜卖也卖不掉，恼火得很。”李福开内心很焦虑。
这几天，他打算把玉米和剩下的几只鸡处理以后，去找公司打工。而在前一天，海诚公司的人已经拒绝了他，“说我人老了，不要。我干起活来比那些婆娘厉害吧。”李福开想不明白。
李福开一边从三轮车上卸下卖剩的蔬菜，一边抱怨生活的种种无奈，妻子黄礼芳在一旁默默地翻动晒在太阳下的玉米。
她寡言少语，在中国的时候，她是农民，到了老挝，依然是农民。过去做蔬菜生意，“比现在好挣。”如今，世道变了，“人少了，每天买来本钱都卖不出来。”她也低声抱怨了一句。
幸运地，王开勇被海诚公司选中了。在星期五搬家的前一天，房地产公司的人到菜地里招工人种花种草，看到王开勇夫妻，认定他们能吃苦，让他们立即上岗。王开勇高兴地接受了这份工作，拔草浇花，一个月收入1200元人民币。苗圃工作每天早上八点开始，下午六点结束。
下班后，王开勇再跑去菜地里摘点薄荷香料，第二天到集市上贩卖。他的一天中，有八个小时在公司苗圃种花卉，三个小时到野地里种菜摘菜，两个小时喂猪养鸡，“为了五个孩子，我得拼命挣钱。”
王开勇的老家在距磨丁千里之外的云南文山农村。他清楚地知道，在老挝“没有我们的家”。无数个夜里，王开勇在心里默念，迟早会回中国，至于哪一天，他也不知道。
不久前，李福开听别人说，过年以后到磨丁的人会多起来，磨丁城到处都在传，“铁路修好了，人多就好做生意了。” 他指的是，连接云南昆明和老挝首都万象的一条高铁，将在磨丁开发区内设有一站。这个预计耗资68亿美元的项目，已于去年12月开工奠基。
尽管每天的生意很清淡，但在老挝生活了这么多年，李福开夫妻决定继续等待：或许，磨丁的人会多起来，他们的运气终于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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