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在安卡拉遭刺杀。这次事件随即被英国《快报》比作“刺杀费迪南大公”（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这个别有用心比喻，显然是在隐射今天的俄罗斯一如昔日压迫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一般压制着近东诸国的“自由”。但联系土耳其内政部刚刚证实的消息：凶手梅儿鲁特·莫特·奥特塔斯(Mevlüt Mert Alt nta)是一名土耳其防暴警察。似乎卡尔洛夫的遇刺更类似于历史上的“大津事件”。
1891年5月11日，日本滋贺县大津附近的街道上，两位外国来宾的到访打破了当地日常安宁平静的生活。在诸多日本警察的护卫下，当时仍是沙俄帝国王储的尼古拉二世乘坐着富有东方特色的人力车穿行而过。而就在他沉浸于眼前的异国风情之时，尼古拉突然感到右耳上方被人连续重击了两下，一阵头晕目眩之际，他也顾不得流血的伤口，慌忙跳下人力车拼命向前跑去。而在其身后高举着利刃的刺客，还想再次挥刀砍杀，却被从旁赶来的希腊王子乔治（Prince George of Greece and Denmark，1869 —1957）用刚买的日本竹杖打翻在地。此时在旁护卫的日本警察才如梦初醒般地一拥而上，将刺客制服。此即“大津事件”（大津事件又因为发生在日本风景名胜琵琶湖以南，被称为“湖南事件”。）。事后经调查确认，试图行刺尼古拉二世的是日本方面安排的随行警卫之一——隶属滋贺县警察局的津田三藏。
尼古拉二世虽然头部连中两刀，但所幸有礼帽遮挡，仅为皮肉擦伤。但身为王储在他国遇刺，无疑兹事体大。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之下，日本政府随即对这起事件展开了深入的调查。而坊间以讹传讹，演化出了多个有趣的版本，比如就有人认为当时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小说《菊子夫人》（一般认为，《菊子夫人》是皮埃尔·洛蒂根据自己东亚海域服役的真实经历撰写的爱情小说。文中的菊子是为男主在日本度假时租的临时夫人。秉承着欧洲人习惯性的浪漫精神，皮埃尔·洛蒂将这段苟合的关系描述成了一场旷世绝恋，无形中向读者灌输了日本乃至亚裔女性娇小婉约的形象。）风靡亚洲，尼古拉二世也由此产生了对亚洲女性的浓郁兴趣。而正是在日本多次出入风月场所的行径引起了津田三藏的强烈不满，最终拔刀相向。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尼古拉二世此行的目的是针对日本的武力威慑和刺探军情，因此言辞傲慢且行踪可疑，津田三藏眼见于此，最终才铤而走险。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可谓不一而足。但客观地分析后不难发现，尼古拉二世在日本的遇刺与其说是一个偶然，不如说是当时日、俄双方国家战略层面无可避免的冲撞。
出访日本，已是尼古拉二世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1890年10月，尼古拉二世乘坐沙俄海军新锐的装甲巡洋舰“波尔塔瓦”号（Russian cruiser Pamiat Azova）从圣彼得堡出发，经地中海访问希腊等国，捎上了自己的远房表弟——希腊王子乔治之后，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在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等英国殖民地港口停泊之后，“波尔塔瓦”号又遍访了当时仍处于荷兰统治之下的爪哇岛和亚洲为数不多的独立王国暹罗，以及中国的香港、上海、广东等地，最终才抵达日本的长崎。
从这里不难看出，尼古拉二世此次出访名义上是为了前往海参崴主持西伯利亚铁道开工仪式，实际上却是在勘查沙俄海军从欧洲开赴远东的航线和沿途的补给港口。毕竟此时的沙俄帝国虽然在太平洋西岸拥有了诸多军港，但苦无大型造船工业，配属到这一方向的战舰均需从欧洲调拨。而一旦在远东发生战事，沙俄海军主力更可能需要万里驰援。事实上尼古拉二世所走的这条航线恰恰是沙俄海军进入东亚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日后奔赴战场的“第二太平洋舰队”没有英国政府的绿灯，最终只能取道非洲沿岸，在师老兵疲的情况下全军覆没。
日本是尼古拉二世此行的重中之重。从1891年4月27日抵达长崎到5月19日离开，尼古拉二世计划在日本停驻近一个月的时间。如此漫长的逗留背后，这位年轻的沙俄皇储究竟有怎样的计划？后世尽管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可以想见无非基于日俄修好的目的，毕竟在西伯利亚铁路全线贯通之前，沙俄帝国远东地区尚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因此尼古拉二世有意向日本示好，谋求日俄同盟钳制满清帝国的可能。
这也就解释了尼古拉二世在日本期间频繁参与各种日本民间的风俗、祭祀活动，甚至在自己的右手上纹上东方的龙型图案。前文中所提到的《菊子夫人》的确也曾影响到尼古拉二世的此次访问，许多沙俄海军的将校抵达长崎之后，纷纷想要效仿皮埃尔·洛蒂去租用一个日本的“临时太太”，但最终被尼古拉二世以“马上就到复活节了，你们还在想这些下流的事情！”喝止了。
日本政府对尼古拉二世的到访也是极为重视，不仅派出了曾在英国留学的有栖川宮威仁亲王全程陪同，更由迎娶了沙俄太太的公卿万里小路正秀担任翻译。日本方面之所以如此高规格地接待，也无非是出于全力与满清争夺朝鲜，不愿过多树敌的目的。但就在两国高层所营造的这种“日俄亲善”氛围之下，日本国内的民族情绪却正在不断抬头。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武士阶层大多为依赖田租生活的“有产者”。而随着“四民平等”和“版籍奉还”，自藩主以下的武士阶层名义上不再拥有土地收入，但是为了安抚这些改称“士族”的特殊阶层，明治政府还是以“家禄支给”的方式维持其基本收入。根据1871年编制的“壬申户籍”，日本士族约占总人口的5%，尽管比例不是很高，但是近200万的绝对数量已经使得明治政府每年支出的士族俸禄高达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强。
为了摆脱这个沉重的财政包袱，自1872年开始，明治政府连续出台了“禄制整顿”（将三分之一的俸禄以六年期国债的形式发放）、“家禄奉还”（士族如愿归农、归商，可一次性获得相当于5年左右的俸禄作为创业资金）以及“金禄处分”（俸禄由米谷支付改为货币支付）等一系列政策。应该说当年德川幕府可以维持的收支平衡，明治政府没有理由无法做到，但明治政府此时几乎同时在进行着新式海、陆军的扩充，名为“殖产兴业”的工业化改革，铁路、电信、邮政网络的基础建设，外加上现代化的教育普及，这些每一项都耗资不菲的项目，形成了空前巨大的财政负担，而基于日本昔日农业国的身份，这些钱自然只能通过牺牲农民和士族的利益来筹集。
1876年8月5日，明治政府突然宣布发行“金禄公债”，也就是说士族往后本应拿到手的俸禄，被政府全部强制购买了五年期的国债。每年士族只能支取5%到7%不等的利息，而本金在5年之后以抽签的方式分30年支付。此时日本全国的士族仍超过30万人。理论上包括皇亲国戚和公卿贵族在内的华族也在这次“金禄公债”改革的范畴之内，这些人家大业大且大多担任公职，不在乎发到手的那几个钱。而士族平均每人却只能拿到500日元，仅相当于德川幕府时代的一百石。
当然明治政府也不想将士族赶尽杀绝，在宣布“金禄公债”改革的同时，明治政府还开展了名为“士族授业”的活动，即号召生活困难的武士移民北海道，加入当地“屯田兵”的行列。日本武士以家族为单位厮杀了上千年，为的就是关西的膏腴之地，谁愿意被赶往苦寒的虾夷呢？于是在良驯者举家迁徙的同时，各地对明治政府不满的士族开始聚集起来，并最终引发了一场名为“西南战争”的全面反弹。
试图在大津刺杀尼古拉二世的日本警员津田三藏也出身于武士阶层，其父曾是效忠幕府的藤堂家的藩医。明治维新后津田三藏加入了新组建的日本陆军，并参与了“西南战争”的平叛之役。但带着一身伤病结束远征鹿儿岛的军事行动之后，津田三藏等来的却不是加官进爵，而是被赶出现役转入地方警察的结果。巨大的心理落差令其产生了可怕的心理扭曲。
无独有偶，“西南战争”结束之后，日本陆军近卫炮兵大队也曾因为政府未能支付“特别津贴”，而炮击大藏卿（财政部长）大隈重信的宅邸，酿成了史称“竹桥兵变”的恶劣事件。津田三藏没有向自己领导挥刀的勇气，只能找尼古拉二世的晦气。事情发生之后，虽然明治天皇睦仁不顾可能被扣留的风险，赶往尼古拉二世的座舰致歉，但对于尼古拉二世的指责，他除了一句“哪个国家都有神经病”之外也实在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总之尼古拉二世的日本之行，可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尽管此后关于津田三藏是否应被处以死刑的问题在日本国内引发了长久的争论，但这个小人物的生死其实对日俄关系早已没有任何的影响。所谓尼古拉二世因“大津事件”对日本产生敌意或者恐惧的说法，事实上并不成立，但在尼古拉二世回国后不久，日俄在远东地区现实的利益冲突还是令两国演变成了面前的对立。
尽管“大津事件”与今天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的遇刺存在着诸多的迥异之处，关于凶手梅儿鲁特·莫特·奥特塔斯的行凶动机也仍有无数种可能的猜想。但无论是何种外力的引诱或者驱使，令这样一个拥有着相对稳定生活的防暴警察去作博浪一击，本身便折射出今日土耳其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整个近东地区在后工业时代所面临的尴尬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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