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华人女记者回忆：随行希拉克访华 - 法国侨网

收到爱丽舍宫通知，匆匆赶去，总统府女新闻官见到我便说：“祝贺，我多么为您高兴！”。我笑了，作为中国籍记者，这是首次，此前还没有中国人登上西方总统专机。办好各种手续，我成为1997年5月法国总统府记者团成员，随行希拉克访华4天。

法国是世界经济强国，国家元首14年来第一次对中国进行访问，希拉克总统是享誉世界的政治家，此行全球关注。启程前20小时，爱丽舍宫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希拉克的意愿。法国与中国进行全面合作，加强世界多极化，促进法中经济发展。至于双方存在的分歧，希拉克选择“对话不对抗”的立场。经过14年的观望犹豫，法国对华政策产生可喜飞跃。

遵照指示，我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接受安检后进入一个通道，独自前往停机坪。登机时，我戴上总统府颁发的随访记者证，上面有着蓝白红三色法国国旗标识，还显示着姓名。70位随访记者都是以这种方式，分别从四面八方悄悄来到专机。没有集合，没有训话，更没有起飞时间，一切有条不紊。

总统府专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升空，沐浴骄阳，飞向东方。随访人员有50位法国企业集团总裁、70位新闻记者。总裁之中有17位L’X毕业生，占三分之一，可见这所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成功教育。专机上媒体人都很兴奋，谈吐轻松幽默。这些电视台、电台和报刊资深记者很多是法国民众熟悉的，女性约占十分之一，不少人从未到过中国，怀着憧憬与期望，也有一些带着怀疑与偏见。左中右不同立场的记者都期待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东方之行中作出精彩报道。我的兴奋无言可表，14年前抵达法国一无所有，从零开始，努力上进，稳扎稳打，如今随行西方总统出访自己的祖国，精神抖擞。一路与法国记者相处愉快，我时时回答同行提出的问题。

专机服务人员都是穿便装的军人，只有一位女士，中年，胸前佩戴六枚勋章。从男军人的回答中，得知她是战争功勋者。再多的信息就问不出来了，军人们对记者的好奇怀着戒备。

法国资深记者无不充满自信，尤其随行亲民的希拉克，很随便，无冕皇帝们从登机开始就表现着鲜明个性。率先登机的几位记者看到座位上都贴着姓名，不屑一顾，立刻打破这个规矩。有记者说：“这是我们的飞机，我就是总统！”马上又有记者接上：“我就是希拉克！”他们的行动得到大家响应，谁也不愿接受约束，没有人被姓名固定，各自选择感兴趣的座位。我对带头打破规矩的记者满怀好奇，他对我可能也有点儿好奇，专机在莫斯科停机加油的时候，他跑来找我，像老朋友似地聊起来，我们的谈话吸引了周围记者。我知道他已经随行总统出访了9年，期间，换了总统，换了执政党，他的随访资格没换。借着他的老资格，我请求帮忙出个主意，为了寻找1964年法中建交时的一张老照片，那是中国第一位赴法外交官宋之光与戴高乐将军的合影。我叙述这张照片在中国文革时期被焚毁，成为宋之光大使的遗憾。

宋大使的长子宋扬之律师委托我在法国寻找。还没等我讲完，这位老资格记者往后舱走去，我正在奇怪，旁边的记者提醒“快跟着走，他有办法了”。果然，他向我引荐总统府摄影师拉法盖特，我们一起商定寻找计划。老资格记者的言行节奏实在太快，我还没来得及谢谢，甚至连他姓名还没弄清楚，他已忙别的去了。

中国记者一般不会对国家元首直截了当地发问。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内心总有等级观念的限制，这种文化逾越非常困难。我深感五千年中国文化根基之坚固，就在我接连几天面对面站在希拉克总统跟前的时候，这种体会尤其清晰。然而，我还是努力脱胎换骨，超越过去了。随访中，我和希拉克在北京、上海进行过两次简短谈话，亲聆“对话不对抗”的智慧，感受总统关于国际局势的战略与胸怀。

4天随访，罗班和我大多数时间在一起，只是从北京飞往上海的空中，他和少数几位记者被调去总统舱采访。罗班需要我帮助尽快与巴金联系上，《世界报》准备採用整版篇幅发表巴金的文章，译文已经准备好，只待巴金授权。专机一到北京，我就通过中国作协朋友办好了这件事。罗班毕业于法国政治科学院，具有相当高的分析水平，启程当天从报社回到家里已是清晨，几小时后告别妻儿，带着行装驱车赶到机场。专机上像他这样昼夜工作顾不上休息的记者还有不少，在此后连续几天几夜脑力体力并用的密集工作中，记者们平均每天仅睡一、二小时，还要忍耐长途飞行辛劳、东西方时差及水土不适，把新闻工作比作劳累紧张战斗真是一点儿也不过分。记者们工作起来具有军人般的严谨作风，且有自主精神和极强的时间观念。在北京的一次外出采访归途中，由于开道警车被隔断，记者专车一路受到阻塞，记者们纷纷准备跳车跑步赶回饭店发稿，一再逼着司机打开车门。这种时候，记者们缺乏耐心，唯一的念头是排除困难争取时间工作。

我和记者们的交谈越来越深入，他们的提问涉及面很广。从这些提问中看出他们已经不满足对中国的表面化认识，渴望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了解中华文化深层的积淀。一些记者的认识趋向成熟，知道若用西方观念解释中国，往往会弄错。他们尝试着开阔思路，面对中国和亚洲，重新调整观察角度。探讨这些问题，我有着足够的底气，老三届知青经历赋予我这方面的优势。在中国农村实践15年，我熟悉农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关注中国为缩短这个距离提出的改革，探索付诸实践所遇到的问题。诸如此类，我的见解不是空谈，具有说服力。面对法国记者们的询问与期待，我感到使命和义务，在距离地面1万5千米的高空，集中了法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他们对中国多一分理解，法中合作就多了一股积极力量。于是我以兼有东西方双重文化的资格，超乎寻常的旺盛精力，与他们一起探讨，从一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再也没有时间休息。谈到中国人的面子时，我对法国同行开玩笑建议，中国人重情面，如果给足面子，当然会记情报答，希拉克懂得中国文化特点，提出“对话不对抗”的沟通方式。

我接到随行希拉克访华的行程表就有点儿奇怪，无论如何看不出总统和记者的住宿地区别。按常规，各国元首到北京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可是整整一本行程表中没有出现“钓鱼台”拼

同行的法国记者对于行程表的准确性毫不怀疑，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希拉克不喜欢独自住在一个地方，他习惯和随行人员住在一起，常常在休息的时候和大家聊天。这个推测一到北京就得到证实，希拉克和记者们一同住进王府饭店，到上海又都住进花园饭店。饭店照常对外营业，这使中方的保卫工作十分紧张。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正在啃包子的中方保卫人员，他告诉我，整整一天忙得就吃了这一个包子。

希拉克抵达北京，稍稍休息就去看望法国驻京工商界人士和留学生们。在法国驻华使馆绿茵茵的花园里，第一夫人与四位部长陪同总统一起参加了会见，缺席的一位部长去了大连，稍后与总统汇合。希拉克站在讲台上发表了引人入胜的演讲，尽管他手中握着一小张讲话提纲，却自始至终没看上一眼。演讲在庄严的《马赛曲》中结束。希拉克走下台来，第一个迎上去的是法国道达尔公司驻华总代表杰拉尔•舒，这时候希拉克已经被团团围住，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迎上前与总统谈话。我想了解总统与人民的交流，便紧紧跟在希拉克身后。面前是总统高大的身躯，背后是一层层围上来的人群。法国安保人员离得很远，谁都知道希拉克不喜欢保安人员把人群分开。

我很快发现希拉克的特点，与演讲不同，他与人们谈话，主动握手，却不主动开始话题，把话语权交给对方，自己认真倾听，然后表示意见，最后是鼓励或赞扬。与他交谈过的人们都会增强信心。天气很热，超过摄氏30度，我撤出人群躲到树荫下。希拉克仍被太阳晒着，被人们围着，带着时差，也没吃午饭，始终认真而又耐心地与人们交谈。几位参加服务工作的中国女青年很感动，向我讲述他们的感想。自然，我也被感动。

希拉克总统演讲，第一夫人及4位法国部长陪同（郭凝摄影）

采访中，我特别注意希拉克与人们握手交谈的场景，这是他的特色，法国人欣赏，中国人也喜欢。在上海世贸商城举行的法国高科技博览会上，希拉克充分显示了他热情活泼的性格。希拉克为开幕式致辞剪彩后进行参观，三百家参展企业都在招呼：“总统先生！总统先生！”于是希拉克被簇拥，一家一家向他们走去，带来朋友般轻松气氛。有企业家请希拉克尝尝他们生产的香肠，希拉克一边开玩笑：“我可不是为了这个才来的”，一边拿起一片送到嘴里，边吃边发表意见。又有企业家请希拉克尝尝他们的产品苹果酒，希拉克提醒厂家倒一杯给陪同参观的上海市长徐匡迪，并顺手拿起一瓶酒用英语向徐市长努力推荐者，徐市长被感染，和希拉克一边喝着尝着，一边听着。希拉克举手表示他的赞扬：“诺曼底万岁！”与该地区企业家们一起开怀大笑。又有人递上一个苹果，希拉克接过来举到徐市长面前，很内行地介绍。法国人都知道，希拉克喜欢苹果。这时候的希拉克已不再是参观者，他成为企业家的好朋友，为他们的产品诚心诚意地进行解说。自然，他的解说很精彩，人群中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欢笑声。法国电视一台、二台、三台都播放了这些镜头，告诉法国民众，与希拉克在一起的上海市长“从来没有像这样面对采访。”

希拉克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参观三百家展台，他乘坐的红旗牌轿车停在博览会门前广场上,成为上海市民观赏的目标。像在北京一样，这辆轿车格外引人注目，法国记者们抓住这个细节做了报道。目睹这辆红旗轿车的中国人无不为之感慨。改革开放以来，

作为实地采访的记者，我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时时处处表现的率直朴素精神吸引，想把这位总统朋友更具体的介绍给广大民众。除了发表几篇时政报道，我还以希拉克总统不住国宾馆、不乘防弹车、不坐外国车的事实，融合他在爱丽舍宫的朴实作风，写出随访侧记《希拉克总统访华三不》。发稿后国内外几百家报刊转载，成为一时的新闻热点。

希拉克在1995年5月当选法国总统时，我们松了一口气，相信在他执政期间，法中两国不会出现不愉快事情。希拉克上台后，不仅大大加强了法中友好关系，并且决定以此行访华的实际行动，为建立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基础。

希拉克倡导法国和欧盟伙伴同中国进行“相互信任的、建设性的、高标准的对话”。希拉克表示，这种对话既尊重历史，也尊重人们的精神面貌、传统和发展速度。他对记者们说，必须从无济于事的对抗中走出来，通过经常性的对话取得相互了解。一些记者反复思考，反复衡量，经历着从空谈走向务实的艰难过程，无论左中右翼，所有记者都在看着希拉克访华的结果。

对此结果的成功性，我比法国记者们更具信心，1964年当法国冲破欧美对中国的封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戴高乐将军便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崇高威望。而今，希拉克总统坚定地继承着戴高乐主义，创造性提出“对话不对抗”外交方针，为国家之间提出理想的沟通方式，对此，中国是会赞同的。

5月1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举行欢迎希拉克总统的国宾仪式，一面面五星红旗在人民大会堂顶端飘扬，突然齐刷刷朝向广场。而相对的蓝白红三色法国国旗却昂然迎向人民大会堂，与红旗遥相呼应。“天意！”我心中一动，深情地向周围的法国记者们报告，大家仰头注视着蓝天白云下这个奇特现象。“Dialogue des drapeaux ! （国旗对话！）”，记者们命题，我抢拍照片，没时间去追究其形成的物理原因。这个壮观景象一直持续到希拉克和江泽民两位国家元首阅兵结束。

国宾欢迎仪式结束的当天，法中签署了一项购买30架空中客车的合同，订购了5架ATR飞机，还预定了5架。双方签署了欧洲集团和中国及新加坡联合制造AE—100型百座客机的意向书。此外，法中两国政府尚在环境保护、民用核能、卫星医学、畜牧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排位欧洲第一的法国安盛-巴黎联合保险集团获准在中国开业。

5月17日在上海，我完成采访工作已是晚间21时40分。按照与约定给高伯伯挂了一个电话。高伯伯一直关心我在海外的成长，表示不管多晚也会等我的电话。20分钟后，80多岁的高小文伯伯来到希拉克和我们一起下榻的花园饭店。我向高伯伯转达了黄宗江伯伯的问候，他们是上个世纪30年代南开中学一起演戏的老同学，又是重庆一起抗战的老朋友。

我们穿过大厅，与正要推门进来的两位法国人在饭店门口相遇，我看见他们胸前戴着小小的黄色徽章，便知道是穿着西装的军人，希拉克访华期间，中国和法国的便装军人胸前都佩戴这种标识，我拦住他们，向他们介绍高伯伯。两位威武高大的法国军人看到我胸前的总统府记者证，便亲切地与高伯伯交谈起来。高伯伯英语很好，我作着法语翻译。微风吹来，我问他们能不能帮助送送高伯伯。两位法国军人商量了一下，由谢雷纳陪同我们。

谢雷纳、高伯伯和我，三人走在静静的马路上，谢雷纳呼吸着夜间上海的空气，格外惬意。高伯伯总是感到不太合适，担心谢雷纳会不会“违犯纪律”，又怕我们返回饭店时迷路，一再要求我们留步。我劝高伯伯放心，照顾妇幼老人，在法国是很平常的事情。谢雷纳觉得陪送老人和记者女士走夜路是理所应当的，他很开心，一路走，一路询问各种问题，了解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环境。我忽然想起来，谢雷纳和他同事与希拉克前后脚进饭店，一定不是普通的安保军人。果然，谢雷纳是总统府爱丽舍宫的警卫负责人，中国人习惯称作卫队长。前任总统密特朗的警卫工作也是由他负责。我有些不安起来，处在这样重要的岗位上，忙了一天刚要回饭店休息，被挡在门外，我不无歉意。我们陪同高伯伯回到复兴中路住宅，谢雷纳得知所经之地曾经是法国租界，神情之中流露着亲切。他询问当年历史，关心祖父辈法国人和上海人的生活，高伯伯是历史见证人，格外受到他的尊敬。

家人和邻居都已进入梦乡，我们应邀悄悄在高伯伯的书房坐了一会儿。谢雷纳感到自豪无比，在随行希拉克访华的法国人之中，他是唯一进入上海寻常百姓家的。高伯伯捧出一筒精装的茶叶送给谢雷纳。卫队长再三推辞，最后，他对高伯伯满怀留恋地表示：“请您替我收起这筒茶叶，当您喝这茶时，请想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