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范曾大师的交往 - 法国侨网

2021年11月16日，我看美国《文学城》新闻，突然发现范曾先生一篇讣告，惊悉贵夫人楠莉莲座，享年82岁。尽管不少网友对此讣告内容贬多褒少，然作为曾与范曾先生有过一段缘之鄙人，对嫂夫人离世表示悲痛与惋惜，并请范先生节哀顺变！

知道我曾经同范曾先生有过接触的个别友人，这些年来多次建议我把此事写出来，但我未同意。原因是范曾先生现在已是一位红得发紫的大师级的鸿儒，而我只是一介布衣的白丁，把此事写出未免使人觉得我有高攀之嫌。今见讣告中有“四十年来，楠莉鼓励和支持我的事业…”之语，引起我一点疑问和追忆。再者，当时我与他来往，不是我刻意高攀，而是他逃到巴黎，狼狈不堪，很需要结交一些朋友之时。今天我已年老，不写出来，可能失去了一些有关范先生的资料。因此，决定动笔写此文。

上世纪的1989年6月4日，北京曾发生不愉快事件。一些所谓的“精英”份子，纷纷逃到巴黎兴风作浪，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一年后的1990年11月，范曾先生也逃到巴黎，并公开发表《去国声明》，更助长了“精英”们之气焰。他们在巴黎出版假《人民日报》（海外版）欺骗世人；派“女神号”木船到中国沿海广播，攻击中国。虽然这些“精英”为非作歹，但在侨社中起不到大作用，反而成了过街老鼠，也遭到我的笔伐。当时我写了如下一首七古诗，公开发表在《欧洲时报》上讽刺、挖苦他们。诗曰：

吾尔开希在巴黎狂叫：“新疆地位仍未定！”；柴玲也在巴黎四处奔走，跪求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却撞得一鼻子灰。我写了一首《为精英正名》的古风诗，发表在《欧洲时报》上，挖苦他们，诗曰：

我做人的原则是：骂我可以，骂国不行！谁要是恶意骂我的祖国，我会和他笔战到底！那时在巴黎，除了《欧洲时报》敢于旗帜鲜明地捍卫祖国声誉，正面同“精英”作斗争外，也只有我一个人敢在报刊上公开批评那些所谓“精英”之人为非作歹了。真如毛主席所说的；“高天滾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啊！

1989年7月2日，“法国广肇同乡会”（后改“法国广东会馆”）刚成立，就接到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先生的请柬，请广肇会组团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庆典。这可是件大好事，证明国家都重视与认可广肇会了。可是在组团上北京时，却遭到少部分人反对与阻挠，发生了大辩论。我身为秘书长，理所当然地支持林润会长，极力赞成去。我还在报刊上发表了《会员与会的关系》、《少数服从多数》两篇文章，终于说服了少部分人，组成了以会长林润、永远名誉会长麦业才、副会长马致远等12人代表团，与巴黎兄弟侨团一道回国参加国庆大典。我还冒着被单位抄鱿鱼的风险，硬要请假一个月随团前往。在起程前，《欧洲时报》总篇梁源法先生交给我一张特约记者证，叫我为时报采访一些新闻。因为我在时报上有个“花都随想录”专栏，认为是一举两得之事，所以我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

9月30日晚上，国庆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新上任的江泽民主席、王震副主席、李鹏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全部出席。来自五洲的各国爱国侨领代表数百人，喜气洋洋地欢聚一堂。事前接到通知，所有来宾不得离席与国家领导人祝酒。而国家领导人也由两重铁栏隔开，保卫森严，自成一统。我为了完成时报交给的采访任务，持着相机走向国家领导人的禁区，想不到保卫者知道我是巴黎来的记者后，竟然畅通无阻地放行。李鹏总理高兴地同我聊了近十分钟，他赞扬巴黎华侨华人爱国，《欧洲时报》坚持正确方向；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拉我去同他拍照留念，并叫我转达他对巴黎广大侨胞的问好。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巴黎有些坏人造谣，传出对他很不利的假消息。当晚在全球的所有记者中，只有我一人能独家采访到总理的新闻并能与国防部长合影。宴会后我随即写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一文，发回《欧洲时报》，使欧洲华人知道真实情况。

国庆后，广肇会还应各地侨办之邀，南下访问了杭州、上海、广州、佛山、江门、新会等地。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迎，“法国广肇同乡会”之名，一下子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为时一个月的国内活动，我除了为会做好秘书长的工作外，还写了《北京没有戒严气氛》、《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与李鹏总理谈心》、《上海工人阶级的伟大》、《广州乡情深似海》等20多篇文章，及时发回巴黎，刊登在《欧洲时报》我的“花都随想录”专栏上，使法国与欧洲华人及时知道中国确实而正面的新消息。

大约在1992年某月的一天，巴黎著名爱国侨领，敦煌大酒家东主，我最尊敬的沈根栋老先生，打电话来请我到敦煌会见范曾先生。不管沈老如何为范先生说好话，我就是不去。我以不便会面为由，婉谢了沈老的好意。

我说的不便会面也是实情：当时我是“法国广肇同乡会馆”秘书长；“巴黎龙吟诗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而且我在巴黎三间报社写了8年文章，还在《欧洲时报》上开了“花都随想录”专栏。在巴黎侨社中，我还是有些声望的。基于我有以上的背景，我是不能去同范曾先生见面的。否则我成了一个两派之人，如何向广大亲朋与大使馆交代？

不久，在一次侨社活动中遇到沈老，他对我说：范曾先生抵巴黎后避居静处，没有发表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更没有同那些“精英”之人混在一起，我们应区别对待。沈老是上海人，处事灵活，交游广阔，左右逢源，宾客盈门，尊重文人，是巴黎的孟尝君，上次他还叫我到敦煌酒家同邓丽君会面呢。我同意沈老的意见，并答应他尽量争取范曾与一些人站在爱国这边。

大约一个月后，沈老又打电话给我，说他生日，准备同一些好友欢叙一下，叫我出席。我认识沈老很久了，从来未听说过他做生日的，这次他这样做，其中是否有文章？我又想：就算这次遇到范曾先生也不怕，不是我特意去见他，而是偶遇，如果有人批评，也可解释。为了尊重沈老，我带了内子同去。

到了敦煌酒家，果然有文章，不是沈老做生日，而是范曾先生做生日，在敦煌酒家请客。但来宾很少，未见“精英”分子，只有沈老的几位朋友，场面冷清。范曾先生与楠莉女士见我夫妇到来，显得分外高兴，热情招待。范先生体态硕健，国字口面，性格随和，有学者风度；楠莉女士丽质天生，温文尔雅，谈吐得体，难怪范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了！经过接触，我与范先生交谈得也比较融洽。那年元旦前，我收到范曾先生寄来的一幅全是他画的精美挂历及一张贺年卡，看来他把我当作他的好友了。

1993年冬天，我收到范曾先生与楠莉女士：“谨订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假座福禄居举行婚宴”的结婚请柬，我与内子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这只是个小型的婚宴，出席的嘉宾并不多。范曾伉俪见到我们来捧场，显得分外高兴。

1993年到现在只有28年，而范曾先生在讣告中说40年，这是我不解之处？不过这是人家的私事，不用“打破沙盆问到底。”同年冬天，中国政府下了新政策：逃离中国的人，如愿意，可以申请回国定居。于是范曾楠莉伉俪就申请回国了。那年底，我收到范曾先生的贺年卡，内有“陈旺祺先生戍年大顺范曾楠莉一九九三，十二，十”字样，这可能是他们回国前寄给我的。

此后，范曾伉俪经常奔走于巴黎与中国之间，他在小巴黎第六区有住家，我们仍有联系。1994年12月，我连续收到范曾大师一式两份的贺年卡，都写上“陈湃先生亥年吉祥范曾楠莉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信封是从巴黎寄出的，他们又回巴黎了。

1994年春天，我被选为“巴黎龙吟诗社”社长，当我知道范先生回巴黎时，我会寄些自编的《龙吟诗页》给他。可能他支持我的工作吧，有几次他亲自把他的诗词，端正地抄在稿纸上寄来给我，向诗社投稿。总共有四页原稿纸，约有六、七首诗词。这些钢笔字的手稿，我一直保留到今天。

颔联是我戏弄他的。此后我在中国驻法使馆的国庆招待会上遇见范曾伉俪几次。2000年春天，我当上“巴黎中华文学社”社长、《巴黎文学杂志》总编。此后的数年，当我得知范曾楠莉伉俪在巴黎时，我都把杂志寄给他们。最后一次见到范曾楠莉伉俪，大约在十多年前的“华丽都大酒楼”，《欧洲时报》在此举行成立25周年庆祝会。范先生对我说他在北京已换了新住所，随即在袋中拿出小本子，用钢笔写了新地址撕下给我，还说如果我到北京，请到他的别墅玩。我一看，地址是在京郊昌平县的。去年我偶然在网上见到范曾先生建在水中的圆形大别墅，里面摆满书画，似个展览馆，可能就是那间别墅吧！

2009年夏天，我决定为搜狐网的"巴黎文学圈"圈友，出一本大型的《珠玑文集》，以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中国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孔泉阁下已为该书题了辞。我特地写了一封挂号信，寄给北京昌平县的范曾先生，请他为书的封面写"珠玑文集"四个毛笔字。可是望穿秋水，一直等到国庆将至，还渺无音讯。北京某出版社的负责人对我说：“你不用等了，现在的名人題字都是要钱的，而且是逐个字计钱，索价也不菲的。”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我心想：此书不是拿去出售的，只是分送给每位作者做纪念，我请范先生题封面，只是为了一种友谊，也不会使我的名誉地位提高。又想到自己花大笔钱出书，何必要给别人占去威风？于是我自己挥毫写下此四个字。可惜此书印好时，已是2010年1月份了！

不过错有错着，真想不到2010年秋天，国务院侨办邀请我与内子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61周年国庆。于是我腾出两月时间，要暢游祖国大江南北，还要到韩、日、越、新、马，作东行六国游，并提前半个月抵北京。在京期间，我开了“巴黎文学圈"雅集，来自全国各地的圈友欢聚一堂，此《珠玑文集》正好作为庆祝新中国国庆61周年的礼品，分赠与广大圈友，增加了雅集之欢乐气氛。我还天天会见亲友，半个月吃了近50只北京烤鸭。

看到《珠玑文集》此书，我自然想到在北京还有一位鼎鼎大名友人范曾先生。我本来是想登门拜访或请他来吃烤鸭聚旧的，只是心中想到晋公子重耳与介之推的故事，就不敢造次了。

转眼又过了11年，这些年未见到范曾先生出席中国驻法使馆国庆和春节招待会。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仍想念范先生的，我也很珍惜在那个特殊年代结成的一段缘。在此依然用和诗之末句，祝他：寿比南山品似松！

妻楠莉于公元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晚22时40分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四十年来楠莉鼓励和支持我的事业，不求名利，克己奉公，热心慈善事业，凡我所奉献的书、画作品，她皆欣然取出，其中有她陪同我画了200张画捐献给南开大学建东方艺术大楼，捐献作品还包括钤有她收藏印的精心之作，略无吝啬，据荣宝斋价达六十亿，而于公益捐献款项，亦皆楠莉从积蓄中取出，因为我是全国纳税模范，所以她所有捐款皆是税后收入；自留生活用费仅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