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最喜欢的红军女团长战死内幕 - 法国侨网

当陶淑良率领千余名女兵出发时，张国焘的侍卫官何福圣还开玩笑地对曾广澜说：“曾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曾涌现出了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先后走出了中国第一女将军李贞，红军中惟一的女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刘伯新，第二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朝祥。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等。

然而，还有一个淹没在历史中的红军女将领却鲜为人知，关于她的文字总是让凄美的红军故事多了几分悲壮，她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副团长，后任一团团长，西路军五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陶淑良。至今，陶淑良所在家乡没有为其树碑立传，只有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的长篇回忆录，还有民国末续修的《陶氏宗谱》和旺苍木门军事会议会址陈列馆有一些记载。

“河西走廊觅故人，昔日红军你处寻。一片黄沙埋铁骨，高台陵寝哭忠魂”。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将门虎女”踏上长征路再也没有回来，家乡的亲人在没有尽头的期盼中诉说着那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

明洪武年，浙江金华有个叫陶景初的锦衣卫校尉，由于平蜀有功，升为百户所长官，授世袭百户，治食四川苍溪邑。明洪武23年，陕西略阳等地发生叛乱，上令陶景初领兵助讨，陶公屡出奇兵获胜，功封昭毅将军，属正三品。民人誉之为真武将军，并为其建有真武将军祠。从此，陶氏家族世代名声显赫，明清两代更是出了不少三四品大员。肃亲王豪格曾为陶家题写“什世百户”的匾额，悬于苍溪陶家巷，又称什世百户巷，只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

也许是祖宗庇佑，民国时期，陶家又走出了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良禽择木千寻直”的陶泽源，挥刀怒斩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陶泽焜，被张国煮称之为“将门虎女”的陶淑良。

陶淑良，字效瑾，1910年生于川北苍溪县什世百户巷。明崇祯年河南王府护卫指挥司护卫、昭毅将军陶怡公第八代孙，其父陶鸿熙，清末武解元，銮仪卫治仪正。陶淑良生性聪明，知书达礼，不喜女儿针红，善武技，能歌舞，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奇女子。

1927年初，陶淑良怀抱救国之志，来到成都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1904年的淑行女塾，创办者是东渡日本考察归来的前清举人陆绎之。陶淑良思想激进，常以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四川老乡杨锐，刘光第为傲。在校期间，这个同学们公认的校花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29年初，陶淑良毅然登报与家人断绝关系，投身革命。至今，在苍溪《陶氏源流》中，仅留下陶淑良“1929底年投红”的记载。

1929年夏，陶淑良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派遣，随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前往涪陵、丰都、石柱等地开展革命工作，任宣传干事。后又转战于通江，苍溪，广元一带。陶淑良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宣传革命主张，宣传妇女解放，为杨克明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地群众说：“陶干事一点儿也不像官宦人家的小姐，倒像是穷苦百姓家的姐妹。”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要问领兵是哪个，他的名字徐向前”。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通南巴，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陶淑良回到川北木门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次年3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妇女积极分子300多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陶淑良任营长，曾广澜任教导员。陶淑良对待女战士如同亲姐妹，与她们同甘共苦，一起学文化，一起练射击，使全营官兵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

“娘子军”首战就打了个大胜仗。5月中旬一天夜里，陶淑良率部往前线送粮草经过通江鹰龙山，与田颂尧部一个营遭遇。当时，独立营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陶淑良与曾广澜商量后决定智取，她命令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隐蔽，听到信号一齐杀出来。

敌人上山后迷夫了方向，又累又困，鸦片瘾也发了，听到原地休息的命令，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拿出烟枪开始吞云吐雾。忽然，枪声大作，陶淑良率全营战士手执大刀、梭镖、扁担，一跃而出，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一时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吓得这帮“双枪兵”魂飞魄散，尤如惊弓之鸟，以为遇到了红军大部队，纷纷扔下武器，举手投降。这一仗，独立营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战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独立营。从此，“500农妇歼敌一个营”的故事，传遍了川陕苏区。

据现在《广元日报》供职的陶氏后裔陶嘉陵讲，陶淑良和杨克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假扮夫妻，在革命斗争相互蒙生了爱意，加之杨克明误以为结发妻子魏俊淑已被敌人杀害，遂经组织批准与陶淑良结为夫妻，并生有一子。红军北上时，夫妻俩把儿子寄养在懋功一个叫徐广才的医生家里，徐将其改名徐涛，徐涛病故于八十年代中期。徐涛有子名徐家根，现在四川小金县务农。1949年8月，苍溪县张王乡回乡红军邹楚也证实陶淑良与杨克明有子名懋，于红军北上时由亚克夏山老乡收养。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杨克明参加革命后，敌人曾派一个连将其住宅包围。杨克明在乡亲们掩护下，逃脱险境。凶残的敌人对其妻施以酷刑，打断了魏俊淑的手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4方面军第33军后，杨克明出任军政治委员。长征中，杨克明率部队3次越过茫茫数百里的草地，1936年10月随军西渡黄河，转战于河西走廊地区。1937年1月，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指挥红5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983年，组织上把烈士证书送到家里，魏俊淑才知道丈夫早已牺牲。50年来，魏俊淑一直坚信杨克明还活着，苦苦守候着丈夫惟一一张照片和生前用过的红木书箱。

“克明那，50年，我等了你50年啊！”1985年8月17日，满头银发的魏俊淑带着儿孙从贵州千里迢迢来到高台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亲人，长跪不起，泪如雨下。并写下一首哀诗：“青丝白发思君还，血战高台死如归。浩气长存红五军，振兴华夏竖丰碑”。

1961年，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一度风糜全国，那首悲壮的军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曾影响并激励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其实，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还有一支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这支硝烟红花其人数之众，坚持斗争之长，经历战事之多、走过的道路之曲折,
在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都绝无仅有。

1935年2月，四川旺苍县王庙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正式宣告成立，张琴秋、曾广澜出任师长和政委。全师达2800多人，下辖两个团，第一团由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副团长刘伯新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团团长曾广澜，副团长陶淑良，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歼灭残敌、清剿土匪、运输物资、救护伤兵等。

1935年3月下旬，妇女团奉命将1200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送到苍溪永宁铺兵站。起程那天，总政委陈昌浩嘱咐道：“你们这次要送的这些同志，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许丢掉一个”！曾广澜和长陶淑良当场表示：“请政委放心，就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

旺苍坝、庙儿湾至永宁铺路程百里，抬担架过河要将伤员举过头顶，上坡时抬前面的战士要跪在地上，手指抓住路面往上爬。膝盖磨破了，臂肘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流进泥土。有两位重伤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竟偷偷地割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将全部伤员转移到了永宁铺。

反“六路围剿”中，陶淑良所在团奉命在普子岭一带阻击敌人。普子岭山势险峻、奇峰耸峙。白匪军挨过一阵枪子后,方得知红军尽是女人，于是敌团长为士兵打气：“兄弟们怕个球。山上的婆娘一个比一个漂亮。冲上去，哪个逮到就让哪个领回家做老婆！”面对蜂拥而上的白匪兵，女战士们沉着应战，将敌人放到三四十米处，这时有枪的瞄准了猛烈开火，持刀矛的趁机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向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顺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为表彰该团的大无畏精神，红四方面军总部特授该团锦旗一幅。

西征开始后，陶淑良改任妇女独立师一团团长，全团随主力红军相继转至松潘、理番、杂谷脑(今理县)等地。杂谷脑是汉、藏杂居地区。离镇郊数里的大山中有座喇嘛寺，汉、藏劳苦群众都要按时送粮、缴税、出乌拉(无偿劳役)
，并且3里以外就得下跪，他们背上驮着盐和粮食，跪着抓行在黄土碎石路上，年老体弱者常累死在途中。庙里有一股500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不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主动开始寻衅，时常躲在庙里打冷枪射杀采野菜的妇女团战士，总部命令陶淑良率领第一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武装。

当陶淑良率领千余名女兵出发时，张国焘的侍卫官何福圣还开玩笑地对曾广澜说：“曾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封建残余，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张琴秋鼓起眼睛吼道：“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陶淑良轻蔑一笑，扬了扬手里握着的枪。意思是别小看小她的娘子军。

陶淑良根据敌情和喇嘛庙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半夜，敌人突然从大门冲出来。妇女团用机枪打退了敌人的突围。

天亮后，敌人企图凭险据守，等待主力来援。妇女团一部隐蔽在路旁山坡上打援，另一部分迅速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经受不住红军的猛攻，龟缩寺内。战士们趁敌人慌乱之机，一鼓作气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突围，战士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娘子军大获全胜，缴了600多支枪，粮食10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300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用了。妇女团把从火里抢运出来的粮食、盐巴、布匹，分给穷苦老百姓。少数藏兵还参加了红军。在听了曾广澜的汇报后，张国焘对娘子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场表扬了陶淑良，说她不愧是“将门虎女”。

1935年3月28日晚，陶淑良随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总部命妇女独立师一团随红30军及9军一部配合进击，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城。红30军88师立即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攻打剑门关；妇女一团随89师驻守剑阁，阻敌援兵。两天之内，妇女团击溃了田颂尧一个旅的侵犯。

战斗打响前，陶淑良派人抓了个“舌头”，从人员部署、火力配备到活动规律都了如指掌。敌军原来是一支
“双枪”胡子兵，身上带了两杆“枪”，一是荷枪实弹的枪，另一支则是装满大烟的烟枪。他们打一阵子仗，就要抽抽烟，过过瘾，因而火力难以持续。

第2天黄昏，敌官兵正在吞吐云吐雾过烟瘾，连哨兵、警卫兵也发了烟瘾，哈欠不断。妇女团趁机发起猛攻，只听得一阵阵手榴弹爆炸，浓烟迷雾中，女战士一个个象小老虎，在机枪掩护下冲向敌人阵地。烟鬼们那有还手之力，大多跪地举手投降，少数顽固分子立即丧命，一个旅全被击溃，敌旅长和他的小老婆也被红军活捉。

1936年10下旬，红军2万余人，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后，张国焘把妇女独立师部分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仍直属西路军总部。陶淑良调任红5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

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5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其中部分民团接受改编。不久，敌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共20000余人围困高台。红5军主力在高台城外抗击数日，被迫全部退守城内。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

红5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1月20日，敌以炮火猛攻，城内多处起火，城墙被打开好几处缺口。陶淑良和红5军全体指战员，包括随红5军行动的全部妇女抗日先锋团战士、炊事兵，以及机关后勤人员，全部上到城头。为节省弹药，女战士象过去在川陕苏区战斗那样，用瓦罐装石灰、泥沙，和大小石头、砖块，象冰雹似地向抓城墙缺口的敌人砸去。夜里，女战士用袋子装满泥土，填补城墙缺口，再浇上水，第二天水结成冰，和原来的城墙一样坚固。但在敌人重炮锰轰下，缺口愈来愈大，敌人趁机登城，双方白刃搏斗，女战士十分勇猛、顽强。刺刀、大刀卷缺了就用石头砸，甚至同敌人扭在一起，用拳击、牙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关键时刻，收编的民团叛变了，打开城门让敌人冲进了城，陶淑良率众与敌人展开争夺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红5军除极少数幸免外，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全部遇难。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代巾帼英雄，恍若一缕轻烟随风而逝，为千里祁连山，悠远的河西走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让人叹息的悲壮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