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累。” 这是褚时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头发花白、蓬乱，倚坐在老式皮沙发里，我能清楚看见他灰毛衣上成片的毛球和藏蓝色裤脚上的泥。 他语速缓慢，有老年人的含混并夹带方言，需要人仔细辨别他说的每一个字。这令我想到马龙•白兰度扮演的“教父”。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 现在，媒体、帮助对接此次采访的万科公关和褚时健的干女儿、红塔集团派来记录褚时健生平的摄像师、几名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工作人员，或站或坐，全听他说。 这是褚时健的成功，也是他的负累。 从“红塔山”到“褚橙”，作为罕见的、身陷囹圄之后还能以古稀之年东山再起的企业家，通过电商和媒体的演绎，他变成了一个励志符号，他跌宕悲辛的人生也被省去了晦暗不明的部分，成了最佳的心灵鸡汤。本不愿面对媒体的褚时健不得不抛头露面，为“褚橙”代言。他给人们的正能量，也是“褚橙”前进的力量。 他是企业家心中的企业家，王石、柳传志都对他倍加推崇。“80多岁了，心还是不甘。” 他对王石说的这句话，通过王石女朋友田朴珺小姐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还有什么不甘心？”他耳背，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 “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87岁的老人说。
一 密集的炮火声中，年轻的褚时健精疲力竭，上级要求撤退的命令一次比一次急迫。但他仍在战场上徘徊，一具一具翻开那些尸体，有自己人，也有国民党的人。 他执拗地寻找，最终，褚时健背着二哥的尸体回来了。 1949年加入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褚时健勇毅、果敢。因为这些优秀品质，他被迅速提升，入党、提干，历任区长、区委书记、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科长和行署人事科长。 但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当过游击队员的男人并不适应政府官员的生活。他的直接和执拗，让他得罪了一些人。接下来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中，他很快被打为右派，一家人一起被下放到新平县红光农场。 褚时健的商业天分却在这段艰难岁月显露出来。1970年开始，他主持工作的华宁糖厂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造反派整日互殴，却都舍不得把他这个干事的往死里整。彼时右派相聚，多满腹牢骚。 一个县委书记总和褚时健讲，“怎么就把我划成右派”。 “莫管那些事啦。不公平大家都无奈，关键是把事情做好。”褚时健宽慰对方。多年以后，他仍清楚记得当年的情景，“他们发牢骚没有用，起码我当时做企业，把小企业那一套都弄懂了。”褚时健很快等到了他的机会。1979年，他被调进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他马上开始大刀阔斧地对这个半作坊式小厂进行改造。一方面，大举借债购入国外生产设备，烟厂负债率最高时达到500%；另一方面，引进品种改善种植，从源头帮烟农种出好烟叶。更关键是他分利于人，竭力改善员工待遇。这在那个吃大锅饭的年代尤为难得，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据烟厂老员工回忆，起初当地小伙子都不愿意去烟厂工作，褚时健来了一两年，大家就争着要进烟厂。 好运接踵而至。1988年，云南连发两次强震，中央财政无力支援，决定放开云南的烟草管制。与此同时，国家还放开了名烟的价格管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褚时健同时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绝对权力，所向披靡。红塔山迅速崛起。那时的有钱人，穿个“的确良”衬衫，胸前口袋透出里面装的“红塔山”，倍儿有面子。 1990年，玉溪卷烟厂跻身中国工业利税大户第三名，此后一直高居榜首，撑起云南财政半壁江山。褚时健也走上了人生巅峰，“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中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荣誉接踵而至。 偏安一隅的小烟厂成为政商名流趋之若鹜的名利场。但很快，又成了人人噤若寒蝉的调查所。1995年，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他即将卸任，面对个人创造的巨大财富和所得薪资的落差，他铤而走险，“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该拿的钱”。比较阴谋论的说法则是，他得罪人了。这样的说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类似的企业家入狱故事里。 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时，他的女儿已于河南狱中自杀，夫人也身陷囹圄。 大时代的浪潮把他打翻过，又把他送上巅峰。现在，他第二次被抛弃了。 二 2001年大年三十。一大早，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居委会书记任新明便上山摘菜、杀鸡。像前两年一样，他要带上烧好的菜，到监狱陪褚时健过年。这是褚时健入狱后的第三个春节。
“褚厂长”出事后，任新明十分想不通。那么好的人，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在他看来，“褚厂长”对国家贡献多，就应该多拿一点。 那两年，只要贴个“褚”字，沾个“马”（褚时健夫人马静芬）字的人都要被彻查盘问。很多原来和褚家来往密切的人，都不敢来了。专案组的人说任新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大家都跑了，你怎么还天天来。”任新明说，“我不一样，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 “做事先做人”，这是他从“褚厂长”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他自己和整个大营街都是在红塔集团的荫蔽下富起来的，现在是他报恩的时候了。 任新明一边做饭，一边想起从前在烟厂，都是“褚厂长”做饭。“褚厂长”喜欢逛农贸市场，也爱做饭。他做饭非常好吃，就是味道要硬一点。“褚厂长”做的云南“蘸水鸡”是一绝，蘸水无比美味，他每次吃剩下都要打包。 今天轮到他给“褚厂长”炖鸡了。 但到了狱中相对，两人反而没多少深沉的话要讲。“褚厂长”只是问他的企业做得怎么样，而他一遍又一遍地让老人注意身体。 这是褚时健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2002年，他办了保外就医。 “他们原来在玉溪卷烟厂的房子漏雨。我和褚厂长说，是不是修一下。他说你看着办，我就修了。我和我爱人在里面生着火住了三天，把房子烘热了。等到马老师回来，说真不敢相信。”任新明回忆。后来，在褚时健夫妇的坚持下，他们的外孙女改跟任新明姓“任”。 像褚时健这样出狱后的企业家，若要重出江湖，多半从事老本行。任新明也和褚时健讨论过，但褚时健觉得，社会变了，现在做出“褚烟”也未必好卖。 一天，75岁的褚时健和任新明说，自己要种橙子。这是褚时健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 任新明极力反对，“你那么大岁数，就安享晚年吧。我来负责你生活，也吃不掉多少。” “我闲不住。”褚时健说。他向昔日朋友们筹了1000万，包下了哀牢山上2400亩的政府农场。 “当时没敢想大规模。搞规模要投资，我投不起。但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这个橙要搞到最好。所以我起个名字叫‘云冠’，云南的冠军。”褚时健对我说。 所谓英雄本色，说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时，怎样找回尊严。 三 驯化满山的冰糖橙，褚时健用了6年。起初，橙子的味道不行，销量也不畅。全靠褚时健昔日的朋友、徒弟们帮衬，云南的各大烟厂就把哀牢山的橙子消化泰半。 但就像当年褚时健出山并非仅凭时机，现在，他也不想全靠人脉。他又用上了烟厂的那套打法：重视技术，利益共享。事实证明，这在种橙子上同样奏效。 他对肥料、灌溉、修剪都有自己的要求，工人必须严格执行。种橙期间，遇到任何难题，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看书，经常一个人翻书到凌晨三四点。他不上网，但是每天看报、听收音机。就算在山上，《新闻联播》也是他每天必看的。 “管理果园和管理烟厂一样，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说起种橙子，褚时健谈兴渐浓。他详细地和我说起，以前这些农民在家乡种玉米、种甘蔗，一年就赚一两千块，现在跟着他种果树，一年赚四五万。“每家都有两台摩托。他们原来在老家是最穷的，这才出来打工。现在他们回老家请人吃饭，算是最富的。所以干活才特别周到。” “云冠”在云南声名日盛。2012年，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经过生鲜电商平台“本来生活”网的社会化营销，“褚橙”挺进北上广，成为全国范围的励志象征。他再次证明了自己，也为声名所累。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前来拜访，青年想从他那里得到智慧，企业家想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媒体想从他那里得到故事，官员想从他那里得到助力。他们有时候会问很实际的问题，更多时候只是想要一张和褚时健的合影。寻褚，更像一种仪式。 云南新平县褚橙庄园，中间的水塘是冰糖橙的灌溉水源 在地方政府的盛情下，褚时健不情愿地上马了一个新项目——褚橙庄园。 云南省计划5年内在全省打造100个现代特色农业精品庄园。建成后的褚橙庄园，将囊括当地上万亩冰糖橙果园，容纳游客在庄园内吃住。 褚时健并不相信这个投资2000万元的庄园可以产生政府所期待的效益。建这个庄园，他需要出资600万元，其它部分由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三级政府承担。 褚橙庄园主打休闲旅游牌，庄园内可垂钓 “一年最多1/3的时间有人来，其余时间都闲置。我一年要拿100多万来补贴这个庄园，不然人家来了吃不好住不好。”褚时健说。 庄园建设和未来迎客，对果园的影响也很大。可以想象，大家来庄园多是想见褚时健，会给这位年迈的老人带来多大的困扰。 “他（褚时健）说如果回绝了，有点对不起来说这件事儿的好心人。政府也是想把这件事做大，以点带面。我们新平种了二十多年橙子。销路一直不行，现在大家都好卖了。”任新明说。 “是‘褚橙’让你满足了、甘心了？”我问褚时健。 “也不完全是。搞了这么多年，我感觉我现在全身心都搞不动了。两条腿不行了，心脏、血管都不行了。”褚时健说，自己随时可能因为心肌梗塞而死去。但接着，他话锋一转，“可我心里还老想着，现在是1万吨果子，过个三五年要搞到五六万吨。这个目标还一直压着我。如果我现在因为这些毛病一下子不行了，我还有点不放心。这个目标怎么实现？品质能不能维持？我还希望再有十年时间，让我把这些都办了。” “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这句广告语让“褚橙”打动了很多人。从生产到品牌都打着深刻褚时健烙印的“褚橙”将如何传承？ 褚时健咳了两声，“还能再活多少年，我也没把握。所以我希望能赶紧把差的东西补上。” 2014年11月20日，褚橙庄园开门迎客，游客如织。褚时健与游客闲聊，逗小孩儿玩。 在他的主持下，2014年果园的土地又被深翻一次，旨在提高保水能力，应对高温干旱天气。他点燃了一根烟，是“红塔大师”。据说这是红塔集团向褚时健的致敬之作，空心过滤嘴，1000块一条。本来还想让他在上面签名，但顾虑到签名就要对品质完全打包票，他最终还是没签。 “品牌靠质量，一旦质量出问题，这个品牌就不行了。”褚时健希望儿子褚一斌可以继承自己的这片心血，把品牌和质量延续下去。 四 从二十多岁开始，褚一斌就一心想离开父亲。 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尤其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他有了坚强的靠山，也生活在山的阴影里。 刚从学校毕业，褚一斌就被父亲安排到烟厂做工人。一天工作11个小时，他没太多空间设想自己的理想和未来。老父代他做了规划，但不是他想要的。 更难堪的是，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会说，“这是褚时健的儿子”。他想往外跑，想给自己争一口气。 刚好一个朋友说有机会去日本留学，褚一斌要奋力一搏，脱离父亲的庇护。褚时健给他的条件是“成家了就可以走”。 这有点像民国时期新青年离家求学前的最后一个任务。褚一斌在半年时间内迅速完婚。1987年，他奔赴日本求学，其后在新加坡定居并从事金融工作。此后，褚家突生变故，盛极而衰，褚一斌一直流寓在外。 “我对老爷子一直很佩服，也同情。作为儿子，我肯定想尽力帮他，但我又不愿把自己牺牲掉。”褚一斌说，起初自己不太想回来，因为父亲实在是个性格很强悍的人。 褚时健家族观念极强，家族的事业需要有人继承。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褚一斌最终还是回到玉溪。他结束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次进入到父亲的事业里。 “我今年五十几岁了，走到哪里还都是‘褚老的儿子’。”褚一斌有些无奈。但他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对这些也释然了。褚一斌的做派和褚时健截然不同。尽管也回国干了几年农业，在他身上还能清晰感受到海外生活多年的金融精英气息。2007年底，他刚回国，受父命所托去看一块地。那天，他和村长、支书、会计等人聊到很晚，索性住了下来。会计把床让给了他，他才躺下把被盖，就被冲鼻的味道熏个够呛。 “从那里作为一个起点，现在我一个月不去田里还真觉得少了点什么。原来的朋友叫我去打球，我说我正打着呢，不过不是用球杆，是用锄头。我的球场也够大，有几千亩地呢。”褚一斌玩笑道。他搞金融时做海外市场，常年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现在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身体也好了不少。 12月的玉溪，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加之天气阴沉，我们在褚家位于大营街的别墅小院里烤火，聊天，并在火上烤起了红薯、鸡翅和云南特色的包浆豆腐。 正热哄哄的吃着，原本在客厅休息的褚时健忍不住跑了出来，“我来指导你们一下，他弄得不好吃。”可惜他最终还是没加入我们。他看了一会我们烧烤，又看了一会院内的花草，最后在一棵结着黄澄澄橙子的小橙树前久久驻足。 “前年冬天，也是在这里烤火。我一个做基金的朋友来看望老爷子，说您这个东西我给您打包上市多好，老爷子不同意。”褚一斌说。金融是他的本行，可以感觉到，他对资本的看法和父亲并不一致。 “我相信我父亲对社会进步是理解的。拒绝上市，一个是他年龄大了，一个是他觉得自己承载不了上市后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表达方式比较简单直接。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只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在褚一斌看来，眼下“褚橙”的重点还在种植。至于“褚橙”上市，现在不可能，但未来可期。 时代变了，帮助褚时健种橙子的是讲义气、人情味、荣誉感、责任心，但最终烧起来的一把火却是电商的营销能力。而未来的发展，还需要继承者更多的权衡和探索。 “你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我问褚时健。 “让别人去评价吧，我很难评价。但有一点，我在做事的时候，不怕自己吃亏，怕别人吃亏，这是我的优点。”褚时健回答。 少年得志，壮年失势，中年一飞冲天，老年跌入谷底，却能以八十高龄绝地反弹，褚时健人生大起大落，大悲大喜都与社会变革息息相关。 “我的心态是不计较社会对我的不公平。因为现实你没有办法，多少人都得低头。别人说我们这一家，是叫花子养鹦哥，苦中作乐。”他还真的养了不少鸟，客厅地上一排的笼子，不知其中有没有鹦哥。 “我来云南五年了，好像社会上任何有头有脸的人都受过褚老的恩。”烤着火，万科的公关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带媒体上山见褚时健的情景。那位媒体人发了条拜访褚时健的朋友圈，立刻就有老领导来回复他，说一定要带话给褚老，感谢褚老在他们当年最困难的时候，送了一辆车，解决了采访出行的问题。“所有人都觉得领了他的恩。你看这么多淘宝小商家崛起，大家并不会说我感谢谁谁，只会觉得是自己的努力。” 而此时褚时健钻进厨房，先是煞有介事地指挥正在做饭的厨师如何蒸香肠，接着又颠起炒勺炒起了豆豉，炒了几下，似乎觉得无趣，他又把炒勺塞到了厨师手里。 这个老头儿，还是闲不住。 (摘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文 李春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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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9 13: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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