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达维亚(雅加达)——三剑侠”,是对印尼华侨许启兴、许启新、许庆娘三兄妹的美誉。老大许启兴不仅为中国抗战捐资,还驾驶自购飞机回国,成为中国空军飞行教练员,1937年在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许启新、许庆娘继承兄长抗日救国遗志,双双获得航空飞行资格,一起驾驶侨胞资助购买的战机回国参战,在对日寇空战中表现英勇。
华侨空中英雄以及地面空勤人员,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重要力量,不少人在战斗中献出年轻的生命。资料显示,归国华侨约占中国空军驱逐机飞行员一半以上,驻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均以华侨子弟为主。而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也有上千名华侨青年。
在(广东)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五邑大学,记者查阅到记载华裔飞行员英勇事迹的史料;在美国华盛顿水门大厦,记者和90岁的陈香梅女士聊起“飞虎队”的风云人物,以及其中的华侨勇士;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记者努力追寻仍然健在的飞虎队队员、飞行员,被岁月磨蚀的历史又变得清晰起来……
华侨飞行员技术高超勇于献身
抗战初期,日军空中优势十分明显,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杀伤力很大。为改变这一悬殊的力量对比,广大华侨积极利用外国先进的航空培训条件,纷纷兴办航校培育“雏鹰”,或派侨胞青年到欧美航校学习技术,许氏三兄妹就毕业于荷兰航校。
美国华侨社团开办的航校特别多,如芝加哥三民飞行学校、底特律航校中国学生班、匹兹堡航空侨校、洛杉矶华侨航空学校,还在波士顿、纽约组建华侨航空救国会等组织。任贵祥先生所著的《华侨第二次爱国高潮》一书中介绍,美国航校毕业的华人飞行员有200多名。
当时南洋的印尼、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亦有许多华侨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回国参战。仅从菲律宾回国参加中国空军的华侨就有62人。
毕业的学员回国时不仅带来航空技术,还带着侨胞捐款购买的飞机。早在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时,驻广东空军派遣一个混合机队赴沪参战,其中就有刘沛然、陈信源等归侨飞行员。华侨飞行员的贡献不止是打下多少架敌机,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勇于献身的精神、高超的技术和机智的战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振奋了民心。
在1937年8月南京句容空战中,日军首次出动所谓的“王牌”轰炸机队。中国空军以陈瑞钿、黄拌扬、黄新瑞、雷均炎、苏英祥等归侨飞行员为主力出战,击落日机6架,我军无一伤亡。台山籍美国归侨、中央空航六队分队长黄毓铨,婚假后刚返回上海机场队部,眼见印度归侨朱达先空战负伤着陆,他立即穿上飞行服,登上朱达先那架弹痕累累的飞机起飞迎敌,不幸因飞机操纵系统受创坠落而牺牲。黄毓铨是第一位牺牲的华侨飞行员,当时年仅28岁。
陈瑞钿是著名归侨空军英雄之一。1937年9月山西太原空战,他一人驾机与日军多架飞机周旋,在飞机受伤的情况下还击落4架日机;1938年5月武汉空战,他一人击落2架日机,在与第三架日机较量时弹药耗尽,准备撞毁日机,最后两机相撞坠地,陈瑞钿提前跳伞,只是头部受伤。在1997年10月4日美国空军战斗英雄馆举行的表彰仪式上,他成为第一位获美国表彰的二战华裔空战英雄。
上千华侨子弟加入“飞虎队”
今年5月,90岁高龄的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陈香梅在华盛顿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专访。这位传奇女性与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喜结连理的佳话,在中美两国人民之中广为流传。
1941年8月成立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因战斗机机身上有虎鲨标志,故名“飞虎队”,陈纳德被任命为“飞虎队”司令。据当时的中国政府统计,有299架日军飞机被“飞虎队”击落或击伤后坠毁。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理事梅伟强教授介绍,抗战爆发后,北美的很多台山籍华侨子弟毅然回国参加空军,从空中抗击日本侵略者。当中就有不少人加入了著名的“飞虎队”。
陈香梅告诉记者,当年她作为一名女记者,在采访时认识了“飞虎队”官兵。据她了解,有1000多名在美国应征入伍的华侨青年,被编入美国第14空勤大队(即“飞虎队”),来到中国战场支援作战。他们大多祖籍是广东。
为了让后人铭记二战的历史教训,前几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台山籍“飞虎队”老兵回到家乡,将珍藏的相片、奖章、徽章、军服、杂志等捐给当地博物馆。原“飞虎队”空军上尉梁炳聪等美籍华人空军战友,还在台山建起了一座“飞虎亭”。
“驼峰航线”上演生死时速
神奇的53号飞机静静地停在位于云南片马的“驼峰航线纪念馆”中,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用鲜血染红的悲壮历史。当年,那冰山雪峰之间,是一条由血肉和铝片堆成的空中生命通道。
在日军切断滇缅公路,中断中国海路、陆路对外运输线后,中美两国为了运送战略物资,被迫开辟了“驼峰航线”——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昆明。在这条世界航空史上最艰险、付出代价最大的航线上,飞行员可谓随时“命悬一线”。从加拿大回来的粤籍华裔飞行员马邦基、马绍基兄弟,在“驼峰航线”上不顾生死,8个月里飞行了420次,运送了大量物资和人员。
亲历者之一的广东侨胞余柏荣,曾经口述过飞越“驼峰航线”的惊险场景:“晚上飞越喜马拉雅山最危险,冰雪在窗外积结成霜,足足有两三厘米厚,外面几乎什么都看不到。飞行只能凭经验,之外就是听天由命……为了尽量多装军需物资,飞机上的备用汽油都很少。如果在暴风雪中困久了,就永远出不来了。”
除了恶劣天气,飞行员还要应对险峻山势,迎战随时可能出现的日军战机。“日军战机通常在两三万英尺高的地方飞行,我们的飞机要在1万多英尺的地方低飞,才能保证不被日军发现。”余柏荣说。
说起“驼峰航线”,就不得不说到陈文宽先生。1942年6月,他接受任务——勘察开辟驼峰新航线,用生命和胆略闯出一条空中通道。
回忆起当年的惊险场景,陈文宽先生如此说道:“由于山谷太长,飞了10分钟都没有飞出去,突然一团浓密的乌云截断去路。如果在山谷中钻云,就是找死;而转弯退出的话,因为四周都是山、空间狭窄,还是会粉身碎骨。”
作家刘小童所写的《驼峰航线》一书中提到:“在日寇兵临城下的枪炮声中,陈文宽先生搭载着刚刚轰炸了日本东京的盟军空军英雄杜立特中校和其他人飞离密支那机场。定员28人的C-47飞机,这一次却运载了78人!这项世界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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