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郑若麟：“与苏东巨变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郑若麟

       波尼法斯首先认为，认定阿拉伯巨变会同东欧巨变也一样，形成某种国际地缘政治的“大地震”，目前下定语显然为时过早。东欧巨变是一种同质变化，一批国家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民主制度；而这次阿拉伯世界的变化却是异质变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相同的，最终达到的后果显然也会有差别。如果说突尼斯发生的确实是一场民众起义的话，在埃及却是一场半革命、半军队主导的“宫廷政变”，军队目前控制着国家。第三种情况即利比亚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内战。第四种情况则是巴林，在那里，民众起义已经被完全镇压下去，并且是在阿拉伯邻国出动武力支持的情况下被镇压的。由此可窥，阿拉伯巨变是多样化的，与当年东欧巨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巨变并没有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形成质的变化。苏东欧巨变的结果是苏联的衰弱和解体、两霸格局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而阿拉伯巨变却并没有改变阿拉伯世界本身及其与外部的总体关系结构。正因为阿拉伯革命并不是一场同质的变化，因此其导致的后果也将是多样化的。如果说巴林将进一步加强与西方合作的话，利比亚将走向何方几乎无人能够知晓。突尼斯可能会成为民主化进程比较顺利的国家，但恰恰因为这一民主化，很有可能改变该国上百年来与其宗主国法国的关系。埃及更是游离在加强还是疏远与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上而难以自解。因此，阿拉伯巨变究竟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何等样的冲击，是否会产生一个“阿拉伯巨变前”和一个“阿拉伯巨变后”的截然不同的世界，尚需时间观察。

       但波尼法斯认为，由于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取代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扮演主要角色的意愿，因此美国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挫败，但仍然将占据着对阿拉伯主要国家的影响具有绝对优势的地位。阿拉伯世界与美国的关系肯定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仍然会通过军事援助和其他手段，来保持与平衡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主要关键在于以色列。阿拉伯巨变后的新政权将不得不考虑到其民众强烈的反美、反以情绪，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与美、以的关系。但波尼法斯不同意说阿拉伯民众普遍反美。因为他们反对的仅仅是美国一边倒“挺以”政策。如奥巴马真正着手敦促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共商和平进程的话，阿拉伯世界将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但美国总统往往有一个弱点，即在其第一任期是无法着手解决中东问题的。奥巴马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也屈从于压力集团的影响力。但一般来说美国总统往往到第二任期，就会关注并试图解决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如果奥巴马做到这一点，美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就会改善。

       波尼法斯承认，由于利比亚问题的出现，使得阿拉伯巨变有了更多的“国际化因素”。他认为，这场战争引起的国际反应，对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格局来说，是令人意味深长的。中、俄、巴、印、德等五国在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证明国际社会的分裂正在加剧。波尼法斯并不认为这是“新兴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分裂。对于“金砖四国”之称，波尼法斯也不认可，“俄罗斯不是新兴国家，中国也早已成为一个强国，只有巴西和印度称得上是新兴国家”；而且“说中、俄弃权是因为支持独裁国家更是说不通，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巴、印弃权对这种说法就是最好的反驳”。波尼法斯认为，这实质上这是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提出的“人道主义干预”的一种拒绝认同。大多数南方国家均对“人道主义干预”表示了强烈的反感态度。利比亚战争加剧了这种南北分裂。

       欧洲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分裂同样引人注目。德国拒绝追随法国对利比亚动武，波尼法斯认为证明法德轴心运转不妙。究其原因，一是德法力量对比正在朝着从两德统一以后就出现的德强法弱的方向发展，双方差距拉大，使双方的外交政策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点。二是两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只要看一看吉斯卡尔·德斯坦—施密特、密特朗—科尔、希拉克—施罗德的关系，再比较一下萨科奇—默克尔，就可以了解法德关系目前的状况。应该承认，在欧盟首脑峰会前夕单方面外交承认利比亚全国委员会，不是加强法德轴心的举动。德国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日益超越法国，而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与盟国沟通和协商的结果，就使法德两国日益疏远。利比亚战争只是将法德分裂公开化了。

       这场阿拉伯巨变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人道主义干预”的“复活”。波尼法斯认为，法国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法国之所以过于积极地介入利比亚战争，波尼法斯认为是因为萨科奇总统试图修正法国在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时表现的犹豫和迟钝，这是其一；其二，萨科奇曾大张旗鼓地在巴黎接待卡扎菲，这与法国自诩的“人权国家”的形象不是那么相吻合，同样要进行校正。第三是萨科奇希望通过外交行动来改善自己在法国国内的形象，增加2012年大选的筹码。不过除了这些不那么“光彩”的理由外，这场战争“毕竟防止了一场卡扎菲曾多次威胁过的可能的班加西大屠杀”。波尼法斯认为，中、俄之所以没有使用其否决权，一个重要考量也是万一发生屠杀平民现象的话，使用了否决权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凶手的同谋”。

       但这场战争是否正在“过度应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呢？波尼法斯表示，“我怀疑保护平民的举动，正在演变成一种集体干预内政的行为”。波尼法斯指出，国际社会支持或赞同保护利比亚平民时，军事行动是有道义和法理依据的。事实上班加西没有出现大屠杀就是一个证明。“但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我们应该停下来，只有当再次出现危及平民的情况时，再进行军事行动。但目前这种持续大规模轰炸的做法，令人感到我们参与了内战，支持其中的一方，拟将另一方用武力赶下台。”显然，波尼法斯对此持异议。他表示，对比突尼斯与伊拉克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是不能从外部植入的。突尼斯是内部力量起来后推翻了本·阿里。因此目前虽然突尼斯还有种种问题，但国家基本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而伊拉克则是外部军事武力干预的结果。八年后，伊拉克仍然处于动荡之中，民主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由此出发，波尼法斯认为，卡扎菲如果现在立即被武力赶下台，对利比亚未来发展前景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我宁可卡扎菲几个月后在国际制裁和国内孤立的情况下被迫下台”，那时利比亚民众将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西方完全有能力派出2000人的特种部队将卡扎菲赶下台。但届时西方不仅要承担干预内政、侵略、打击伊斯兰等罪名，而且将进一步引发恐怖主义和民族仇恨，导致利比亚长期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因此，“人道主义干预”要慎用，且必须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波尼法斯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