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甲午海战之后,清朝又进入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1901年,慈禧颁布新政之后,相当于承认戊戌变法的措施是正确的,直接带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这个周期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这是史学家基本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繁荣十年”。
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做了很多事情,那些修园子等类的事情不必赘述,军备上最为典型。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首只近代海军舰队便不复存在,大清帝国似乎没有近代海军这个大军种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大清于战败后的次年,即1896年又开始了重建帝国海军之路。1896年5月,总理衙门指定许景澄向德国订购的3艘穹甲巡洋舰中的最后一艘“海琛”号军舰北上驶抵大沽,另外两艘“海容”、“海筹”已分别先期驶抵大沽。1897年夏天,在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到达大沽,按期到达的还有德国实硕厂制造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鱼雷艇。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使海军的实力猛增。尤其“海天”、“海圻”属于二等巡洋舰,是大吨位军舰。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小型舰艇全数到达。
除此之外,大清还大肆编练陆军新军,新军的编练从1895年开始,到1904年,新军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8万余人,估计太平天国这样的不安分之人,面对洋枪洋炮,彻底歇菜了。由于是新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国外采购的新式装备,支出浩大。
此时的大清,不仅经济腾飞,而且武备强大,用“盛世”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
清朝武备增强,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看起来又一个“强盛”的大清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这种“繁荣”从财政上得不到证实。
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战败,大量的白银外流,仅仅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清朝需要赔偿三亿两以上。清朝此时是赤字财政,按史料记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也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约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约760万两。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赤字高达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清朝后期,财政是债务缠身,根本没钱。
可是,清朝又确实很有“钱”,没有钱如何进行大规模军备?如何修园子?
清朝实行的是银本位,白银无法印刷,这是一定的,清朝这戏法是怎么变的?清朝后期的表面繁荣,就支撑在这个戏法之上!
虽然,白银无法印刷,但“钱”还是可以印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新兴国家是如何印美元的,清朝也有自己独到的招数。既然白银都流到境外,那自己就用铜来代替白银,“钱”就出来了。
前些年,安徽凤阳一位农民挖地基时,挖出约十来斤的铜圆,发行的时代是宣统三年,直径2.9厘米,厚0.11厘米,重量约9克,合古代约两文多、不到三文的重量。当清政府宣布铜元成为法定货币的时候,意味着很多“新钱”也就出来了,这种铜钱的机制钱大约从190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也就意味着市场中,开始出现大量的新钱(相当于假白银),与白银共同流通。也就意味着从1900年之后的清朝繁荣,和印“钱”直接相关。
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古代实行贵金属货币制度,铜矿需要开采和冶炼,铸钱是需要成本的,铜钱的面值也需要与白银的价值相对称。
比如: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道光二十年前后的时候,一两白银可以换制钱一千五六百文,到咸丰时期,可以换到两千两三百文。但不管白银与铜钱的比例如何变,都有兑换关系,老老实实铸造铜钱,或许可以盈利,但不能实现厚利,还是解决不了清政府的财政问题。
但清政府又进行了创造性动作,上述9克重的铜圆,实际价值为两文多,面值标注为十文,清政府就实现了7文多的利润,钱财滚滚而来,虽然大量的白银赔偿给外国人,用白银来衡量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但自身并不缺钱,财源滚滚之下就可以支撑大规模军备等财政支出。
虽然用白银表示的财政穷的叮当响,但实际不缺钱,这就是戏法。
但这必须有一条支撑,那就是管制兑换,如果不管制,是完成不了这个戏法的。清政府所开具的各种票据,无论是以白银还是以铜元为单位都一样,不能实际兑换白银,这相当于“外汇”管制,如果不管制,就抓瞎。
清政府从19世纪后期就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荷兰盾什么的,进入大清的地盘都必须按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清银票铜钱,这样清政府就喘了一口气,所有等于白银的硬通货归我,用于对外支付,假钱?对不起,只能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