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盛产告密者的国家”

当维护公共利益的举报人面临牢狱之灾，人们心中也许会出现一系列问号：为什么放弃安稳的生活？是正义感和英雄情节“作祟”，还是生活太安逸？或者更不客气地说，他们是否在生活中受过什么“刺激”？

3月27日，85年出生的法国人安托万·德拉图（Antoine Deltour）再次开始在卢森堡法庭受审。事实上，这位“卢森堡泄密事件”（LuxLeaks）的主角在2014年被逮捕过、2016年因“违反职业保密原则、非法窃取文件”等多项罪名被判处12个月缓刑和1500欧元罚款。几经周折，这一判罚虽被废除，但如今这位知名举报者还得因“偷取和持有公司内部资料”而再次受审。

“告密三人组”：从左至右为记者爱德华·佩林、普华永道前雇员拉斐尔·阿雷、普华永道前雇员德拉图。

跨国巨头曝惊天避税丑闻

何谓“卢森堡泄密”事件？简单说来，作为普华永道卢森堡分公司的前雇员，德拉图向媒体披露了三百多家巨头的避税内幕：卢森堡税务部门为苹果、宜家、亚马逊、百事可乐、迪士尼等跨国公司开“绿灯”，使后者仅为异国收入缴纳低于3%的所得税（作为参照，卢森堡所得税率是29%）。普华永道的角色则是帮这些公司处理相关税务手续。该事件牵涉大型跨国公司数目之多，显示此种避税手法的应用已达到“工业规模”。

同德拉图2016年一同受审的，还有他曾经的同事拉斐尔·阿雷（Rapha？l Halet）以及曝光此事的记者爱德华·佩林（édouard Perrin）。三人皆是法国人。

有趣的是，与德拉图相比，阿雷显得似乎更加果决：在观看了由德拉图所提供资料制作的调查记录片后，身为普通文员的阿雷主动复制了更多类似文件交给记者佩林，以完成自己的“公民义务”。相反，德拉图的“告密行动”则显得有些迟缓。

“腼腆内向”的举报者

腼腆安静、常着素色毛衣和夹克——这是德拉图的公众形象。他来自一个典型法国中产家庭，父亲是高校教师，母亲是医生。高考过后，德拉图选择了审计专业，为的是就业和薪资待遇有保障。23岁时，德拉图顺利拿到普华永道卢森堡分公司的长期合同，获得了相对同龄毕业生来说较高的工资——每月净收入2600欧元。

在卢森堡，金融服务业占据了这个袖珍小国经济的半壁江山。随着德拉图渐渐了解公司提供的“特殊服务”，普华永道设置的谨慎流程也证实了他的疑虑：“有些文件只有在客户代表在场时才能看；如果过边检时遇到问题，我们不应当配合调查，而是需要立刻联系合伙人以保护文件”。

为什么要举报？

在2010年欧债危机背景下，对工作内容累积不满情绪的德拉图渐生去意：“普通人要缴税以支付医院和学校的费用。但为什么大企业却不用？当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税收都不足以做到财政平衡，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却用这种手段使状况进一步恶化”。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成为举报者。按德拉图自己的说法，这一切纯粹是“意外”：虽然按上述所言，普华永道对文件设置了保密流程，但德拉图离职前从公司内网下载资料时，却碰巧轻松找到了“非常敏感但却未加密”的税务文件。

复制了三百多份类似协议后， 德拉图并没有像维护公平正义的斗士一样四处联络媒体曝光这“惊天秘密”，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未采取任何行动。随后，他尝试联络了一些非政府组织，未果。直到2011年夏天，著名电视栏目记者佩林在一篇博客文章看到德拉图的相关评论并主动找到了后者，才使大企业避税事件被公之于众。2014年11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更是在其网站上全面公布了548份卢森堡税务部门寄给350多家公司的税务政令以及16份报税单，而这些资料同样是德拉图和阿莱的“手笔”。

“我渴望这一切赶紧结束”

有意思的是，德拉图的家人等到2014年才得知他的举报人身份。姐姐艾美俐提到：“他在一家人吃午饭的时候跟我们提了泄密的事。我没想到他竟冒这样的风险”。同年12月，德拉图因“偷窃和洗钱”罪名被卢森堡警方拘留。

2016年，德拉图的律师布尔登曾声称“这将是欧洲首例举报者相关的重大审判”， 不过德拉图本人似乎并不想成为正义的化身。他担忧的是如果定罪，可能会丢掉公务员饭碗：“我宁愿保持匿名。真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

不受待见的“欧洲模范公民”？

事实上，在这位“2015年度欧洲公民奖”得主工作的机构中，他的行为并不总被人们看好。德拉图承认自己理解卢森堡人的敌意，毕竟“后者是灰色地带的长期受益者”。而对他最不友好的反倒是一些跨法国-卢森堡边境工作的法国同胞：“他们责怪我往汤里吐痰“。

不过，在他的家乡洛林，“支持安托万协会”发起的请愿和募捐已为他征集到数十多个签名，筹集的资金也可适当补贴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此外，虽然法庭最终承认了德拉图的举报人地位，但当时法国政界大多数的中右派政客对卢森堡的审判保持了沉默。时任总统的奥朗德曾公开声明希望保护举报者，但并未就“卢森堡泄密”事件置评。前财政部长萨班直到开庭前才公开表示支持德拉图等举报者。

而面对法国政府略为躲闪的保守态度，德拉图依旧“表示理解”，毕竟“这是外交的敏感地带”：一方面，跨国企业往往能利用各国税法漏洞设计出复杂的跨国避税手段。另一方面，各国为了吸引企业入驻，不惜许诺额外的税收优惠。

无论如何，这桩丑闻曾促使当时的卢森堡政府在跨境交换涉税信息上让步。2016年，法国前任财长还推出了《透明、反腐和经济现代化》法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金融财政领域的举报者提供资金支持和法律保护。

谁来保护举报者？

除了研究员沛泽拉（Henri Pézerat）在70年代揭发的石棉毒性事件、记者卡斯特瑞（Anne Marie Casteret）在1991年揭露的血液污染事件，瑞士银行洗钱案、瑞士泄密案（Swiss Leaks）、卢森堡泄密案（LuxLeaks）都归功于法国举报者的努力。

例如， Swiss Leaks事件的女主角斯蒂凡尼·吉堡（Stéphanie Gibaud）在2008年爆料，汇丰银行和瑞士银行集团（UBS）命其筹办高端招待会、狩猎活动、高尔夫或网球比赛、音乐会等，以“捕猎”有钱客户（企业家，名人，体育明星），劝说他们把钱存在瑞士“洗清”。而一项在法国《世界报》协调下展开的调查报告还显示，UBS保密制不仅仅帮储户偷税漏税，还掩护了大规模犯罪活动，如洗毒品黑钱或为恐怖活动提供资金来源。只不过，帮法国政府追回了近120亿欧元财政收入的斯蒂凡尼·吉堡仍无法避免被开除、在2016年仍失业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