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国军52军浴血诺曼底 中国终获联合国五常席位

　　蒋公在二战期间,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国战场,更放在了欧州战场,

　　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军一直被认为是无能的代名词。殊不知，在一九四四年的诺曼底战场上，一支国军部队用鲜血告诉了世界，什么是国军的血性。在二战之后成立的联合国当中，中国取得了至关重要的五常席位，从而获得了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世人都以为这个席位只不过是罗斯福等巨头们的施舍，殊不知，它却是由几万国军战士的鲜血换来的，在美国最近解密的二战档案中，这段历史真相才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让我们把时钟调回到一九四三年五月，此时二战已经进行了四年。在东欧，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役，苏联已经转入战略反攻，纳粹德国节节败退。在西欧，经过不列颠空战失败的德国空军早已无力控制英吉利海峡的制空权。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商讨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同时，面对胜利的曙光，罗斯福初步提出了联合国的构想，提议由英美苏法中担任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丘吉尔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认为国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表现极其糟糕，让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简直是在“开玩笑”。罗斯福很明白的告诉丘吉尔，让中国加入安理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战后钳制苏联。丘吉尔的回答是“让中国人钳制苏联？你认为中国人的战斗力比意大利更强吗？”罗斯福没有为丘吉尔的无知而生气，反而是列举了国军在淞沪战役，台儿庄中的优秀表现，试图让这位不了解中国战场的朋友改变主意。但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大英帝国所积累的对中国的蔑视感不是几句话能消除的。为此，罗斯福又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提出在第二年进行的开辟第二战场的战斗中，让中国军队参与进来，如果证明“其战斗力符合一个常任理事国的标准”，那么丘吉尔就不得反对中国进入安理会。对这样的折衷方案，罗斯福也表示赞成。 　　　　

　　在与丘吉尔达成协议之后，罗斯福将此消息知会了正在美国进行夫人外交的宋美龄。虽然对丘吉尔的无理感到很生气，但是这位有着强烈政治直觉的女人知道，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机会，一旦进入安理会，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将确定。于是宋美龄在得知这一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将其告诉了蒋介石。此时的蒋介石正为日本对重庆的轰炸心烦不已，但是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他难得的从躲了两年的掩体当中走了出来。虽然正面战场上日本给国军的压力依然很大，但是蒋介石还是决定抽调驻守云南的五十二军，为即将到来的欧洲战役做准备，并且指示宋美龄为这支部队争取到足够的装备。在宋美龄的斡旋下，罗斯福对蒋介石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援助，并且在运力吃紧的情况下，将五十二军运往夏威夷，由陆战一师对其进行训练，同时按照重装部队的指标，为其配备坦克大炮等装备。在半年的时间里，五十二军的将士们在陆战一师严苛的教鞭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训练。首先一关便是体能训练，要求所有人的3000米成绩必须达到十八分钟，否则就要淘汰回国。面对陆战一师“东亚病夫”的嘲笑，五十二军的将士们夜以继日的训练。并且在随后的两军运动会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陆战一师。除此之外，战术，武器的操练都堪称魔鬼般，但是将士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一九四四年初举行的一次演习当中，五十二军用了一个小时，就攻克了陆战一师把守的滩头。从此之后，陆战一师再也不敢小看五十二军的将士，甚至瓦胡岛上的姑娘们，见到了五十二军的将士们，也会送来飞吻，常常惹得害羞的中国小伙面红耳赤。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在和护士们举行了最后一场party之后，将士们准备出发了。这一夜，军长Shir Wong中将特意为士兵们放了一个晚上的假，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手下这些可爱的士兵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这些美丽的护士身边。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大雾笼罩着诺曼底的海滩，五十二军将作为盟军的先头部队，打响对德国作战的第一枪。其中第二师在Wat-LongLim的带领下，负责左翼突破，第二十五师在师长Yuep Shir带领下，负责中路的攻坚，而195师的师长Lim Young则负责带领本部对右侧进行佯攻。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是美国的王牌部队，也是他们的老师——陆战一师。在炮击和轰炸之后，惨烈的登陆战开始了。

　　第一个登上滩头的士兵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只知道他有个很淳朴的外号“刘大棒槌”（Wooden Club,Liu)，这应该是一个山东汉子。在他踏上滩头的一瞬间，就被德军的二十四磅榴弹炮炸飞，如今，世界忘记了他，中国也忘记了他，只是在尘封的文字里，还有着零星的记载。负责中路的二十五师在德国的炮火之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前面的一个碉堡吐出邪恶的火舌，吞噬着士兵的生命，师长石越见此，心急如焚。此时副师长Chung-GoSun主动要求组织一个十人的小队，进行攻坚。在火力的掩护下，chung－go sun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到了碉堡之下，一跃而起，托起炸药包，高呼“为了中华民国，前进”。一声爆炸声过后，横在二十五师前面的拦路虎终于被拔掉，二十五师顺利占领了滩头，并且建立起临时阵地。左侧突破的第二师在付出了五千人的代价之后也占领了滩头，师长Wat-LongLim阵亡，由副师长Buk-Yee,Shar代理师长之职。

　　相比之下，负责佯攻的195师很轻松的就拿下了阵地。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三百万盟军从五十二军守护的阵地当中登陆，源源不断的向前攻击，像一把利刃，插入纳粹德国的心脏。原本这支部队在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将要和盟军一起攻克柏林，但是由于豫湘桂会战的爆发，国内战事紧张，他们被紧急抽调回国，留下了未能攻克柏林的遗憾。 　　　　

　　在得知五十二军辉煌的战绩之后，丘吉尔终于不再反对中国成为五常之一，于是在接下来的雅尔塔会议当中，确定了中国在联合国当中的地位。抗战胜利之后，五十二军被调入东北，阻击第四野战军野。讽刺的是那位在诺曼底登陆战中阵亡的Wat-LongLim师长，是林彪的表兄。手足相残至于此，杜鲁门也觉得很愤怒，随着国军内战失败，杜鲁门对蒋介石极度不满，于是将怒火发到五十二军头上，命令销毁所有与五十二军有关的公开资料，将五十二军的功劳记在美国陆战一师的头上，因为他认为“这支军队已经丧失了他的血性，他不配拥有诺曼底战役的荣耀”。在美国的淫威下，西方国家也不再宣传五十二军的光辉战绩，败退台湾的蒋介石自顾不暇，而占领大陆的共产党也不会允许对敌人的宣传。在官方的记载中，只有“五十二军在长沙会战之后，驻防云南，负责后方的安全”。

　　瓦胡岛上，有一群姑娘，在战争结束之后，每天都会来到机场和港口等候，等候那些让她们心动的中国小伙凯旋。一年又一年，姑娘变成了老太太，等候的人越来越少，最终一个也没有了。而那场挥洒了中国人鲜血与荣耀的战役也就此尘封在历史的记忆中。

　　编者按：笔者在查阅二战史料时，发现了史泰先生撰写的一篇题为《五十二军浴血诺曼底，中国终获五常席位》的文章，文中号称根据美国最新解密文件，在六十多年前的诺曼底登陆战中，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军用自己光辉的战绩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军人的实力和尊严，并且为中国争取到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只是因为政治和其他原因，这段历史早已淹没在尘埃之中。笔者为了查证那段历史，决定远赴台湾和美国，寻找那个消失的真相。

　　启程

　　沿着机场高速，出租车飞快的奔驰着，望着身后渐行渐远的现代化北京，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六十多年前。那时候，这块土地还叫中华民国，这坐城市还叫北平，而保卫我们的那支军队，则叫国民革命军。在诺曼底登陆战里，能和盟军王牌一起作战，撕开德军防线的该是怎样一只精锐？答案也许在未来几天就将呈现在我的面前。出租车很快到了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机场里嘈杂的人群，不守秩序的人流，以及野蛮的服务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国民政府国迁台六十年，似乎将民国的风月和优雅全部带往台湾，留给我们的只剩下野蛮和无知。好在很快笔者就要登上中华航空的航班，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前往那只存在于历史课本中的民国。

　　台北，民国　　

　　飞机上台湾的空姐讲着一口纯正的台湾国语，没有北京腔那令人生厌的翘舌音和后鼻音，我相信这样的口音是从南京带过去的。飞机上到处都是繁体字，而手中那张竖排繁体的“中华民国大陆居民出入境证明”则更加让我有恍然隔世的感觉。飞机徐徐降落在台北桃园国际机场，当机舱门打开的一霎那，我闻到了一股久违的清新空气。可是奇怪的是我已经不记得何时享受过如此清新的空气，莫非是前世？莫非是当我还是一个民国人的时候？在计程车上，司机很快就发现我是大陆人，在和他的聊天当中，知道他是荣民的后代，这也正好省去了打听荣民村的烦恼。汽车在台北的大街小巷之中穿行，这座城市完全没有北京那种宏大而浮躁的感觉，有的只是民国的精致和完美。半小时之后，我到达了目的地——荣民村。行走在荣民村，耳边传过的是各种方言，四川话，湖南话，河南话。我不断的向那些悠闲的老人们打听，问他们是否认识五十二军的士兵。终于，在一位老兵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座小屋门口，老兵颤巍巍的敲门，用那乡土味十足的四川话叫到“范伢子，有人要采访你哦”。一会功夫，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打开门，当听说我的来意之后，他先是警惕的看着我，但是随后便露出了笑容，邀请我进去。被采访的老兵叫范闲，今年已经九十高龄，他曾经是二十五师警卫团的士兵。这段诺曼底登陆的历史，因为受到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一直要求他们封口，所以老人一开始才会警惕。不过随着老兵不断逝去，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老兵虽然违背了蒋公遗愿，但是为了不让战友的功绩被埋没，他才决定接受采访。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原来解密文献中的那位第一个冲上海滩的WoodenClub Liou的真名叫刘肖博，外号刘大棒槌。在说起战友的时候，老兵起先笑的很灿烂，他在回忆那个美好的岁月，而说到刘大棒槌的阵亡时，老兵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刘大棒槌是个憨厚的山东汉子，在瓦胡岛训练的时候和范闲老兵住上下铺。因为他的憨厚，士兵都喜欢拿他打趣，瓦胡岛上的护士见到大棒槌憨态可掬的笑容，也常常掩面而笑。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在那场著名的诺曼底登陆战里，刘大棒槌坚决要求打头阵。大家都认为这是十死无生的战斗，但是大棒槌还是一副憨态可掬的笑容，第一个冲上了滩头，却被飞来的炮弹炸倒。老兵冲下去，要将大棒槌扶上船，可是大棒槌已经不行了，只是笑着说“记得去看俺娘”。老人摇了摇头，说“从诺曼底回来先是打日本人，接下来就是打TG。等到七十年（民国纪年）党国不再封锁大陆的时候，我去了大棒槌家乡，才知道大棒槌的娘三十四年就过世了，他还有个相好，叫陈萍萍，在三反五反中因为“通敌”被打成残废。在见到她的时候，她坐在一辆木头轮椅上，腿上还盖了一块破旧的毯子，似乎是在为伤腿遮风，似乎又在遮掩着那张残腿。她得知大棒槌的死讯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眼神中的希望变成了失望，我也不知道说什么，给了他五百美金就走了。”听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 　　

　　采访完之后，老人送我离开荣民村。在村口，老人依依不舍的向我挥手。在离开的路上，我在回味采访老人时的每一个场景。不由得感慨老天对老兵真是不公，让他离乡背井六十余年，让英雄的事迹埋没了六十余年，不过也许老兵又是幸运的，如果留在了大陆，他们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字里行间的回忆　　

　　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台湾，下一站是弗吉尼亚，也就是“countryroad，take mehome”中描述的那片美丽土地，我们的目的是前往五角大楼，查阅解密的二战资料。笔者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就读的同学赵承熙负责接待我，来到美国多年，他早已由一个土土的青年变成了一位帅哥。我们驱车前往五角大楼，远望五角大楼，那是多么的神圣。也许在很多愤青眼里，五角大楼是邪恶的象征，但是在我眼里，正是五角大楼，保卫着全世界民主的的果实。在入口处，安检人员要求我出示自己的证件，当他看到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时候，保安皱起了眉头，好在他看到了台湾同行的介绍信之后，放过了我，让我进去。五角大楼如迷宫一般，工作人员带着我到了档案室。指着一个书架告诉我，上面就是要找的资料。翻开已经泛黄的档案，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一整天的时间里，我都在查阅这些史料，并且认真的做了笔记。通过史料，我得以知道一个个历史的真相，一个个冷漠却又触目惊心的数字。五十二军满员两万九千一百三十七人，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歼敌四万七千四百五十一人，自身阵亡一万零二百五十人，伤九千五百二十七人，这是多么辉煌的战绩。但是战后，因为国民党内战的失败和杜鲁门的震怒，这段历史被封存。不过我还是感谢杜鲁门，没有将所有资料全部销毁，却留下了这一份档案，供后人评述。档案还记载，当时国民政府之所以调动五十二军，就是因为它强大的战斗力。但是五十二军负责驻守云南，保卫抗日的大后方，为此，陈诚想了一个妙计，用一批新兵和五十二军进行了掉包。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五十二军的军长和师长仍然呆在云南，从其他部队调来了一批新的少壮派军官，包括军长，也就是档案中记载的Shir Wong，以及三位师长，和士兵一起远赴重洋，前往瓦胡岛。在大堆的档案中，我无意翻到了一位叫赵慢熊的士兵的日记，记录了那个岁月的点点滴滴：

　　三十二年二月三日

　　陈诚长官巡查驻地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新三十师远征缅甸，途径营地，众人欢送英雄，期待凯旋

　　三十二年六月四日

　　接到上级之命令，移防昆明，目的不详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昆明机场，我部之任务为前往夏威夷受训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美丽的夏威夷，美丽的美国。

　　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休整两天，训练重新开始。美国兵称吾等为东亚病夫，甚怒。

　　三十二年六月三十一日

　　全军大锻炼，每天五次三千米，累。

　　三十二年十月一日

　　国庆，加餐，烤火鸡比大盘鸡美味。

　　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全军三千米测试，每人十八分钟过关。风闻一千名淘汰者被遣送回国，无颜回国而自裁者一百人。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美国之圣诞，堪比我国之过年。

　　三十三年一月一日

　　运动会，我军大败陆战一师，此后无人称吾等东亚病夫。

　　三十三年二月十日

　　军演，我军一小时攻克陆战一师所守护之海滩，美军竖起拇指说”固的“

　　三十三年五月一日

别了，瓦胡岛。

　　日记到五月一日戛然而止，那一天应该就是五十二军向瓦胡岛告别的日子，而这本日记，不知道什么原因，留在了瓦胡岛，被收进了档案馆。赵老先生，你还建在否？离开档案室时，我要求复印一部分回去，但是被友好的拒绝了。工作人员告诉我，按照五角大楼的规定，这些档案是不能复印的，但是为了纪念五十二军，在夏威夷的威斯特-帕西菲克大学图书馆，有这批档案的复印件，也许我可以去那里试试运气。

　　瓦胡岛不会忘记坐在前往檀香山的飞机上，望着窗外圆圆的月亮。回想起五角大楼雇员的微笑，我也露出了笑容，还记得当年去国家档案馆查找太祖给苏联欠条的时候，工作人员那丑恶的嘴脸。这也许就是民主的好处吧，在民主国家，人人为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工作，而在集权国家，人人都为了吃一口饭而谋生，谈何热情和积极性。

　　初到瓦胡岛，迎接我的就是温暖的海风，此时的北京已是寒风凛冽，而瓦胡岛却温暖如春。一下飞机，我便奔赴台湾驻夏威夷办事处，虽然知道我的来意，但是他们很遗憾的告诉我，对那段历史并不知道，甚至觉得我是在胡编乱造。于是我驱车来到威斯特-帕西菲克大学图书馆，虽然看到了那批档案，但是仍然很遗憾的无法复印，而且管理人员也不知道这批档案里的当事人。无奈之下，我只好来到夏威夷的亚历山大医院，询问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在这里工作的护士的情况，幸运的找到了一位还建在的护士，她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安吉丽娜，也许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美人。按照医院的指引，我来到了她家。一位驼背的老太太把我引了进去，随后开始讲述起她的故事来。

　　年轻时的安吉丽娜是瓦胡岛上人见人爱的美丽姑娘，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她才十八岁，刚从高中毕业，在亚历山大医院实习的时候，她结识了一位帅气的中国军官，并且相爱。安吉丽娜只知道他来自遥远的中国一个叫克拉玛依的城市，大家都叫他“Shar”。而快乐的时间是短暂的，一年之后，这批中国军队就要前往诺曼底，出发的前一夜，安吉丽娜毫不犹豫的将自己献给了“Shar”，他也将自己挂的玉佩拿下，送给她，告诉她，等战争结束了就来娶她。是六十多年过去了，她的Shar却始终没有回来。老太太拿出那块玉佩，那是一个红山玉龙的图案。老太太说，自己不会中文，所以她也不知道shar的中文名，他们的女儿就跟她姓。当女儿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学习中文，按照父亲姓的读音，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姓名。她拿出女儿的名片，我才发现上面有个很雅致的中文名“肖青璇”。老太太说，自己的女儿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但仍然在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一边支教，一边打听“shar”的下落。我也答应老太太，回到中国之后，会帮助她寻找她的爱人。

　　

       尾声

　　坐在瓦胡岛雪白的沙滩上，翻开那本，我的眼角湿润了。还记得一位母亲对她阵亡儿子所说的话，”对于世界，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于我，你却是全部“，对于母亲如此，对于战友，对于爱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逝者已去，唯望生者得安。

遥望如血的残阳，我在想，也许六十多年前，五十二军的将士们就是在这里操练，操习。而今物是人非，他们所保卫的祖国也走上了另一条歧途。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保佑中华，保佑所有热爱民主和平的中华儿女。

　　后记

　　十天的时间，从北京到台湾，到弗吉尼亚，夏威夷，再回到中国，跨越半个地球的旅程让我心力交瘁。但是还是觉得很值得，因为我始终相信历史的真相是不会被抹去的。最后我想向史泰先生表示敬意，虽然由于语言和时间原因，他的文章中有不少错误，但是如果不是他尝试着将英文文献介绍给我们，我们也许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知道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