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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陈虻找我的时候,原话是说,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一个女搭档。我当时还没想换工作,陈虻说你来我们年会玩玩吧,也见见大家。那年年会是白岩松主持的,象他书里写的,“以恶搞和折磨领导”为主题,我跟台长分一组,白问“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季节?”
台长按钮抢答“冬季”------大概他脑子闪现的都是系围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着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钱包也被抢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现金。我当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晚上有同事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
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试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一晚上他就问了我两个问题,问“你喜欢谁的音乐?”
我好象说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问“华人的呢?”
“罗大佑”
就这两个,他没再问什么问题,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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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连线,没有任何新闻经验,日子不好过。现在想起来,他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对我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他心里估计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当时我不理解他,后来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这个腥烈的战场上生存。有一阵子我连结尾评论都不会写了,怎么写都通不过,领导等着审,我瞪着眼坐在桌前,他进来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串场词。我惭愧又感动,一直留着那张纸。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还坐在办公室剪片子,进来对我说了一句,“人们号称最幸福的岁月其实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过回忆起来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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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了调查,跟他见面很少,几年中评论部分分合合,不过很多离开的人钥匙串上,都是挂着新闻评论部的小方铜牌,磨得精光铮亮。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
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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