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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1-7-1 07:51:11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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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是以前写给报纸的。所以有些知音体。而且编辑说,希望我写一些抓人眼球的,比如凶杀色情的,比如黑工偷渡的,比如,失败的人生。国内的人更愿意看。于是就写了这个系列。
   
    序言              小时候,印象中的华人,他们衣冠楚楚,带着白围巾,带着眼镜唱着慷慨激昂的“中国心”。逢年过节,或者天灾人祸,华人华侨总要被提起。
  这些年我生活在华人圈里。我才知道,华人,除了学者,华商,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餐馆洗盘子的小工,地下制衣厂的小夫妻,或许还有站街的女子。
 我也见到过街上乞讨的华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那个旋律。
“我已厌倦漂泊
我已是满怀疲惫
眼里是酸楚的泪
那故乡的风那故乡的云
为我抹去创痕
我曾经豪情万丈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归来吧,归来吆,浪迹天涯的游子
第一篇 偷渡客
我曾在某华人商会做文秘。商会会长方先生五十多岁,初看有些南方农民的土气。常看他高高兴兴走进来用温州普通话说,中午请大家吃日本餐,刚才那个非洲人真爽快,付了45万欧元做定金。这个看起来土里土气的温州人,家资以千万欧元计,是两家进出口公司的老板。
那时,我生活不易,一边上学一边要东奔西跑打工糊口。有次我正在沮丧间,方先生突然说,你们知道我以前做什么的吗?于是,第一次,我知道了这个功成名就的成功者的往事。
方先生是温州乡下人。温州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仅仅是全国人均面积的五分之一。偷渡,就是长久以来的谋生之途。方先生七十年代末就找蛇头偷渡了。偷渡的过程方先生并没有细说,他只是说,他走过水路,也走过陆路,他在闷罐车里面摇摇晃晃又吐又拉,臭气熏天,而且闷得死去活来。
最开始他到了巴黎,找不到工作。于是他就总是赖着去中餐馆的后厨,看人脸色,洗碗打杂。只为最后能吃口剩饭。“那是没有工钱的”他说。那时候他常常肚子痛,痛到满头大汗,“不过,只要旁边的人给点儿吃的,吃下去,马上就不痛了”他又说。
偷渡客,最害怕的还是警察。一次,有人喊警察来了,他哧溜就下地下室了。他表哥却来不及了,趁人不注意就钻到了冰库里。后来警察走了,大家都忘记通知他表哥。过了好几个钟头,有人一拉开冰库一看,他表哥已经硬邦邦了。赶快把他搬出来,他们就给他身上使劲擦辣椒水。“然后呢?”大家着急问。这方会长平时说话慢吞吞,这会儿就更慢了,他喝了几口茶,才说,“然后,就救活了,你们见过的,就是我那个开电脑店的表哥,在海边上有个别墅的那个。”
后来,另一个温州朋友说,他那个表哥真够运气的。他的一个朋友也躲在冰库里的。后来,大家想起来的时候,打开冰库一看,他,硬邦邦的,早死了。
这个温州人后来偷偷向我说起方会长的第一桶金。会长那时欠了“蛇头”大笔债,必须给“蛇头”工作:就是偷偷运输别的偷渡客出来。这期间,老板认识了偷渡客里的一个小姑娘。方先生自己也讲过这事情:那时候,我又穷又傻,大家都叫我“方傻”,没有人肯嫁给我,谁知道就有个小姑娘,那么聪明,那么漂亮,居然就要嫁给我。这小姑娘,就是现在风姿卓绝,腰缠万贯的会长太太了。
在被迫给“蛇头”工作的过程中,这聪明的夫妻二人,一来二去,也摸清了门路。于是每次的偷渡过程中,他们也藏些自己的私货,就这样他们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有了自己的积蓄。然而,最终有一次,他们的私货被“蛇头”发现了。“蛇头”大怒,要剁下会长的一只胳膊,会长太太立刻跪下来,痛哭流涕说绝对再也不敢了。
突然就想起那次那个风韵依然的会长夫人说,我们以前做生意和别人有过节,我就真的跪在地上求别人。等回到家里,我们夫妻就抱头大哭。
有时候,会长会邀请大家到他家做客。他家在巴黎近郊的富人区,300多平米带泳池花园。会长乐呵呵,在楼上楼下的红木和古董之间跑来跑去,会长太太指挥着阿姨送茶送暖。一派富贵气象,更兼鹣鲽情深。
这就是会长的历程。他们的结局里不仅仅包含了无数和他们一起出发,却不幸闷死在货车里的,冻死在冰库里的,以及所有那些魂断异乡的偷渡客们曾经的梦想。也包含了所有那些生意失败而流离失所的,以及那些一朝暴富而夫妻反目的偷渡客们的曾经的梦想。
决定这些成败荣辱,悲欢离合的,虽千万言,岂能尽说?
沙发
发表于 2011-7-1 13:12:40 | 只看该作者
来源:玉垒关)
一 赌场里的物理博士
我遇到刘生的时候,他40岁,头发斑白。他是我的师兄。听说16岁在高考中在全省名列前茅而进入我校。22岁,公派到欧洲攻读博士学位。然而学成之后,刘生不愿意回国,因为违反了之前的协定,而被扣押了护照或者居留,从此就非法滞留下来。
失去了身份的他,没办法找专业工作。他又手无缚鸡之力。最初就靠打一点儿黑工吃口饭。
他英文很好,那时华人不多,就有华人老板们找他做翻译。有时,他就被带到附近的赌场。“他头脑真是好”,据说,他在老虎机旁边转来转去,就发现了些规律。他就找恰当的时机,也小玩几把。总体来说,赢多负少。他就常常要求去赌博的老板们把他捎上,玩几把,见好就收,就是好几天的饭钱了。
后来,有个中餐馆的老板见他老实,就冒险收留了他,让他在后厨做三手。就在躲躲藏藏里,一晃就是十多年。这期间,也有已经拿到居留的偷渡来的女孩对他有意。他却说,他现在这种样子,不想辜负别人的青春,而拒绝了。
再后来,他意外遇到他早已经功成名就的同学。同学感慨万分,之后就费了很大力气帮他拿到合法身份。
我同他吃了顿饭,中间,他好像吃到什么异物,于是把那面包吐出来,看看,挑拣一下,然后又塞进嘴里了。
他说,很想回国看看父母。以前没身份,不敢回,怕回去再出不来了。我告诉他,国内现在发展很好。现在他可以回去了。不过他还是不愿意回去。

二 打工皇帝
这个城市的华人圈,背地里称李某,为“打工皇帝”。不是因为职位高,薪水丰厚。而是因为他,以名校博士,年过半百,在做清洁工。
李某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就在某科研所工作。然而他为人憨直,尽管他工作认真却升迁无门。于是八十年代末,他就自己联系了西欧某知名大学,出国读博士。那时候他都三十多岁了。毕业之后,他的奖学金还有很多节余。那时候,很多偷渡的华人已成了气候,卖百货,开餐馆,大赚其钱。
“你的头脑不知道比那些温州人高多少倍”,他认识的一个昔日的温州偷渡客常常这么说。终于,他动心了。他学的是基础学科,提供给他的工作机会,大多是又费脑细胞,又没多少钱的“科学界的蓝领工作”。他曾经这样说。
他终于和这个温州人一拍即合。投资和他合开了一家卖工艺品的商店。终于要打个翻身仗了。他那时,是这样和他周围的人说的。
然而,这一仗,翻到阴沟里了。其实据说那商店最初生意还不错。然而,他和他合作者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张。甚至到最后对簿公堂。其实据说那温州人想私了的。然而李博士却坚持认为真理掌握在他自己这一方,坚持要在法庭上说话。
最终,旷日持久的法庭战,把生意拖垮了。原本生意不错的商店,连进货的钱都没有了。商店关门大吉了。
这折腾的时候,李博士已经四十多岁了。而且,精神上受了一定刺激。记忆力很差,而且很容易暴躁。他想要再找“科学界的蓝领工作”,已经可望而不可得了。
之后,他换过很多工作,餐馆,福建人的批发店。我第一次见到他,他说他在市政办公室工作。后来才知道,他做的,是清洁工。
他的妻子,也是八十年代处的大学生,现在在做保姆,她常常跟我比较,法国的无比优越,以及中国的总总不是。
然而, 他家里显眼的地方一直放着一封信,那是西南某个知名大学想聘请他做老师的邀请信。信的落款是,九十年代初。

太晚了。 一切都回不去了。
板凳
发表于 2011-7-1 13:13:26 | 只看该作者
巴黎的美丽城(belleville)是续巴黎13区之后兴起的华人区。当年法国大名鼎鼎的麻雀歌后piaf,就是出生在这里,并且在这里的街头卖唱的时候,被人发现,最终名扬欧美的。
现在,在美丽城的街头,歌后余音再无觅处。却常常冷不丁就在街道转角处听到生硬的法语说:先生,先生,30欧元一次怎么样?那是偷渡而来的华人站街女了。这些廉价的化妆品掩盖下的浓妆女子,大多来自中国的北方。她们年纪比较大。文化又低。学法语,找工作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于是填饱肚子的最后的方法,就是站在街头,招揽过往客,偶尔就有猥亵不堪的各族人种,上去和她们搭讪。
我凑巧就认识了她们中间十分幸运的一位。学校打扫卫生的是个中国女人,她只会零碎的法语,见了我她十分高兴。她很豪爽,我们交浅,她却言深。她恨不得把她的每一件事情都讲给我。她来自东北,下岗后,老公好吃懒做。生活得太艰难了。她说“我无论如何都要我女儿读书的,不管做什么都行”。那会儿她都快四十岁了,她坚决地和老公离婚。然后借钱偷渡到了巴黎。那会儿,为了吃口饭,她什么都做。她说,有温州人指着她骂,说她们东北女人跑出来做鸡,丢人现眼。她就反骂,你们温州矮锉子,谁看得上啊?
后来,她遇到一个五十多岁的法国人,一来二去,这法国人说,他很想要个孩子,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愿意和他生孩子的女人,她能不能帮他?他可以娶她。
这大姐对我说,她那时候想,这也行。但是她不能骗他啊。她说那我就直说吧,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生孩子了。法国人就带她去医院检查。她说,结果要出来的那个晚上,她紧张得翻来覆去睡不着,万一她不能生,怎么办啊,她的后半生?
好在,最终医院认为她生育的能力是健全的。就这样,他娶了她,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而她,也就得到了法国的居留。
她那会儿,常常对我说她现在的幸福生活,使我相当佩服她当年出国的勇气。
前段时期,我又在地铁站遇见了她,她前面有个混血的小男孩。她旁边挽着的,是一个法国老头子,出奇地瘦小,甚至有些奇形怪状。他一直不停地病态地打颤。她见了我,不再和以往那样亲热,她有些勉强地打了个招呼。地铁来了,她却不肯和我一起上地铁。她说她等下一趟。

朋友在咖啡馆打工,他们那里有个法国老头子,七十多岁了,常常对人哀叹说,他的丁丁,他的丁丁回中国了,永远不回来了。朋友解释说,所谓丁丁,是这老头子相好的一个站街女。后来,丁丁被警察抓住,遣送回国了。
最近,经济危机。美丽城的站街女也打折了。有站街女比划着十个手指头说,10欧,10欧元一次。听说还有些阿拉伯的老头欺负她们势弱,一次四五个人同时去,却只给10块钱。
那天我在美丽城买榴莲,花了二十欧元,朋友感叹,都够俩站街的了。
地板
发表于 2011-7-1 13:13:54 | 只看该作者
美丽城站街的华人 四 2011-06-30 11:05:42

我在电脑店打工的时候,遇到一个上海人,他说他是偷渡过来,在地下制衣厂打黑工的。他使劲纠缠着我讲价。他说,他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腰都直不起来。工厂在地下,空气又不流通,噪音又大。每个月他有半天时间逛街,他脑子里还总是嗡嗡地响,眼睛晃啊晃,到处都是模糊的。我的老板,一个胖胖的青田人,居高临下带着蔑视地笑着看了我们一眼。我只好一言不发。
其实,比起我的温州朋友阿东,这上海人也不算辛苦。阿东和他老婆是办了假护照先后到法国的。已经将近二十年了。最初就在地下制衣厂工作。那前后他们还生了两个孩子。孩子背在背上。缝纫机旁边放一个小炉子,上面长年累月熬着粥。有时候里面还放个鸡蛋。饿了就扒拉一口。吃饭也是在缝纫机前面,自己吃一口,给孩子塞一口。“工作是不能停下来的,因为你做的东西,下一个人正等着用呢”。每天他们只有五六个小时睡觉。他们有个朋友就是打瞌睡,打着打着,手就跟着衣服料子从缝纫机底下扎了过去了。
后来,实在不行,他们把孩子偷偷送回了国,直到十几年过后,他们都拿到居留,生活略略稳定了,才又把孩子接过来。
又过了几年,他们找到更赚钱的工作了。就是做皮衣。在家里做就行了。但是,做皮衣需要一种胶水,味道很难闻。他们又不能开窗户。害怕招来警察。“尤其是夏天的时候,闷热得不行了,那个味道真是难闻得要死”,阿东的妻子说,不过,收入很高,一天有两,三千法郎的收入。他们就这样还清了蛇头的债务。本来做得好好的,有一天,阿东的妻子突然就倒在地上。一查,是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
“就在这里面”,阿东的妻子指着她眉毛的一处说,“做手术的时候,阿东还忙着,我一个人去的。他们说把我的脸皮都揭开了,翻上去,然后做的手术”。我看着她不过四十来岁,却皱皱巴巴到不成样子的脸,突然就明白了。
后来,有一天阿东自己也突然摔倒了,也得了一样的脑瘤。
我认识阿东一家人的时候,他们在巴黎很偏僻的地方,开了一小餐馆,生意本来就不好,经济危机以来,更是艰难,连生计都有些成问题了。
阿东回忆说,以前他做皮衣,那个真是赚阿。只是后来病了,借了他哥哥的合法护照回国去看病,钱就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从此干活,就再也没力气了。
前年,一个做黑工的东北女子在家里听到警察的声音,惊惶之中,翻身从窗户上跳下去,而横死在异乡街头。其实,当时那班警察根本就不是来找她的。
常常听到偷渡客不幸遇难的轰动新闻。然而,那些躲过了凶险的偷渡之旅,最终却直接,或间接地死于黑工的同胞,更不知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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