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北京“上访村”探访

23日，中国国家信访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办法》提出，从下月起，对跨越本级和上一级机关提出的来访事项，上级机关不予受理。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国家信访局西南角的南站幸福路周围，30年来形成了来自中国各地访民聚居的上访村。“越级上访”大限将至，这意味着幸福路上访民们来京越级上访之路将失去意义，走向终点。

产业链和集体感

49岁的杨恢臣拄着一支拐杖，拖着右边那条不能承重的腿，蹒跚走在北京南站南边的幸福路上。

从这条路向东快到尽头时左拐再右拐，就是中国国家信访局的大门。10天前，来自湖南的杨恢臣乘坐着从怀化到北京西的K268次列车，来到幸福路上，这是他第11次来到北京，但也许是最后一次。

2008年，改扩建的南站正式投入运行，北京市规划委专门向社会征集意见，为南站周边的配套7条道路征名，在老南站的西南角这条东西总长约1.1公里的道路，被命名为“南站幸福路”，在与南二环南北方向连接的几条小巷，也被命名为幸福2巷、幸福3巷、幸福4巷。

然而，这条路上却随处可见不少特殊的面孔，眉宇间特有的愁苦哀怨，与地名设计者期待的幸福表情背道而驰。这些男女老幼随身携带着厚厚的反映各种问题的材料，从中国各地的大小乡村、城镇来到北京，终点就是幸福路东北角的国家信访局。他们被人们称为访民，或者“来京反映问题的群众”。

拐入幸福路，沿北侧200多米的墙根下，聚集着几十个露宿的访民，墙角乌黑发霉的被褥、破旧的锅碗、散发着腐烂味道的食物，无声地透露着他们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持久上访的经历。在这里，能找到近10家每晚10元（人民币，下同）至150元不等的各种条件的小旅馆，也可以用15块钱，在面包车里租到一个木板床“铺位”，每晚可以同时住5个人。不过，这一带最有名的还是被称作“访民大本营”的“六号院”，这个平房大院自发聚集了几十户访民。

围绕着“六号院”周边，形成了各种五脏俱全的上访服务产业链。

“这句‘当地政府包庇被举报人’的措辞不好，应该删去。”一家小旅馆的传达室内，街头讼师闫师傅十几年来承接着300元一篇的“代写诉状”业务，只要拿来材料，几十分钟就可完成。街边小摊上，5元钱一本的“信访通讯录走访乘车路线”等“信访须知”林林总总，共上百种供上访者挑选。而另一处摊位上，衣服上印着大大的“冤”字的一位上访者，也边上访边做起生意，售卖着近二十余种印刷着党和中央各主要领导人名字、地址与邮政编码的牛皮纸信封。除此之外，承诺两天之内点击量过万的网络推手、为上访者及集市老板提供廉价盒饭、住宿的小广告，更是随处可见。

吴家珍（化名）在幸福路附近居住了30多年，从2001年退休起，她作为住户代表，负责维护附近住户的居住安全。据她回忆，10年前这附近就已经开始有了个别上访者出现，但“数量很少”，也远不像现在这样有团体，有规模。然而十几年来，伴随着北京南站和永定门长途汽车站的不断扩建发展，这一带上访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数量翻了十倍不止。当然也有比较清静的时候，吴家珍发现，每逢元旦、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或是重要会议期间，各地来北京截访的人会住进幸福路东不远处的金泰绿洲大酒店，附近的访民也会一夜间变少，而等到节假日结束后，这些人又会仿佛在一瞬间，重新回归。

“这里人多势众，地方上来的截访人员不敢到这里带人走。”杨恢臣说。事实上，除了便宜方便，在不少长期上访者的心目中，幸福路最吸引他们前来投靠的理由之一，是“集体感”。“我们都有一颗团结的心，不知道去哪儿解决问题，马上会有人来告诉你，带你去。”杨恢臣来北京上访四年来，在幸福路上认识了不少上访的“访友”，每次来北京前，他也会询问这些“同伴”，打听上访政策，以及北京这段时间对上访者的态度。

幸福路？不归路？

从幸福路到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有1.5公里路程，中间隔着护城河，明嘉靖四十三年建成的“永定门”临河而建。永定门的命名寓意“永远安定” ，而每逢周一周三周五的上访接待日，国家信访局路边常年守候着的十几辆警用车辆，却让人感受着空气中的不安。

国家信访局网站公布的接待时间是上午8：00—11：30和下午1：30—5：00，但下午的来访登记到4：20就结束了，访民想在这一天递上“材料”，须在4：20之前排到队伍的最前面。信访局大门口是排队导流的绿色铁栏杆，中间挤满了拿着材料包的访民们，没有想象中的群情激昂，更多的表情是习以为常的淡定麻木。

几乎所有上访者的口袋里，都装着他们冗长而难以厘清的故事——悲情抑或偏执，坚持抑或执拗，千古奇冤抑或证据不足，惊天黑幕抑或捕风捉影，合情合理抑或胡搅蛮缠，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解读。然而，为了见清官，告御状，孤注一掷的越级上访，从希望到绝望，次数越多，积累的成本也越大。

早上7：00，64岁的辽宁鞍山人卢保林（化名）拄着一根木棍夹在队伍中间，已经数不清在这里排了多少次队。八年前他的妻子在一起刑事案件中去世，他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自此便长期在北京上访。直到9：00左右，他才领到登记表，但填完表交给接待员后，他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再受理。

74岁的田开凤从14年前开始来到北京上访，如今已是满头白发，14年里，她已经记不清在幸福路周边住过多少次，只知道包括儿女积蓄在内的几十万块钱全部家当都已经投入其中。

来到北京已经9天的杨恢臣从国土资源部信访办公室回到住处，掏出了口袋里仅剩的一百一十元零两角钱。在幸福路，杨恢臣租住的“树屋”每晚花费20元钱，加上一日三餐、喝水、打印材料，每天花销压缩到最低40元左右。9天以来，他出门时随身携带的800元钱已所剩无几，与他此前的10次上访一样，在相关部门给出能够令他满意的结果之前，先到来的是“没钱了，支撑不住，必须回去了”。

从2011年第一次决定来北京上访开始，仅仅四年，杨恢臣就花光了此前他四处打工积攒下的十余万块钱，如今和6岁女儿相依为命的他唯一的生活保障是靠当地政府每月几百块钱的低保。在漫长的上访过程中，杨恢臣的老婆也因为无法忍受生活的动荡而选择了离开。

和杨恢臣的遭遇类似，大部分上访者从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很难再回头。来自黑龙江的一位上访者自从2000年来到北京，已有14年没有离开北京，14年里，她甚至没和自己的儿子通过一次电话。大桥下、树洞下、墙根、路边都曾是她的栖身之处。“我已经不抱能回家的心思了。”

摘自欧洲时报